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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志: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伦理”研究(三)

更新时间:2013-10-17 14:30:08
作者: 周睿志  

  

  第三节:黑格尔法哲学中“伦理”概念的基本内容

  

  黑格尔的“伦理”概念统摄着三个基本的群体形态,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对伦理内容的分析,要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三种作为伦理具体表现形式的群体形态上。

  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结构或群体形态,在其内部包含着一套自我维系的机制。探究它们的内部机制,能够使我们更加实质地把握住这些群体形态的内涵。

  具体说来,家庭的机制是“主观情感连带(solidarity in feeling and emotion)”,市民社会的机制是“互惠利益连带(solidarity in mutual-benefit)”,而国家的机制是“国家作为其成员的最高命运共同体(the highest common destiny)”。我们这里对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内在机制的探索,看上去像是一种对这些群体形态的社会学研究;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社会学分析,而是要在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来研究这些伦理实体的在形而上方面的意义,即研究它们以怎样的方式规训着个体成员的意志,并赋予其实在内涵的。社会学可能仅仅限于揭示这些群体形态的有限功能,但我们这里的目的却更加深刻,在于追问这些群体形态如何引领着个体实现自由。

  接下来,我们首先分析“家庭”的内在机制,指出家庭是以“主观情感”作为内在连带的,即个体在家庭中是以主观情感的协调而使自己摆脱孤立性、落实社会性的;然后,我们分析“市民社会”的内在机制,指出市民社会是以“互惠利益”作为维系自身的原则的,在市民社会中,个人通过符合“需求体系”——即客观市场规律——的行为而使自己受到规训的,市民社会也是涤除个体主观任性的大学校;最后,我们分析国家的内在机制。对于公民来说,国家是一种最高的命运共同体;它不仅仅是一种秩序共同体(state),还是一种文化共同体(nation),情感共同体(patriotism)和利益共同体。

  

  一,以主观情感连带为机制的“家庭”

  

  家庭的原则是主观情感。对于家庭这种群体形态来说,它维持自身持存和运行的纽带是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关系。

  对于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结构而言,每一种社会交往结构都具有其内在的连带机制,有的是以经济利益作为内在连带的,如经济企业;有的是以共同兴趣爱好为连带的,如文体俱乐部;有的是以安全利益为连带的,如武装同盟。家庭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结构,或群体生活形态,是以主观情感为连带的。家庭中的主观情感在来源上很复杂,有的部分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有的是基于爱情而产生的,有的则是基于抚育教养关系而产生的(对于存在着收养关系的家庭来说)。主观情感是家庭的存在方式,也是家庭成员间相互结合的方式。

  为此,家庭成员间可以不需要理智,但是不能没有情感。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一旦由情感主导变为理智主导,就可能导致家庭的解体,比如,婚姻关系的破裂,父母子女关系的断绝等等。

  在“家庭”这一概念中,包含了三个环节,“婚姻”、“共同财产”和“子女教育”。婚姻以最直接的方式体现着家庭的情感连带原则;共同财产则以物化、实证化的方式证明着家庭共同体的实存;子女教育问题则最为深刻地体现了家庭作为群体形态对个体的教化和规训,体现了家庭在自由形而上学方面的意义。

  家庭生活是个体摆脱孤立性、去除任意性、获得社会性与自由的第一个步骤。接下来,我们分别对家庭内部的婚姻问题、共同财产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进行阐释。

  婚姻和爱情不单纯是一个主观感觉的问题,而是蕴含着深刻的自由与法的意义。婚姻和爱情始于主观感觉,但它们的本质却是情感和意志的协调。我们常常歌颂爱情中那种发乎天然、始乎赤忱的情感;爱情在我们的意识中,就像出水的芙蓉那样包含着天然、美丽、摄人心魄,它能同时撩动我们肉体中的血脉和灵魂中的激情;爱情能使我们的肉身和心灵同时达到迷狂的极乐境界。因为爱情的这种使人达致极乐状态的功能,它成了一个人类永久的话题。然而,对爱情的如是这般的理解,还仅仅只是处在一个肤浅的层面上。 把爱情理解为一种美妙感觉的看法,只是注意到了爱情的缘起问题;一个如此理解爱情的人,可能仅仅会成为一个不断猎艳的勾引者、诱奸者,会成为一个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的陈世美。这种人还不懂得爱情到底是什么。

