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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

更新时间:2013-10-12 22:55:02
作者: 丁石孙  
我睡得很晚。第二天开了个教职员会,我讲了话。会没开完,何东昌到北大来了,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开完会,把学生闹事的情况给他讲了,他听后才放心:熄灯事件没闹大,也不是政治事件。我让沙健孙给学生做了些工作,事情就解决了。

   访:您做过班主任、年级主任、系主任,应该对做学生工作有些经验。当校长后,您还亲自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吗?

   丁:1984年,我应校党委组织部的要求,给学生讲过一次党课,有几百人听。当时学生的思想有点虚无主义,对共产党不相信。这次党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在党课上,我没有讲大话、空话,主要是结合亲身经历,讲解放前怎么相信了共产党,解放后怎么加入了共产党,以及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我当时主要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共产党是值得相信的。

   访:这次党课成功吗?

   丁:比较成功,至少没有引起学生反感。我讲的也是我的真实思想。当时我确实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对后来的曲折,对可能的困难没有充分的估计。我的讲话充满了信心。现在来看,我当时的讲法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记得讲完党课不久,我的一个在《人民中国》日文版当编辑的老同学车懋祺来找我,要给我写篇报道。我把讲课的录音带给了他,他把录音整理出来请人译成日文发表了。

   访:您的坦诚,在处理学生事件时起了作用。之后又遇到过别样的学生事件吗?

   丁:1985年9月,北大学生由于对我们国家的对日政策不满,闹得很厉害,贴了很多大字报。那时胡耀邦想跟日本搞好关系,准备邀请3000日本学生来中国访问,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再加上电视台在播《四世同堂》,激发了反日情绪。当时王学珍作为中央委员到中央参加全会,不在学校,只有我来面对学生。

   我在大会上讲,希望同学们顾全大局。我说: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从个人感情上,我对日本人的痛恨比你们要强得多。我的小妹妹亲眼看到,我的一个亲戚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你们对外交政策不能感情用事。我的讲话虽然把学生的嘘声压下去了,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学生还是闹,并扬言要在9月18日上街游行。

   9月17日晚,我召开学生干部会,希望他们劝说学生不要上街,但学生的情绪还是非常激烈。有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第二天要在图书馆前集合,上街游行。当时北京市领导很紧张,因为学生一上街就变成北京市的事。副市长陈昊苏到北大来,拉我到学校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讲话的稿子是他给我准备好的。

   9月18日早晨,我在办公楼听说学生已涌向南校门。当时南校门已经关了,学生被堵在校门内。究竟是谁下令关的,至今我不清楚。有些学生干部站在铁门上做工作,希望同学不要冲出去。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学生终于散了,但校园里并不平静,贴了很多大字报,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有张大字报,把我的讲话跟吴德“四五”时在天安门的讲话比较,说我已经堕落成了吴德。最终这个运动没有闹大。

   阻止学生出去时,学校准备在校内开个大会,让学生把他们的想法讲讲。当时没人敢主持这个会,怕学生情绪太激动,控制不了局面。这时我认识了校研究生会主席张来武,他说他主持。当时学生聚在南门准备冲出去,五四广场就在开这个会,把很多学生吸引过来了,减轻了南门的压力。

   访:对学生要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这件事,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您也一样紧张吧!

   丁:我对这件事不是很紧张。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没那么严重,中央抓学生工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鹏,代表国务院;一个是胡启立,代表党中央。事后他们把我和王学珍找到中南海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把善后工作做好,把学生的思想和情绪稳定下来。当时中央比较重视北大学生闹事,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过,让我和王学珍列席了会议。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么高层次的会议。

   访: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您和王学珍发言了吗?政治局领导对北大学生闹事是什么态度?

   丁:在这个会上,轮不到我们发言。胡耀邦是总书记,主持了会议,李鹏和胡启立汇报了这次北大闹事的情况。当时我觉得胡耀邦对学生游行好像并不赞成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当李鹏和胡启立汇报学生因校门关闭没出去时,胡耀邦就问:“你们干吗关校门?”他是冲着我和王学珍问的。胡启立赶紧把话头接过去,说是为了避免出更大的事。我感觉胡耀邦比较开明。

   访:据说,一年多后的1987年元旦,北大有几千学生包围过您的办公楼?

