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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 孙璐:贸易公平与国际法治:WTO多哈回合反思

更新时间:2013-10-12 14:22:58
作者: 何志鹏   孙璐  
国家之间就开始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这种依赖的明显起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54}由于交通通讯和其他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备受关注的世界性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影响着经济的进程,也影响着政治的格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之间并不完全是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每一个国家的领域之内,既有生产者,也有销售者,还有消费者。这样,国家利益复杂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形成了非单一的利益取向。虽然国家对其他的国家的依存度和敏感都会有不同,但完全隔世独立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55}当国家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依存度很高、由于风险而对于未来发展前景未知的时候,国家的决策也“投鼠忌器”,不能轻易地为所欲为,单方面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因为这种简单的考虑会使得自身的利益最终也无法实现;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利他,互相考虑此种决策所导致的进一步结果,才能最终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长期化和稳定化。所以,国家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还需要合作才可能获得各自的、共同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都不是简单的,而是必须周全地考虑所有的因素。从生产者而言,只有其他国家有能力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其生产才有可能获利,否则其他国家都贫困到无法支撑,其商品也最多只能在国内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规范的制订不可能仅仅考虑工业化国家的单方利益,而必须考虑国际社会的全局性。

   (二)外力强制、利益选择与权威信仰:国际机制对国家的作用

   国家间为了降低其间反复、同质交往的交易成本而成立不同方式的国际组织。{56}正如国际关系中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和奈所指出的,国际机制的一系列治理安排,会影响到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57}国际制度建立起来后,在该制度中的国家就不再完全是自由的行动主体,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58}法律虽然发端于政治经济的促动,但是在进入运作体系后就不再仅仅是经济力量或者政治力量的影子,而是会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国际体制建立起来之后,该体制所具有的程序规范和其他基础性规则会使其形成一个基本自足的自组织系统,除非有特别重大矛盾和问题,这些规则会约束着国家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国家创制规则。从主权运作的逻辑看,在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建立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时,它的核心不是要创造一个个相互独立、毫不相干的国家个体,而是要创建一个由事实上相互依存的国家组成并以某些基本原则处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主权权力的侧重点实际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社会不同力量的较量与对比而不断变化的。当今,各国都会通过让渡一部分主权权利来获得一定的利益。作为一个法律体系,WTO注重规则导向,而非完全的实力导向。虽然规范中并非没有政治的力量,{59}但是规范本身的周密程度和稳定性明显优于非法律协议或者宣言等非正式安排。所以,无论是WTO的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愿意将自身的价值取向通过WTO规范的方式,表达成为一种为所有的成员接受的国际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其规范的制定具有一系列的程序安排,这些程序会使得一些完全体现国家之间强弱力量对比的规范受到一些制约,会被弱化,并以较为曲折和合法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那些出于弱小力量的观念、意愿和要求也不会完全被置之不理,而是可能通过宣言、决议等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意味着,国际机制会出现一些不完全是强权政治的局面,充分利用WTO的有关程序规范进行多边贸易谈判,是有可能超越国家间力量的对比,形成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贸易体制。

   (三)在国际关系中伦理因素的作用

   在国际关系中,伦理虽然经常只是一种装饰性的基础和标准,但是由于国家的行为越来越公开化、越来越多地处于全球媒体的关注之中、越来越多地处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影响之下,伦理道德就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而变得具有实质意义。国际关系并非完全的大国较量,而是可能遵从一定的道德规范。国家会选择为其行为寻找合法性,因此不完全显露出强权政治的格局。这一点不仅在经济领域得以佐证,在军事、环境、文化等领域同样有着众多的例子。而当前国际层面上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与人口、环境相并列的困扰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60}

   自20世纪6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就在世界论坛上主张“国际经济新秩序”,并通过双边援助、多边借贷体制、多边补偿融资等援助项目和共同基金、单种商品协定等市场稳定措施,以及分享海洋资源、创制新的配置商品等资源赋权体制对欠发达国家予以扶持。{61}这种主张在伦理上具有正当性,很多发达国家也予以支持。宣示国际经济新秩序原则的国际法律文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软法”地位,指明了国际秩序的理想,能够促进和补充国际法的发展,虽然存在着不稳定性,但毕竟具有系统性和功能性的益处。{6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GATT当时也增加了“贸易与发展”部分,同意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予以特殊考虑,以普惠制的方式对原有贸易政策进行了修正。从WTO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开始,多边贸易谈判就一直受着各种政府之外的力量制约。基于劳工待遇、环境保护、农业生产等方面可能发生的抗议和反对牵涉WTO的发展方向与进程,上述考虑都具有伦理指向。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多哈会议针对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所作出的决议以及2003、2005年对于TRIPS协定的修订,正是多边贸易机制体现文化交流以及伦理导向的重要体现。{63}此种伦理化的导向从最直接的效果上看,有利于世界各国都能够接受的伦理道德。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填密的论证而提出的表面上不对等、实质上更公平的贸易方式是有可能部分实现的。