  爱情的本质在于情感的共鸣和意志的协调。当人处在爱情中(In love)中的时候,相爱的双方彼此都努力地去揣摩对方的情绪和意志,从而使自己的情感和意志与对方相互协调。爱情包含着努力发现对方情感和与对方情感相协调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都促使相爱者一定程度地放弃自己的意志、顺从对方的意志。经历过爱情磨砺的人必定是一个懂得克制自我、服从他人的人。爱情使人去除自身的主观任性,去除自身的顽固性和偏执性。为此,我们可以说,爱情是一种驯服意志的机制,是一种使人社会化的机制。一个懂得爱情的人,必定是一个能够克制自我任性,理解他人、体贴他人的人。

  某种程度上,爱情和友谊有着相似的一面。爱情和友谊都以情感共鸣和意志协调为本质。然而,二者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友谊比爱情更加纯粹、主观。友谊的缘起几乎是理智的,也就是说,友谊的发生大多居于品格的信赖、兴趣的一致或者领悟力水平的相当。但是,爱情的缘起则是情感与理智的混合,在爱情发生过程中,审美上的吸引力、品格的信赖、对未来生活的共同憧憬等等都是原因。由于二者缘起的不同,友谊往往会停留在主观纯粹的层面上,比如,友谊的持存只需要彼此间心有灵犀、惺惺相惜、心领神会即可,它不必然需要更多的实证化条件来支持。而爱情如要持存,则需要被爱者间的厮守、身体的亲密、对未来的共同期待以及为了未来而共同奋斗等等。比较而言,友谊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情感形式,而爱情则内在地需要进一步客观化。

  当爱情缺乏彼此间肉身的厮守、对未来的共同期待时,爱情就会破灭。为此,爱情本质上需要婚姻作为它的定在或实证形式。爱情是婚姻的主观形式,婚姻是爱情的物化形态,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由此,“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是耍流氓”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深刻的。

  婚姻给予爱情的,仅仅是一种合法化确认。家庭共同财产是婚姻和爱情的进一步实证化。

  共同财产把婚姻和爱情更加客观地表达出来了。在这里,共同财产不是一个民事上的静态物权概念,它是一种动态的生活机制。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共同地创设、占有、使用、支配、处分属于该家庭的权利。在共同财产机制中,家庭成员彼此间相互协作、意志协调;这种机制进一步在更加客观的层面训练了家庭成员的意志协调能力和理性能力。

  当代婚姻家庭法中存在着一种夫妻间的约定财产制。这种制度规定夫妻间的财产所有状况可以优先由夫妻相互约定,从而明确各自财产份额。这一制度在本质上与婚姻的理念相违背,使婚姻中的特殊性过分彰显;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一制度看做是婚姻理念在现实中的无奈妥协,也可以把这一制度看做是“原子主义”的政治哲学在婚姻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子女教育”是家庭概念的第三个环节。子女教育问题最直接地把家庭对于自由和法的意义给揭示出来了。我们知道,所谓自由,就是一个去除个体孤立性、主观任性,接受伦理教化,从而实现自我社会性内涵的过程。在婚姻与共同财产的环节,家庭的自由和法的意义还是间接的,它们自在地、无意识地体现在婚姻与家庭经济生活中,但到了子女教育环节,自由和法就以子女接受父母教育这种方式直观地表现出来了。

  在自由和法的意义上,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主要体现在纪律性和责任性教育上。在最初阶段,幼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一个幼儿出生后,生理上的幼小和意识上的稚嫩使他成了一个单向的索取者,在这个阶段,父母对子女的抚育主要是通过不断满足幼儿的需求而进行的;这种单向索取的事实使幼儿在意识上总是以自我需求为基础来思维他的世界,他渐渐地养成了一种众星捧月的自我中心意识。在幼儿渐渐长成一个有相当意识能力的孩童时,父母子女间这种单向索取与奉献的关系也逐渐改变了,父母会对孩子下达一些命令、提出一些要求、安排一些义务。这样,孩子的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开始破碎,他开始意识到需要去满足父母向他提出的要求;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和理智的发展,父母为他安排的义务会越来越多。这样,孩子在家庭中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学会服从他人、学会完成自己义务的过程。

