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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文革”初安东将军之死及其风波

更新时间:2013-10-17 23:42:17
作者: 王锐  

   “安东之死”被列为专案后,聂帅从根本上不相信安东会有什么“政治问题”,更不相信康生、谢富治等人说安东有所谓“国际背景”,甚至里通外国。

   因此,为澄清事实,他也很想实事求是地弄清安东的真正死因。

   不过,国家公安部当时受康生、谢富治等控制,聂帅无力过问。

   为此,聂帅指示国防科委负责人,以及参与调查的相关人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调查,弄清事情真相。既对死去的安东负责,也对其家人负责。

   聂帅这番告诫,对保证“安东死亡案”调查的正常开展,起了很关键作用。

    

   死因调查扑朔迷离

   然而,随着调查深入,逐渐得知,在安东猝世前几天,也确有一些值得重视和思索的情况。

   专案人员调查得知,5月21日安东服药去世之前,大约一周左右,国防科委办公室,曾给安东送来几册“文件汇编”内部资料。这是关于国防科委机关总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在机关内部所谓“民主生活会”上,给几位主要领导提的“意见”的综合汇报。

   这份汇报资料显示,其中,对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提的意见较多,也较尖锐。

   当然,这些针对安东的意见,主要是一些关于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如说安东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待下级,爱训人,爱发脾气,处理事情也比较主观武断等等。

   然而,其中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和立场观点,比较严重的是这样一条,有人认为,安东将军“不突出政治”,甚至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无疑,在“文革”运动风潮乍起,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普遍都对此感到不安和自危的情况下,这些带有揭发性,批判性的材料,对安东将军,肯定构成了某种政治压力。

   特别是联系到经毛泽东点头认可,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那么一段让人触目惊心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段话,可以说让当时中国好大一批干部(包括军方领导),都感到惶恐不安。

   安东见到那几本文件汇编中,对自己问题的披露(尽管是“民主生活会”),又联想到《五·一六通知》中那咄咄逼人,份量非同一般的警告性言辞,其内心肯定比较紧张。

   而且,聂帅后来还了解到,在安东去世前不久,某些领导,曾经把国防科委这些年在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将责任全部推到安东头上。尤其是,安东猝逝3天前的5月18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因“三家村”问题受冲击的自杀辞世,消息震动北京及中央高层。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文革”运动,安东的处境及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凭聂帅多年对安东的了解,其一贯精明能干,思想活跃开朗,这点谈不上多少实质内容的“问题”,似乎还不足以让年富力强的安东走上绝路。

   而且,专案人员的调查及现场堪察情况也不支持“自杀”为死因。

   首先,自杀者多半会做好充分准备,及留下“遗嘱”之类。而安东将军却没留下类似“遗嘱”的东西。

   其次,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者,一般会卧于床上,安静辞世。而安东将军被发现昏迷时,是在办公桌前,一只手还手握电话话筒。这不象是一个立意自杀辞世者的模样姿势。

   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安东那一阵心情不好,夜眠很差,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导致不幸。

   这种情况,过去也曾经在某个高干身上出现过,只是由于发现得早,抢救及时,才没导致悲剧。

   当然,对于聂帅来讲,也找不到安东之死,不是自杀的足够理由和证据。不过,他相信一点,就是安东无论如何不会有“政治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聂帅才有9月12日在国防科委汇报会上,被认为是“包庇安东”的一番讲话。

   随着“文革”的深入,局势更加混乱,运动锋芒以及斗争予头,指向性也越来越宽泛,被揪斗打倒人物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国防科委内部,两派斗争加剧,安东死亡事件,反倒成了次要问题。

   康生亲自布置的“专案调查”,也由此不了了之。

    

   聂帅再次挺身而出为安东作结论

   然而,1968年以来,全国又大张旗鼓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国防科委内部,又有人翻出旧帐,再次将“安东之死”,列为被清查的“专案”之一。并再设“专案组”,组织人马,展开全面调查。

   可是毕竟就是那么一个“非常死亡问题”,查来查去,也无实质性进展,没查出安东将军几十年人生,任何一点可以大做文章的东西。

   所谓“安东之死”的“专案调查”,再度搁浅。

   1973年,政治形势稍有缓和,“安东之死”,就那么不明不白地作为问题挂起。可另一方面,却给安东将军的的家人,长期蒙上“政治阴影”。

   为此,安东将军的爱人李树坚,给聂帅写去一封信,要求正式为安东作出组织结论。希望聂帅能过问一下此事。其时,聂帅尽管也因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1968年“杨余傅事件”,而被列为“犯错误”的高彶领导人,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长期打入“另类”,处境比较困难。但他仍本着负责的态度,给国防科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关于安东同志的非正常死亡问题,建议国防科委党委按中央1972年45号文件指示精神,做出恰当结论,并报军委审批。

   聂帅在信中,有意仍称安东为同志,这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是需要点不惧邪恶的胆魄和勇气的。

   由于聂帅敢于出面仗义执言,国防科委有关领导经慎重研究,最后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经中央军委批准后,给已故多年的安东将军,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正式结论。

   至此,“文革”中曾经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又显得扑朔迷离的“安东之死”引发的种种风波,才得以划上句号。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环境更加宽松,安东将军的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落实和解决。

   再以后,类似《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谱》等多种官方出版物,在安东条目中,均采用“1966年5月逝世”这种表述,回避了“非正常死亡”的提法。应当说,这种写法也非事实求是,其也有隐瞒历史真相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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