   六、迈向公平贸易的策略选择

   在WTO体制中,实力主导与组织的协调功能并存,大国强权与道德劝导同在。虽然在包括农产品谈判在内的很多事项上,大国左右的影子非常明显,但是在伦理的指引之下,WTO也在进行着体制变更,形成有限的宪政主义。这种渐趋民主化、道义化的国际机制是国际法治最可能的载体。WTO的多边贸易谈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公平贸易,至少取决于以下四方面的策略选择。

   (一)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

   在全球化的时代,试图孤立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而独立发展、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过去50年间,所有获得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国家都是积极参与国际交往的;反之,所有闭关自守的国家都几乎处于民生涂炭的边缘。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要想自由、发展,就必须积极加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来。而在这样的体系中,虽然存在着不公平、不合理的规范,但是总体利大于弊。在这样的环境中,唯一选择就是以积极态度了解规范、参与到规范的制定和修订中去。只有这样,从国家个体的角度,才有可能逐渐摆脱被剥削的困境;从法律体系角度,才有可能逐渐形成更为公正合理的法律规范体系。所以,在态度上必须认识到规范与利益、发展、公平、正义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立法活动。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入世之后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参与就提升了其法律素质,在与欧盟和美国的法律争端中强化了自身的能力。{64}其中既包括以各国的利益取向为基础衡量WTO现有规范的合法性,设计未来的可行规范,{65}也包括以外在于WTO的国际法律规范为基础,去引领和改造现有的WTO规范以及未来的谈判,{66}还包括以WTO体系中合理、可行的法律规范为基础,衡量有关国家的国内法和一些双边或者多边国际法律的合法性。{67}所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可针对WTO体制下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普遍欠缺执行力的问题,通过努力使其更为精确、有效和具有可操作性。{68}

   (二)发展中国家的紧密团结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单个力量不足,所以只有紧密团结才有可能积累谈判上的力量,从而有所收益。{69}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经验教训,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谈判中采取分化阵营、逐一攻破的方式推行其主张,使得谈判结果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发达国家。{70}这一点在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特别是知识产权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所以乌拉圭回合总体上看是发达国家全盘得利、发展中国家所获无多的一场谈判。为此,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明确立场,必须首先明确所谓“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全球化”实际上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畅想,必须对全球化的趋势有所约束才有可能实现较平稳的国际社会局面;国家之间的利益仍然存在差异,每一个国家在作出让步时都必须度量受益与损失是否成比例。在明确立场的基础上,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可能获得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结果。回顾从GATT到WTO的整个谈判过程,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就会在最终规范中取得一些有利结果;反之,如果被分割、改变立场,就会导致大规模失利,乌拉圭回合结果的多数规范对发达国家有利就是明显例证。{71}在这个意义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当负担起对未来的责任,通过紧密团结,有针对性地处理多哈议题,在程序和实体规范上改良WTO的贸易纪律。{72}

   (三)发展中国家在谈判过程中采用更高的技巧

   由于当前世界秩序并不是帝国秩序或者霸权秩序,{73}所以强国力量并不是无法抵御的。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团结一致,实现一个相对公正的国际秩序还是可能的。这点不仅在军事领域、人权领域、环境领域、文化领域可以成立,在经济贸易领域同样可以成立。实力决定着多边贸易谈判的基本方向,而谈判的技巧则决定着谈判结果的细节。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之间商谈的结果,这些规范越是具有操作性,就越取决于规范的细节。正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所体现的,规范的用语、结构对于争端解决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作用。在当前的WTO谈判来看,虽然贸易大国、经济强国决定多边贸易规范的基调不能发生变化,但是规范的具体落实是具有弹性的。{74}如果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好的谈判技巧,在规范的确立中提出对发展议题比较有利的提案,最终结果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一些。{75}有学者提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的几个途径:增加出口产品市场准入,包括拓展发达国家主要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免除关税和配额的市场准入条件,通过多哈议程谈判全面取消发达国家提供的巨额农产品补贴和其他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措施,大幅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市场准入,加快海运、建筑业等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的自由化进程;对于TRIPS、TRIMS、GATS以及反倾销、反补贴等协定进行修正,以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均衡;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与贸易有关的能力建设、实现程序的公正。{76}当前,美欧通过巨额农业补贴和高关税壁垒保护着自身农业利益,严重扭曲了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也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的能力。发达国家只有通过削减农业补贴,建立一个公平的全球农产品贸易环境,方能促进发展中国家自身农业的发展。{77}这是使全球摆脱饥饿和贫困阴影的根本途径。这需要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和运作有着更为深刻和明确的认识,在人才和知识上作出更为充分的准备。

   (四)发展中国家对于WTO规范有更深入的认识

虽然实力决定规范的塑造是包括WTO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前提,但是国际规范在形成以后就会有自己的逻辑,而不完全像规范没有确立的时候那样无章可循。当国际规范存在以后,一般来说很少有国家会公然违背规范,即使是悍然违反国际法进行武装入侵的美国也要在国际法上找到借口,采取“预防性自卫”的理由;而类似“尼加拉瓜诉美国”这样的案件则说明了,国际法纵使是弱法,也仍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WTO谈判程序性规范的缺乏导致历次回合时间逐渐拉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78}这也证实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论断: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但并不是一个无序的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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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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