  在子女教育的过程中,对孩子违反家庭纪律、推脱自我责任实施惩戒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惩戒会使孩子形成初步的纪律观和责任观。纪律、责任和惩戒是家庭教育必不可少的要素。对孩子无原则的溺爱是父母的失职。

  家庭中的纪律教育和责任教育往往是以主观情感的方式表现的。比如,父母通过自己按时作息来为孩子确立按时作息的榜样,父母通过保持家庭整洁来为孩子确立起讲卫生的纪律,父母通过每天辛勤工作来为孩子确立起要勇于承担自己责任的观念。在家庭范畴中,很多纪律和责任都是以感性的、朦胧的的方式确立的。我们中国人所倡扬的“孝”,看似是一种柔性的情感、德性要求,但其本质却是一种子女对父母的严肃的义务和责任。提倡一种“孝”的精神,其实是在提倡一种义务和责任意识,本质上是在进行意志的规训。一个在家庭范畴缺乏“孝”的情感的人,很难在社会和国家范畴具有诚信意识和守法意识。

  当黑格尔把“家庭”纳入到“伦理”概念和法权概念之下时,他看重的是家庭这种群体生活形态对个体意志进行规训、对自由进行塑造这一本质功能。在人类思想史上,意识到家庭这种情感性的群体形式的自由和法之意义的,可能黑格尔是第一人。和黑格尔同样伟大的柏拉图,在思考家庭本质时,把家庭看做是助长个人特殊性和偏见的藏污纳垢之所,把家庭看做是任性的温床、理性的仇敌。或许,在柏拉图时代,家庭中除了具有公民资格的成年男性,还有不具有公民资格的妇女和奴隶;由于家庭成员在权能和资格方面不平等、不普遍,所以柏拉图在家庭中看到的只有粗暴的命令与无条件的服从、主观任性与奴性。到了黑格尔时代,个体的“权利自主”与“责任自己”原则普遍确立,平等的人格普遍落实,在此基础上,家庭关系已经实现了“民主化”;为此,家庭已经不再是全权公民与无权的妇女、奴隶的结合了,而是平等的自由人的结合,进而黑格尔能够发现家庭在自由和法方面的意义。

  

  二,以互惠利益连带为机制的“市民社会”

  

  在黑格尔法哲学研究的论著中,“家庭”环节经常被看成是商品经济时代中个人的情感归宿;研究者们着重强调“家庭”对个人的情感抚慰功能——当人们被无情地跑到商品市场中艰辛谋生的时候,家庭为在市场中饱尝疏离、异化之苦的人们提供情感的慰藉;家庭生活被看成是无情的商品经济生活的一份乡愁。同样,市民社会被看成是个体张扬特殊性、实现个性的场所;在市民经济生活中,个体的欲望得到伸展、个体的特殊需求得到满足。

  以上这种对黑格尔“家庭”和“市民社会”理论的解读,虽然从常识的角度看是不存在什么错误的,但却完全没有抓住黑格尔理论的要津。

  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伦理实体、群体形态,于黑格尔这里所要彰显的,是它们在自由和法的方面的意义,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学意义。梳理清楚这一黑格尔的基本出发,对我们理解家庭和市民社会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

  如果说家庭在自由和法方面的意义是使个体去除孤立性、偶然性与主观任性,那么和家庭具有“同一性”(identity)的市民社会,其意义也在于使个体进一步接受规训、去除任性、实现自由。只不过家庭与市民社会在具体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而已。相比于家庭是以主观情感作为连带方式,市民社会是以互惠利益作为连带方式。

  “市民社会”包含三个具体环节:需求体系,司法(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和警察。“需求体系”是抽象的市场规律,也即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司法”是需求体系在规则方面的客观化和实证化,也就是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警察”则是一种落实市场规律的过程和执行市场法律的力量。

  整个市民社会体系所要体现的,是一种商品经济规律对作为市场参与者的规训、教化。这种规训和教化在抽象的“需求体系”层面体现为经济方面的收益与损失;在实证的司法制度方面体现为法律的确认与制裁。个体参与市场的过程,在黑格尔这里,固然有张扬特殊性、满足特殊欲望的方面,但根本的方面却在于个体通过自行遵循市场规律与经济法则而去除自己的主观性、顽固性、任性和偏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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