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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马克思主义实效观

更新时间:2013-10-17 22:18:21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提出“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地材料加以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23]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说“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容易下决心,太容易普及。”[][24]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25]邓小平所讲的是不同地区可以采取不同的原则,而且讲得比较多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原则,同样也是完全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改革原则。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

  

   邓小平理论是在建设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和文化改革等的基础。然而怎么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关键。邓小平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提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26]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系统阐述集中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典范,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实效观。邓小平理论的通俗表达是“猫论”。邓小平在1962年在谈到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提出猫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27]这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上的应用。不管是打战、恢复农业生产、经济建设还是各个领域的改革,完全按照老规矩、老路子办就是教条主义,采取固定不变的形式、一刀切也是教条主义。

   通俗版的猫论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实际上说了三个问题:目标是“捉老鼠”,手段有黑猫和白猫,捉到老鼠是判断是否好猫的实效标准。然而,有些人只是盯着固定的目标“老鼠”,而又庸俗地把老鼠理解为金钱或者GDP等物质目标,把手段对目标的实现理解为“不择手段”。很多人批评“猫论”是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认为“猫论”是实用主义哲学,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这是对“猫论”理解上的本末倒置。

   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猫论”来自于四川农村,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对于城里人来说,“猫论”可以改为“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这是因为,城里人买猫一般不是为了捉老鼠,而是为了好看听话,是宠物猫。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判断标准都是实效: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目标。仅仅讲一句话的“猫论”容易产生误解。我们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新猫论”:“农村实用猫”: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从“新猫论”可以抽象出:目标、手段和实效标准。目标和手段都是变量,核心是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不同人的目标可以不同、不同国家的目标也可以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可以不同;手段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先入之见,最终的判断都是以手段对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为标准的,因为我们主张“人是目的”,所以不存在不择手段问题。“新猫论”中的目标可以是物质财富,也可以是精神财富,还可以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组合。例如新农村中的猫可能既要会捉老鼠又要好看。“新猫论”的实质是理性目标的有效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用最优手段实现目标。如果农民买猫的主要目的是抓老鼠,买来的猫只是好看听话,甚至于与老鼠逗着玩,那么这个农民就主次颠倒了。同样,城里人买猫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宠物,而买来的猫只是会捉老鼠,也是没有用的。将农村实用猫捉老鼠的标准应用于城市的猫是教条主义,将城市宠物猫养眼的标准应用于农村的猫也是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个领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新猫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新猫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表达方式。

   我们不只是买猫,我们还养花,我们还进行科学研究,从事各种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不同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目标不同,约束条件不同,自然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手段和制度也不一样。然而当前我们很多人将邓小平理论教条化,出现各种各样形态的教条主义,制约着我们下一步的改革。

  

   当前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将教条主义作为主观主义的一种,等同于本本主义。实际上,人们将自己过去的或者别人过去或现在的成功经验或者原则应用于现在的事物时,不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不研究事物的特殊性,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经验或原则来处理问题,都属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可以分为时间上的教条主义、空间上的教条主义、人的教条主义和事的教条主义,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人或者不同事应用同样的经验或者原则都是教条主义。别人成功的经验或理论一定要应用于自己是教条主义,别人成功的经验或理论一定不能应用于自己也是教条主义。不同时空下不同人或事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约束条件不同,无条件地应用同样的原则就是教条主义。将经济建设方面成功的经验应用于未来和其他领域是教条主义,以一个统一的模式解决一切领域的问题也是教条主义。当前教条主义有下列五种突出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将“北京共识”应用于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所谓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就是将我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例如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我们现在所取得的经验只是实现阶段性目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成功经验。如果我们将这些经验模式化应用到下一步的改革之中就是教条主义。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28]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阶段目标。由于我国人口多,资源相对稀缺,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也是可实现的。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本质所指引的目标。但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需要分阶段走,也就是将伟大目标分解成具体可实现的短期目标。按照邓小平的设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逾越的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在克服两极分化的问题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宁要共同贫穷,不要两极分化。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两极分化是介于共同贫穷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共同贫穷在两极分化的左边,共同富裕在两极分化的右边。从两极分化到共同贫穷是一种倒退,从两极分化到共同富裕则是进步。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于共同贫穷状态,最理想的发展当然是从共同贫穷直接到共同富裕。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实际上也就是在物质财富极其丰富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上层建筑而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的一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29]也就是说,“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间环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而决不是目标。而且,邓小平还明确提出了解决两极分化的途径和时间表,“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最近几年国内外广泛炒作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试图将我们实现阶段性目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形成的制度模式化作为进一步改革的制度,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这样下去必将使两极分化进一步拉大,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越远。我们从新猫论知道,目标不同一般手段也不不同,下一步的目标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可能完全不同于实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制度环境。如果说“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那是因为它们的目标可能与我们曾经的目标相同,那么我们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摒弃这种制度模式,因为我们的目标发生了转变。

   第二种表现是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教条式地应用于一切领域,一切领域都围绕GDP转。现在的中国各级政府实际上是超级大企业,“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的商业机构了。性质相同的商业机构互相竞争,是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另一个理由。”[][30]按照经济学原理,追求利润是企业的事情,政府只是提供公益产品的组织,政府应该与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说政府在“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唯GDP还有一点道理,那么追求学术GDP和教育GDP就是无理取闹了,因为质量是学术和教育的生命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学术的支持力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学界的管控,政府对学术的管理类似于企业管理。由于管理者不可能对所要管理的学术领域不可能都了解,所以,评价机制必然是数量上的,除了科研经费,就是论文数量和刊物级别,学术研究成了项目的代名词,而学术所需要的独立精神和最重要的原创性成果则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现在大学的基本模式是老师的基本工资仅够养家糊口,要想稍微生活富裕一些,只有做项目或从事第二职业。教师的职称和相应的各种待遇都与科研项目经费和发表文章的多少直接挂钩,这对学术的发展是致命的。2011年3月28日,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知识、网络、国家:二十一世纪下的全球科技合作》的调研报告,称中国有望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出版物数量最大的国家。然而,我们真正能够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科研成果屈指可数。作为发展中国家,模仿和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是取得成功最快的途径,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的是要做全球的领头羊,而不是跟屁虫,唯有领先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华民族傲视全球,因为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

我们不能将市场经济的原则扩展到一切领域,因为不同领域的目标不同。因为我们改革前极度贫困,我们的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人们在经济领域追求利润与金钱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现在将仅仅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体制无限扩展到一切领域和一切人,评价标准单一化,这是教条主义,是将邓小平的猫论教条化,是教条式的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人民都在“捉老鼠”(赚钱),谁会赚钱谁就是老大,为了赚钱,人们既不管亲情也没有道德底线,所有人都好像是商人,官员像商人,学者也像商人。政府则捉GDP这只老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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