   丁:提起这件事,要从1986年说起。这一年是知识界思想比较活跃的一年,背景是将要召开中央全会,要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决定,知识分子希望这个决定能对过去“左”的东西做出结论。总的说来,会后发表的文件跟很多人的期望值有距离,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想法。1986年年底前,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关于游行的条例,内容是允许游行,但必须向公安局申请。出台这么一个条例,本意是不希望游行,但又不能明说。当时北大学生想利用这个条例,申请合法游行。

   1987年元旦这天,北大部分学生到城里游行。下午,有学生打电话到我家里,说有同学被公安局抓了,听得出来他们情绪非常激动。我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放不下心,吃过晚饭就去了校党委办公室。这天正好王学珍的女儿结婚,在家里请客。有人告诉我确实有些学生被抓,学生游行时,警察在路上泼了很多水,路面结了冰,很滑,有些学生摔倒,被警察抓了。

   大概晚上8点钟,我在办公室听说学生要包围办公楼。这时王学珍不在,党委副书记郝斌在。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千学生把办公楼包围了。这时我想如果学生冲进来就更乱了,于是,我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我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这时气氛非常紧张。郝斌立刻跟市委通了电话,说办公楼已被包围。

   访:还记得您跟学生的对话内容吗?

   丁:我要他们冷静。我说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做事。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8点多钟。我让他们11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访:在这之前,您肯定没有骗过学生。否则学生不会听您的话。

   丁:对。学生散去后,我和郝斌跟北京市联系,了解清楚被抓的学生有几十个,分别关在四个分局。我们商量决定派人去接,但不敢让校园里的学生知道,怕他们跟去把事闹大。随后,我们打电话通知车队,把汽车开到校外,让学生干部到校外集合上车,分几路去接被抓的学生。记得负责接学生的有校办主任黄槐成。

   据说,被抓的学生在公安局里还是很受优待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吃点心,看电视。他们被接回来时,已经快12点了。11点时,有个别学生到办公楼来听答复。我说接人的车已派出去了,还没回来,但他们依旧等着。这次学生运动就这样平息了。

   不久,我到京丰宾馆参加民盟代表会议的小组会。我对参会的人都不熟悉,很多人问我学潮的情况。我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这次学潮之后,胡耀邦下台了。那时我的情绪很坏。因为市委经常把我们找去开会,市委书记在一次会上还点了我和王学珍的名。他说,你们书记跟校长一定把学生带好,要负起责任。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但也不好顶他们。我只好说,我们只有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其实,那时北大并没有闹得太厉害,闹得最厉害的是中国科技大学。

   在政协会上“闯祸”

   访:1988年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是民盟推荐的,还是北大推荐的?

   丁:可能是民盟推荐的。这时我已是民盟中央常委。1957年反右运动后,我跟民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986年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找我,让我参加一点民盟的活动。他告诉我,他看中了我和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高景德也是民盟盟员。这年年底,民盟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我跟高景德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后我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北大也有可能推荐我当政协委员:王学珍是党中央委员,书记和校长要有个平衡。记得高景德和我一起当选为政协委员。那一届北大在民盟组的政协委员还有中文系王瑶和化学系的邢其毅。

   访:您当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您还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经过吗?

   丁:记得一些。在这届政协会开幕前,民盟开了个会,参加会的人是全部的盟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天主持会议,让我上去讲话。我说我毫无思想准备,记者来采访我才知道当上了政协委员,在学校里人们并不太关心谁当了政协委员。我讲话的调子比较低,说我尽量反映一点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那时我不大清楚政协委员能起多大作用,但知道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所以我的调子比较低,也没把当政协委员看成很重要的政治待遇。

   参加这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组委员住在国谊宾馆,教育经费不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和高景德。我们两人都说教育经费不够。我简单地算了一笔账:教育部给多少钱,文科学生一人多少钱,理科学生一人多少钱,这些钱是远远不够学校支出的。我们两人共同的想法是:校长赚不来钱,多招一个学生,就要赔多少钱。

   在这届政协会上,钱老(钱伟长)代表民盟做大会发言。1987年下半年,费老(费孝通)就让我负责准备这个发言稿,内容是谈教育问题。为此民盟组织了一个班子,成员主要是民盟的人,记得有张毓茂、有吴修平的侄子(当时的福建民盟的秘书长)和黄景钧,我从北大找了两个博士生参加。准备这个材料前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我也抽时间参加过几次讨论。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一定不重视教育,也不一定说共产党的官员是在说谎,只是口头说重视,我们要找出教育经费总是落实不下来的原因。

   访:在这届政协会上,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发言?

   丁:王瑶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千家驹的大会发言引起了轰动。最初他是在小组会上讲的,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就让他到大会上讲。两次讲的内容一样。千家驹说他的发言是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想出来的。

   访:千家驹的发言主要讲了什么?

   丁:他讲了腐败问题,也讲了教育。他的发言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并没有夸张。我们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时,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他的口才很好,讲话有鼓动性。

   访:您在这届政协会议上发言了吗?

丁:在民盟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我在民盟组除了北大的人,对其他人基本都不熟悉,所以一直没发言。最后一次小组会来的人不多,大家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我说我讲一点。我讲的内容也很普通。我说: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高得多,但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主要在于行为。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共产党员真正为别人办事。我当了校长,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学校一级的。我过去想,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等到我当了校长,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名位等等考虑得很多。我最后讲了一句话,让当时的领导不高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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