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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标本

更新时间:2013-10-17 14:44:37
作者: 孙郁 (进入专栏)  
思想里未尝没有自我意识的影子。但到了“文革”时代,当沦为阶下囚的时候,批判自己的竟是些无知的盲从者。知识成为罪过,无知无畏才是英雄。这不是韦君宜、王瑶心目中的革命,他们当年在清华搞革命活动,所要看到的未来不是今天的样子。在智性消失的年代,革命的价值还有吗?

   因了视野的限制,许多学人的遭遇她无法涉及,但就目光所及看,学界的人与事,尤甚于文坛。王瑶后来不能再写《中古文学史论》那样的著作。连他的《新文学史稿》,也成了问题。北大学生所写的文学史,完全不及老一代的厚度,以新生力量代替古老的学问,那结果是,我们已经没有学问。

    

   历史的吊诡之处

   当革命使表达与思考都无力的时候,仅有道德的救赎是不够的。知识分子除了要有使命感与道德的激情外,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思想的自由与知识的不间断的积累。当后者缺失的时候,前者的价值也会随之丧失。我们总结历史,是不能不看到此点的。

   韦君宜写自己的经历,带着失败的痛感。她知道自己走在一条灰暗的路上。那么多可爱的人被摧残了,智慧不再开花,只有恶魔当道。她和巴金一样,并不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也常常忏悔自己。也就是有人所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回望自己的途中。不过,巴金的追问,还是人道主义者的追问,延续的是五四的脉络。而韦君宜之追问,却是革命者自身的内省,她与夏衍、胡风、聂绀弩晚年的自我的反观,更有思想史的价值。这与俄国革命后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冷观,有可以互证的地方。我们因之可以更为明晰地看到前人的选择的合理性中所含的悲剧性。

   知识阶级到生活的深处去改造社会,永远都是值得赞佩的选择。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可否保持独立的立场与自由的思想,可否在创业里有知识的积累与创建。如果没有这些,则会导致自我的失落,精神不再有自主的力量。所以,道德化的激情与自由的精神的保持,是一个不能失衡的存在体。知识阶层在激进的途中没有疗救自我伤痕的技能,也即思想的冷观,那无疑要陷进更深的泥潭。革命时代的遗产给后人深省的地方,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历史有时是吊诡的存在。革命发生的时候,如果参与者没有思想的深厚的积累,或者说知识阶级还缺乏基本常识的时候,选择的结果可能与预设是相反的存在。五四之后中国的悲剧是,我们的学术界没有积累深厚的资源,对历史与现实的描述都处于简单化的层面。大学不仅没有提供思想的支持,民间的思想资源也颇为有限。在一个失调的文化环境里,道德化的冲动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与精神自身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生态的语境,一切言说与实践都会流于空泛。杜维明那些学人希望回到儒家秩序找精神的资源,可能是看到革命时代文化生态失衡的一种困境。这种选择自然也存在争议,可是他们看到了激进主义的问题也是深切的。新的思想与传统只是单一逻辑地衔接的时候,大概只能加大文化的失衡。在这个层面来看韦君宜那代人的选择,我们能够发现更为复杂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分化成象牙塔与十字街头的不同的营垒,遗憾的是两者都没有看清彼此的价值。它们互相隔膜又不得通融,结果造成文化的更大的萧条。民主思想与精神的演进不像那一代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知识分子不能垄断真理或占有真理,只能在通往真理的路途里。真理不在自身,而在与陌生存在对话之中。五四之后的问题是取消了对话,只有斗争,取而代之的独断论,导致我们看不见他人,明澄之路忽断,太阳落下去了。这个教训今天不去面对,重蹈覆辙也并非没有可能。

   现在是一个清理近代遗产的时候。但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在与近代遗产相遇时,上千年历史的基因显得无足轻重了。中国文化的短路史,使我们丧失了再造文明的能力。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学子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可是忽然发现与自己的梦更远了。清理遗产不是简单的归类,而是一种“抉心自食”,知道我们都多少含有罪的影子。有痛感的人,方可知道寻药的重要,但是对于麻木的知识群,韦君宜的警示会激起多少人反观自己,还是一个问题。

   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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