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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伦理”研究(二)

更新时间:2013-10-17 11:35:01
作者: 周睿志  

  

  第二节:黑格尔法哲学中“伦理”概念的主观前提

  

  在对待婚姻、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些伦理实体方面,与激进的马克思相比,黑格尔可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

  然而,黑格尔的保守主义是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洗礼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权利、自由、平等、自己责任等要素已经融入进融入到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中了。

  在《法哲学原理》中,“伦理”只是法哲学体系的一个环节,在伦理之前,还存在着“抽象权利”和“道德”两个环节。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抽象权利和道德是伦理借以反思自身的质料,也就是说,只有在抽象法权和道德的基础上,伦理才能获得自己的实现。

  我们可以认为,抽象法权和道德是伦理所依赖的元规则,是伦理的主观前提。我们只有把抽象法权和道德一同纳入考察,才能透视伦理的真实内涵。

  接下来,我们首先分析抽象权利的含义,指出黑格尔的抽象权利主要阐述的是“权利自主”原则;然后,我们分析道德的含义,指出道德问题蕴含的是“责任自己”原则;最后,我们分析抽象权利、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权利自主”作为“抽象权利”的原则

  

  黑格尔在“抽象权利”这一部分讨论了“所有权”、“契约”和“不法”三个问题。在“所有权”和“契约”中,黑格尔力图突出的是个体占有、支配的权能和参与契约建构的权能;在“不法”问题中,他力图强调“法”是行使所有权和缔约权的根据;如果脱离了“法”而实施的行权行为,即堕入“不法”的范畴。“不法”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突出“所有权”与“缔约权”的正当性基础。

  所有权和缔约权是个体进入到群体生活的基本条件,成为社会性存在的基本前提。在这里,所有权与缔约权都不是当代民事法律中狭义的关于财产的所有权和缔约权,而是广义的、作为社会成员资格内涵的所有权与缔约权。某种程度上,黑格尔这里的“所有权”,不仅仅包括了对外在财产的占有与支配,也包含了对自我身体、意志、自由等占有与支配。它和洛克在《政府论》中所主张的所谓“大财产权”相类似。 而缔约权,也不仅仅指在现代民事层面的交易主体之间的缔约权,而是也包括了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建构和确认任何类型契约的权利——比如,建立婚姻关系,构建同业公会、甚至构建国家的权利。

  实质看来,这里的所有权与缔约权问题,实质是一个关于共同体成员资格的问题。这里的“共同体”,集中指黑格尔伦理概念下诸如婚姻、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些群体形态。

  在人类历史上,个体获得普遍的共同体成员资格,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黑格尔在“抽象权利”中所阐释的以所有权和缔约权为基本内容的共同体成员资格,是西方文明史两千多年进步发展的成果,尤其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在古希腊城邦,城邦的人群被区分为公民和奴隶。所谓公民,就是有权利和资格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人,而奴隶则是那些被剥夺了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人。在这种体制中,共同体成员资格仅仅限于城邦公民。为此,当我们今日对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共和津津乐道的时候,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古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城邦中那种生机勃勃的公共生活,仅仅只是城邦内一部分人的公共生活。城邦只属于城邦中的一部分人。

  到了古罗马时代,共同体成员资格依然还是没有实现普遍化。在罗马市民法中,市民的人格是分等级的。人格等级高的人意谓着参与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权能大,人格等级低的人意谓着参与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权能小。在这里,不同等级的人格,其实是一种参与共同体生活的资格。罗马市民法的等级人格制度和启蒙时代的普遍平等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到了封建的中世纪时代,封建身份法把人们固定在不同的等级上。如果说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共同体成员资格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平等权普及程度的问题,中世纪的问题则是一个平等权有无的问题。在这个时代,西方世界被切割成零碎而孤立的庄园,每一个庄园里的人都被等级秩序束缚着。在中世纪长达近千年的时间了,西方世界的社会公共生活微乎其微,仅仅只在零零星星的自治市镇上存在着。封建身份法窒息了西方世界普遍而多样的共同体生活。 在《古代法》中,法律史学家梅因对中世纪这种历史倒退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一直等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共同体成员资格的问题才完全被凸显出来,在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思考,在实践中也有了一些重要的推进。各种版本的社会契约理论都把个人看做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都被思想家们赋予了建构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资格;于是,在形式上,平等权提出来了,在内容上,所有权、缔约权(包括政治上的选举权、创制权)也提出来了。

