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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公平和效率的疑惑

更新时间:2013-10-17 23:07:04
作者: 刘云枫  

  

   1.两个案例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原因在于,公平是很难精确定义和描述的。当人们将精力纠缠于“什么是公平”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就失去“效率”,停滞不前了。因此,为了避免和经济学家一样陷入无休止的概念之争,我们从两个故事说起。

   1405年,一个名叫郑和的太监,受“大明朝”篡位皇帝朱棣的派遣,从南中国海出发,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开始了远洋巡游——这个船队的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航行距离之远,是今天的中国海军也没有达到的。此后28年间,郑和率领其船队,七下西洋,先后到过亚洲和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了大明朝皇帝对这些蛮邦藩属的亲切问候,也带回了“天涯海角”的人民对大明皇帝的无限景仰和感激之情。

   这是一段只属于中国人的辉煌历史,事隔600年之后,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的专题片中,画外音充满深情地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创造的海上奇迹,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也因此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这一伟大的事件发生在整整600年前,有历史学家猜测,这支船队甚至绕过了好望角,完成了环球航行。郑和船队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世界知道了那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

   评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并不是本文所关心的。我们的焦点在于“七下西洋”的效率——“下西洋”的投入无疑是非常浩大的,粗略说来,包括建造200余艘豪华船只的材料、人工;2万八千人的柴米油盐和淡水;馈赠各国元首和贵族的礼品等等,每一次出海所费应在数百万两白银以上,还要搭上很多年轻人的性命。

   所以,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即可知郑和下西洋是一笔赔本买卖,不是小赔,而是大赔特赔。这也就难怪郑和下西洋成为空前绝后的“壮举”,也难怪这支大明王朝海上御用广告使团,兴起时轰轰烈烈,消失在忽然之间,并且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要不是历史学家们不辞辛苦,恐怕中外人等都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样不可理喻的“航海运动”。

   郑和之后,宪宗皇帝又来了兴致,想派人沿着郑和的路线再“潇洒走一回”,时任兵部侍郞的刘大夏为了堵死这条路,把郑和的资料藏了起来,还公然放话:“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航海资料找不到了,中国人大规模地下西洋的路线也就断绝了,剩下的只是没有生计的流民贸然出海成为天国的弃民和海盗,而已。

   显然,单纯从经济角度是很难解释为什么赔本买卖持续了28年,虽然,明朝皇室是中国历史上最弱智的一个家族,但他们也没有愚蠢到数不清银子盈亏。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明朝皇帝和东南沿海各国做一笔交易:大明朝拿自己的银子换取各国的朝贡和名义上的臣服,树立大中国世界中心的形象和明天子“天下共主”的权威。

   经济上赔本,政治上空吆喝,郑和下西洋的其他收益如何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张彬村先生指出:“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发现新航路——他的船队所航行的路线和所到达的地方,是宋朝和元朝时代的华人已经熟悉的旧航路和旧港埠,不是新航路和新世界——也没有带来新市场,没有促进生产与消费,没有给人类提升物质方面的福祉。如果郑和下西洋有甚么新意,那大概就是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

   郑和船队的规模是无可匹敌的,但它标志着一个夜郎自大又衰弱不堪的旧帝国的告别——因为谢幕,所以隆重,就像一个铅华厚重的老美人的盛装出行,虽然华丽,但再也引不起男人们的兴趣,空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在历史的旷野里回荡。代之而来的是哥伦布、麦哲伦、达加玛率领的小规模船队,但这些船队却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因为开始,所以弱小,但他充满了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在冲过惊涛骇浪之后,发现了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新大陆”。

   哥伦布的船队有三条船,三艘船大小各不相同,在船上装有大炮,与当地土著居民做交易的物品以及6个月粮食和其他食品。旗舰“圣玛利亚号”,重130吨,长约35米,甲板长18米,有3根桅杆,并备有角帆,哥伦布任船长。第二艘是平塔号,船长是马丁·宾森,重90吨,速度快,船体长度只有旗舰长度的一半。第三艘尼娜号,重约60吨左右,船长是马丁的兄弟维森特·宾森。宾森兄弟也是做为投资者参加这次探险的,是否成功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遥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船队虽小,目标却十分远大,包括哥伦布在内的87人都是被“黄金梦”烧得发烫的探险分子,这一点,哥伦布说得特明白:“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谁占有黄金,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了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之升入天堂享乐的手段。”

   没有人不喜欢黄金,包括富甲天下的国王和王后,加之,这次航海是西班牙国王资助的。哥伦布担心自己找到的香料、黄金、土地和其他财富被国王拿走,自己出生入死,反倒一无所获。所以,为了保障“劳动果实”不被窃取,出海之前,哥伦布和西班牙国王签了一份契约,契约详细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包括:国王和王后对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拥有宗主权,而哥伦布被预封为“新发现土地”的“世袭总督”,享有实际控制权;哥伦布对前往“新大陆”贸易的船只可以征收10%的税,对自己运往西班牙的货物国王必须免税。

   哥伦布等人经过71个昼夜的航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在现今的巴哈马群岛上,哥伦布第一次看到了全裸的、古铜色皮肤的印第安美女,但哥伦布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他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宣布登陆的岛屿为西班牙领土,升起了代表国王和王后的“F”和“Y”字旗,并匍匐在地对给他们带来好运的上帝表示感谢。然后,就带领船队继续自己寻找黄金的冒险。

