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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汪道涵先生二三事

更新时间:2013-10-14 22:45:28
作者: 朱学勤 (进入专栏)  

  

   我与汪老很晚才认识,此后接触也很少。他对我有过两次“保护”,一次是认识前,一次是在认识后,但他本人却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

  

   2000年春,我因故被提出必须离开讲台。此前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前去做短期访问,上海大学校方尚有犹豫,闻封课令下,立刻批准我出境,对上则答以“此人已不在讲课名录”。汪老不知从何渠道闻得此讯,明言反对。据朋友转告,汪老当时说得很动感情:“如果我们连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宽容,还能团结什么人?!”(大意是这样)。而在那时,我与汪老尚未认识。

  

   2001年春节期间,正是万家团聚、共庆佳节时,汪老让秘书给我打电话,邀我和沪上另一个知识分子去见他,不为别事,只谈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实情以及外交困境。因为是报忧不报喜,只见他始终紧蹙眉头,只听不言,即使是对一些同志的直接批评,他也不打断。结束时,只听得他长叹一声:“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啊!”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

  

   这年秋天,“三农”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传媒热议。汪老召集小范围座谈,事先关照,不听官式汇报,只要真情实况。他要我和另外两个朋友想办法,一竿子插到底,以私人名义请外省朋友直接来上海,不要和当地官方打招呼。结果从湖北、安徽请来一个村会计、一个乡干部、一个地市级副书记,形成一个非正式的“三级会议”。这三个朋友风尘仆仆到上海,尤其是那位乡村老会计,第一次从内地到上海,一看又是老汪在,不免窘迫,神色有些紧张。汪老起身,招呼他们一一坐下,蔼然有长者风,又鼓励他们放胆直言,百无禁忌,很快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会议一结束,汪老立刻飞到北京,那一年他已年过80高龄,“三农”问题也不在他工作范围内。据说此后农村减负,农民处境稍缓,即与汪老此次北上有关。

  

   此外还有一次会议,是汪老请北京中央编译局的朋友来沪研讨欧洲社会民主党,分国别作详细介绍。那里他身体欠佳,刚动手术不久,事先说好半天与会,半天休息。不料他听得兴起,午餐后不回去了,鼓励大家继续讲,他要连续听下去。会议后半场有上海本地一知识分子站起来激动表态,“马列主义传统不能丢!”与会者面面相觑,颇感诧异。北京朋友小声对我说,“上海氛围还这么左吗?你在这里怎么呆下去?”然后就盯着汪老看,看他对这样的“表态”如何表态?只见汪老听到那样的发言,一言不发,埋头做他的笔记,就像没有听见一样,会议如期进行。

  

   2003年春天,李慎之先生去世。此前三年,慎公因发表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些同代老人不敢与他来往。但慎公与汪老毕竟属“生前友好”,我犹豫再三,还是将临终病情发给他一份,只是让他知晓,并未奢望汪老在那种时候能说什么话。岂料他读那份材料,居然读出我都没有发现的一个细节,慨叹:“北京那地方,春天供暖一停止,室内还是很冷,他没在家中添置取暖设备,是冻出病的。慎之晚年窘迫啊!”这是他身边的人事后告诉我的,连我都感觉意外。汪老“文革”时期在北京度过一段艰难困厄,只有过来人才会有那么细致入微的体会。慎公追悼会召开前夕,我参与后事,起草讣告、悼词,突然接到汪老身边人电话:“老先生委托你给李慎之送挽联,送花圈。”我颇感意外,遂问挽联怎么写?电话中说:“汪老是全权委托,没有限制。”我与慎公女儿商议,是否克制一些,只写“慎之先生千古,汪道涵”九个字?只要有汪老名字在,即能震慑某些势利者,比什么都管用。后来果然发生作用,慎之女儿告诉我,社科院一开始态度冷淡,一看汪老送有花圈与挽联,立刻改变态度,派人出席了追悼会。

  

   2004年夏天,我在一些知识界朋友应阿登纳基金会邀请访问德国。因为是非官式访问,与各行各业朋友直面交流,甚至当面争论,双方都觉得很有收获。访问结束后,我去欧洲其他国家私人访友。人未回国,就有不利说法传出,帽子扣得很大很重,眼见得又有一场风波要发生。汪老闻讯,不动声色,先让身边人了解情况,再等我将访德纪行在杂志上逐篇发完。看完所有文字,他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结论:“学勤说得很委婉,太委婉了嘛。”汪老如此说,举重若轻,那些人做不成文章,一场风波不了了之,就此停歇。这件事从起到了,在过程中我完全不知晓,也是事后朋友告诉我,才知道。

  

   我有一个学生见过他一次,称他有“古大臣风”。汪老类似风范,相信还有很多。对慎公真情悼念,对后人尽可能予以一些保护,只是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我与他接触也有限,故而只能言二三事。我也想过这一问题:老先生身居高位,为什么会有如此情怀?除本人修养外,或许与他以下三个经历分不开:民国时代在上海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与人文熏陶;1949年后在党内长期冷落,不受重用;“文革”中打翻在地,备经磨难。由此经历,对民主法治、人道尊严有内在体会,对敢言者、受压者有深切同情,厌恶那些高位压人、矫情表态或动辄告状的文革后遗。民间对这样的党内老人有一个正面说法,叫“两头真”。汪老轻易不言,但内心深处我相信他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早年参加革命是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并不是为一己翻身,晚年重返高位,则尽可能舒解民困,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人。这样的老人走一个少一个,难有后继,故而才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黯然伤怀,以各种方式怀念他,追忆他。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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