  具体说来,共同体成员资格普遍化,在启蒙思想家们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论证。霍布斯虽然建构的是一个绝对集权的国家体制,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自由主义的,即他是从个体的安全与福利出发来设计国家。对于国家来说,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个体的利益方面。于是,个体在国家中重要性被突出出来了。洛克把自由主义进一步推进,不仅仅在国家理由方面突出了个体对于国家的目的性,还专门突出了个体的天赋、先在权利,指出个体权利是共同体(commonwealth)权力的来源。这样,在洛克那里,个体获得了创制和参与共同体的资格;洛克的政府理论,可能是把共同体成员资格彰显得最充分的理论。比洛克晚一些的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勾勒出了“市民社会-国家”的基本轮廓,并明确强调市民的所有权、缔约权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前提,关于所有权和缔约权的规则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则。如果说洛克张扬了个体在政治、国家方面的参与权能的话,休谟则张扬了个体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参与权能。康德某种程度上综合了洛克与休谟的思想成果,提出了完整、清晰的“市民社会-国家”架构,在市民社会领域,康德通过“你的和我的”这一集中体现个体所有权及所有权协调的规则,凸显了个体在市民社会生活方面的参与权,通过政府理论凸显了个体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参与权,从而具体化了个体进入各个层次的群体生活的权能。

  黑格尔的“抽象权利”,是对个体参与群体生活的基本权能和基本资格的深刻阐释。

  较之于霍布斯、洛克、休谟等,黑格尔是亲眼目睹法国大革命群众专政的弊端的。为此,黑格尔在阐释个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权能和资格时,一方面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果,强调这些基本权能和资格的基础性、普遍性,但另一方面,他又深刻指出,这些权能和资格的运用,只有在“法”的范畴内才能具有正当性,否则,就会堕入“无犯意的不法”、“欺诈”、“强制”、“犯罪”等“不法”范畴中。

  作为所有权和缔约权正当性基础的内在限制的法是“Recht”,在Allen W. Wood的编辑的英文译本中使用的是“right”(Unrecht对应的是“wrong”)。我们如何理解“法”对所有权和缔约权的内在限制呢?或许,这得从黑格尔所使用的“Recht”这个概念出发。德语中的“Recht”概念,是一个没有受过近现代分析法学和分析哲学影响过的概念;它在历史变迁、文明进化的过程中,虽然经受了意义的变迁,但这个概念却把这些变迁前后的意义全都纳入了自己的范畴中。在西方,“Recht”在中世纪“自然法”时代,可能指一种客观不移的类似于物理定律那样的规则,也可能指一种包含了神意的价值品格,如善、正义;到了近代“自然权利”时代,它指一种先验的个体“权利”。为此,“Recht”这个概念就能同时包含三层含义:(1)客观秩序意义上的规则;(2)主观价值意义上的善、正义;(3)先验权利意义上主观权利。当黑格尔把“Recht”作为所有权和缔约权的内在限制时,它是在第二种意义上,即善、正义的层次上,来使用“Recht”的。 这时,作为主观价值品格的“Recht”,它是作为客观伦理机制的抽象形态。由于其辩证逻辑在背后发挥着关联和指引作用,当黑格尔用“Recht”作为权能资格的内在限制和根据时,他已经把这种根据指向了后面环节的“伦理”了。

  总体说来,黑格尔在“抽象权利”这里,着重阐述了个体参与群体生活的权能和资格问题。黑格尔把这种权能和资格当做伦理机制的前提,在实质上,他是把以“Recht”为正当性基础的所有权和缔约权当做伦理机制的元规则,当作个体参与各种群体生活形态的元规则。这一“权利自主”的原则,为伦理生活的展开奠定了一个普遍包容所有人的基础。

