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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论孔孟的朴素联邦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13-10-09 19:59:35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本人2007年在《论孔孟的国家政治体制思想》一文中曾指出:“对于核心取向是入世和经世的思想家而言,国家政治体制思想在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无疑具有基础与决定性的作用,是了解思想家们其他具体思想如社会思想、经济思想、法制思想等的关键。此理对于孔子与孟子亦然。”{1}所以如此提出问题,是当时我国学界与政界多有曲解儒家学说以“帮闲”,或者为狭隘集团利益而但求一时之用者。时至今日,此风也未见好转。不要以为孔孟讲究秩序、讲究等级、讲究服从,他们在政治体制主张上就是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了。实际上,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他们讲究秩序,但是是社会内存在广泛封建自由前提下的秩序;讲究等级,但是是地方高度自治前提下的等级制;讲究服从,也是上下之间有契约存在和下级有反制能力前提下的服从。此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地方高度自治与分权。以前的史书中称之作封国建邦(简称封建),我们称之为朴素联邦制思想。或者叫作原始联邦制。

   孔孟的朴素联邦制思想,笔者在前述文章中已有涉及,但不够全面,理论表述也欠周到。下面,就进一步考察和论述一下孔孟他们的有关思想、后来学者对该问题的认识,以及孔孟有关思想所具有的当代价值。

   一、 汉代以来官家专制儒学对孔孟政治思想的阉割与歪曲

   在具体考察孔孟朴素联邦制思想的主要内涵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自汉代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实行思想与文化专制政策起,我国官方所推行的一套儒家“学说”,已经不是儒家的真精神了。有学者前些年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讲,1949年之后的鲁迅已经不是原来的鲁迅,是“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了。{2} 同样,汉武帝之后的一套儒家学说,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儒家学说,而只是中国最高专制统治者棋局中的官家专制儒家学说了。对此,我曾多次对人说起,汉代以来的儒是官家专制儒,形象地讲来,中国汉武帝之后的儒学已经是夏日里青岛或厦门海滩上成群的甲壳寄生蟹,是蟹类,而已不再是贝类了。主要由于地方行政体制思想与主张的不同,汉武帝之后历代专制统治者棋局中的儒家学说,在本质上是与孔孟反着的。对之,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已经夫子自道、讲得很清楚了。另外,近人黄仁宇、骆承烈等的有关分析,也在部分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公元前140年(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具体思想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时,思想又对人的行为有指导功能,董仲舒当时讲出以上话语时的前后历史背景是:此前,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七国之乱被镇压以后景帝巩固削藩成果,損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限,规定诸侯王不得再亲自治国,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得到巩固与加强,之后,武帝借口淮南王安等谋反,杀死数千人之后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并鼓励以《春秋》经义断狱,以“原心定罪”,进一步加强了专制和中央集权;二、董仲舒在这段对策中,正好反转了孔子本来的政治体制思想。我们都知道,孔子最著名的政治与社会主张是“修废官”、“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是地方分中央权的。{4}

   由于董仲舒的上述思想文化主张顺应当局旨意,并且对专制统治者个人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自然会被采纳。对于汉武帝、董仲舒的阉割与篡改孔子孟子学说行径,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有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揭露。其在该书的《汉帝国的统治政策》一节中指出,“刘彻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宗旨是经过综合,则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他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须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注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5} 其在该书的《宇宙观与政治》一节中指出,“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武帝以皇帝身份登高山,以神秘之祭礼祈祷,企求与神祗直接接触。他朝中博士认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定人世间任何‘物’,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和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的相关价值,所以可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这种利用假科学说真问题的方式,迹近于迷信,暴露了当日读书人承受了至大的压力,他们急不得暇地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截的解释,包括可以获知之事物。汉代的朝臣不断以这种带着诗意的方式去贯彻他们的主张,强调良好的政府是基于伦理的和谐,甚至将天候与政治混为一谈。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将专制皇权合理化了,使之比较温和,同时鼓舞百官的自信。他们因此觉得盈天地之道(我们称之为自然律,natural law),都已在掌握之中。纵使天子之职位世袭,臣僚则以文笔见长,但因为彼此有了共通的认识,也能在行动中俨如一体。如此将宇宙观与政治学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6}