   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大获成功,时隔7个月12天之后,哥伦布率领船队回到西班牙,船上带着大量黄金、当地特产以及6个印第安人作为人证。此后,哥伦布又三次远征,率领船队向加勒比群岛和南北美洲进发。哥伦布探险引发了西班牙国王和民众的发财梦,随后的一个世纪,西班牙人的足迹遍及加勒比群岛、北美洲东海岸和南美洲全境,大量的人口输出和黄金、白银流入使西班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先富起来的”国家。

   实际上,不光西班牙,整个欧洲能有今天,基本上是托哥伦布的福。虽然,“先富起来的”欧洲人在提到他们祖先对印第安人的强盗行径时,常常不好意思,并著书发愿、深刻反省。可富足的生活是谁也拿不走的。再看看曾经向东南亚邻邦炫耀的泱泱大国,至今在为过上“小康”生活而孜孜以求,而那样的日子是500年前的欧洲人就享有的。

   2.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

   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哪一个更有效率,不言自明。不过,为了说明,列一个清单,也很有必要。

   “郑和下西洋”所得:

   1,东南亚各国知道中国有一个篡位的、冒傻气的皇帝,四处散财。

   2,从孟加拉国买了一头长颈鹿,以为是“麒麟”,其实不是。不过,永乐皇帝朱棣说是,中国人也都认了。

   3,在马六甲等地建立了四个官仓,现已踪迹难寻,但为繁荣中国和海外的考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4,奉行“和平主义”,没有在外殖民和扩张,也没有一寸土地是姓“朱”的。

   5,尊重和保护当地文化,不强制推行汉语和汉文化,为今人建立“孔子学院”留下了广阔空间。

   6,每一次航行都是“循着前人的轨迹”,没有“越轨”,也没有发现新航线。

   “地理大发现”所得:

   加勒比海和美洲印第安人从此知道西班牙人是最血腥和蛮横的强盗,西班牙国王就是这些强盗的总头目。

   西班牙从海外殖民地运回了大量黄金、白银,以及美洲特有的植物,包括玉米、棉花和烟草,并引入了印第安人独有的梅毒。

   西班牙殖民地遍布加勒比海群岛、中北美洲和南美洲,西班牙本土反倒成为无人光顾的大杂院。

   普及西班牙语。

   传播基督的福音,让更多的人成为上帝的子民。

   把美洲当印度,把蛮荒之地当日本和中国,在学术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西班牙人和欧洲人在检讨哥伦布所犯的“罪行”,中国人在回忆郑和曾经的光荣。200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之际,我们听到了所有可能的称赞,偶有学者提出让人反思的话题,也被廉价的“民族主义”热情淹没了。但是,牛皮也经不住老吹,吹得人多了,也就破了。在郑和下西洋的“低效”、“无效”成为事实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阐释为什么没有效率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一个勤劳和“智慧”的国家。

   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这就是问题的唯一解答。从来没有不公平的效率,也不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公平的环境下诱发无效率的经济行为。如本文所言,虽然我们不能清晰地界定公平的概念,但哥伦布所享有的公平远不是郑和可以比较的。

   哥伦布出发之前,和西班牙国王签了“生死状”——国王夫妻也挺狠的,说哥伦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他们许诺的赏赐条件全都无效。即便如此,哥伦布也是幸运的。至少,他可以和国王谈条件,“双向选择”,哥伦布要是不愿意去,国王也没有办法。反过来,如果探险成功了,功劳也不能只算在国王一个人头上,哥伦布也有份。如果说,国王和哥伦布是一伙强盗的话,协议书就是一张白字黑字的“分赃协议”。

   西班牙国王和哥伦布的强盗本质是难以磨灭的,不过,也不要因此就以为永乐、郑和多么高尚。朱元璋是一个成色十足的“盲流”(可以参考《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永乐和朱元璋一样,也不干净。可,盗也有高下之分,西班牙国王聪明绝顶——他允许哥伦布从“赃物”中分得很少的一份,这样,哥伦布才干得起劲。哥伦布宣布巴哈马群岛属于西班牙国王,也是在给自己颁发海外殖民地总督的委任状;在给国王掠夺黄金、白银的时候,也在计算着自己财富的增长。

   朱棣是一个笨贼,郑和则是这个笨贼的奴才。他和永乐皇帝之间是没有契约的,他是皇帝驱使的一只走狗,是没有自我主张和个人意志的木偶。永乐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永乐让他死,他就必须去死,他甚至连选择死的方式的自由都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郑和出海所得到的一切,都天经地义地属于皇帝本人,郑和不能染指分毫。既然不能共享“赃物”,郑和何必那么卖力呢?

   事实正如我们分析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风平浪静的“和平主义”,少有疾风骤雨式的流血冲突。原因何在?没必要。拿多少钱出多少力,朱皇帝一毛不拔,郑和出力也有限。要是朱棣也让郑和当海外殖民地的总督,也让郑和抽捐分税捞油水,相信郑和对东南亚人民的感情也不会那么深厚,没有阶级仇,肯定有民族恨。哥伦布在美洲犯下的罪行,郑和未必就干不出来;而郑和所开创的事业,也不会在哥伦布之下。

   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实行“海禁”。朱棣当政,子承父业,国门四闭。郑和统领的皇家船队浩浩荡荡出海的同时,对民众,依然“片板寸帆不得入海”。因此,在中西方航海活中,我们应该看到郑和的“待遇”和哥伦布相比是不公平的,我们更应该看到明王朝对民间海上经济活动的限制、压抑和打击,较之郑和之不公平,这是一种范围更广、层次更深、危害更大的不公平,余毒所及,至今犹烈。

皇室垄断商业活动,在中国古已有之。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一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二是因为古人的认识水平有限,总认为商业是有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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