  

  二,“责任自己”作为“道德”的原则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依据辩证逻辑,“抽象权利”是客观环节,“道德”是主观环节,二者具有“同一性(identity)”。具体说来你,如果说“抽象权利”是从权利、资格、权能这些有实证意味的视角出发来阐述“伦理”的前提的,那么,“道德”则是从内心意思、道义责任这些更加具有心理学意味的视角出发来阐述“伦理”的前提的;我们可以认为,黑格尔“道德”中所包含的“责任自己”原则,是对其“抽象权利”中所包含的“权利自主”原则在自由意志层面上更深一层的诠释。

  如果说“抽象权利”是对权能、资格普遍性和正当性的阐述,那么“道德”则是对这些资格和权能在运用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观意志规律的揭发。

  在“道德”这一环节中,黑格尔分析了“故意(purpose)”,“意图(intention)”和“善、良心”这些概念。“故意”是个体发动行为的抽象的主观意志,“意图”是包含在主观意志中的目的,而“善、良心”则是“故意”和“意图”的内在基础。 某种程度上,黑格尔“道德”环节对意志规律的阐释,继承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对主观意志规律的思辨成果。康德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发现了个体的人的自主性和人的自由规律。在康德那里,自由首先意味着自主性,即自己支配自己意志的权利;接着,这种自由必须遵循绝对律令——要使你行为所遵循的法则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其他人——的约束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黑格尔的“故意”和“意图”环节相当于康德自由原理中的“自主性”,而“善、良心”则相当于康德的道德律令。

  黑格尔把“道德”作为“权利”的同一性内涵,本质上是要把权利的运行放在道德基础上,即把法权问题和自由意志问题统筹起来。如果说“抽象权利”从实定的、客观的层面确立了个体参与群体生活的基本资格,那么,“道德”则从形而上的层面进一步论证了这种资格的必然性。

  我们试图从法权与自由意志相统一的角度入手来分析一下“权利和义务对等”这一问题。权利和义务对等这一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命题,常常被我们放在单纯实证法的层面来理解。

  在单纯的实证法层面,权利义务对等被解读为“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或者是“享受权利必须以履行义务为前提”。对于这样的解读,我们虽然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但这种解读却是对黑格尔原意的扭曲。

  权利与义务对等在黑格尔这里,不主要是指实证法层面的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到权利的道德责任问题。具体说来,权利和道德的基础都是自由;而自由,如我们上文分析的,是指一种受内在规律约束的意志;权利的行使必须接受内在规律的约束,也就“权利自主”必须和“责任自己”相结合起来。缺乏在道德上“责任自己”的内在约束,权利的行使就成为一种任性、颛臾、偶然的意志爆发了;在黑格尔眼里,这种缺乏内在约束的意志爆发是一种非理性的、野蛮的表现。

  与权利相同一(identical)的道德中的“责任自己“原则,实质上强调的也是一个权利和自由普遍化的问题,它们都力图为个体奠定一个参与群体生活的普遍资格。在分析东方国家的政制时,黑格尔指出,中国古代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这里的意思是所,在中国古代,皇帝一个人享受着无限的、没有内在责任约束的权利,也即“无义务的权利”。在这里,“权利自主”在东方帝国的皇帝身上落实了,但“责任自己”却没有同样地在他身上落实,为此,在整个国家中,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等的,皇帝享受着任性的权利,而臣民则承担着无限的义务;皇帝的自由是抽象的自由,臣民的义务是压迫性的义务。

  黑格尔通过“道德”环节的阐述,主要想表明的就是“权利自主”和“责任自己”的统一性。任何权利都要承当自己的内在责任,这是自由的要求。 在这里,道德的“责任自己”原则主要针对的就是封建特权。所谓特权,就是权利与内在责任相脱离的任意权能。某中程度上,整个封建制度都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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