   此外,对于汉武帝、董仲舒的阉割、歪曲儒家思想,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也有直陈。其中讲,汉代思想“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还掺和着阴阳五行的成分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的大综合……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orthodoxy)”。{7}

   董仲舒及后人对孔子学说的阉割与反用,骆承烈在《甄别真假孔子弘扬孔子真精神》一文中也有揭露与批评。骆先生指出:专制主义的汉帝国建立后“须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为其服务,于是汉武帝时便出现了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他利用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帮助统一大帝国的发展与巩固,更利用‘天人感应’的思想,蓄意将人间的统治和自然界捏合在一起,利用人格的天,加强君权,用儒家思想帮助刘汉统治。东汉白虎观会议后发布的《白虎通义》中,更明确地提出‘三纲六纪’,将天、命集于人事之上,将儒学与谶纬迷信搅在一起,不但使儒学程式化、法典化,更使其迷信化。儒学不仅完全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甚至变成政治的奴婢。这时的儒学应叫‘辅政儒学’。” {8}

   不庸讳言,以上黄、骆二先生对汉武帝、董仲舒阉割与反用孔孟学说的揭露与批评,事实求是讲来虽然有独到之处,但还没有完全抓住要害。在原始儒家那里,尤其是在孔子的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是礼,而其礼的基础便是宗法制前提下的封国建邦。因此,只有讲到封国建邦了,也才讲到了真正的儒家学说;撇开了封国建邦而讲的孔子孟子,必定是伪孔子孟子、伪儒家学说。

   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的政治理想是“复礼”,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9} 这个礼是什么?当然是周礼。换言之,孔子孟子政治主张的核心,就是天子本人操刀实行的封国建邦制,它是一种与后来秦汉帝国时期实行的郡县制,完全反着的东西。

   对之,陈寅恪先生的如下有关论述,最能给予说明。陈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写道:“所谓周礼者,乃托付于封建制度也,其主要在行封国制,而不用郡县制,又其军队必略依《周礼》夏官大司马之文,即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制。今据《周书》、《北史》《卢辩传》所载不改从周礼而仍袭汉魏之官职,大抵为地方政府及领兵之武职,是宇文之依周官改制,大致亦仅限于中央政府之文官而已。其它地方政府既仍沿袭郡县制,封爵只为虚名,而不畀以土地人民政事,军事则用府兵藩卫制,集大权于中央,其受封藩国者,何尝得具周官所谓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设置乎?”接着,陈先生在引用了《周书·苏绰传》中苏绰关于州郡大吏不应限于门资的话之后写道:“苏绰实亦即宇文泰不尚门资之论,其在当时诚为政治上一大反动,夫州郡僚吏之尚门资犹以为非,则其不能也不欲行成周封建之制,以分散其所获之政权,其事甚明,此宇文所以虽效周礼以建官,而地方政治仍用郡县之制,绝无成周封建之形似也。”{10}

   综陈寅恪先生以上所述,陈寅恪在谈北周事情时讲到孔子所尊崇的周礼的核心是封建,行郡县就不是周礼,抓住了此问题的要害。

   二、 孔孟的朴素联邦制思想与主张

   由上我们已知,孔孟朴素联邦制思想的核心即封国建邦。但还不止如此。封国建邦只是地方行政设置与运作的事情,而联邦制是一个有机体,说到底是一个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基层关系的问题,因此,考察孔孟的朴素联邦制思想,还应包括与之相配套的中央行政设置主张和基层行政设置主张。对于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关系,黄仁宇的有关话语能给我们以加深该问题理解的启迪。他曾指出,“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汉代以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11}

   总体而言,孔子孟子的朴素联邦制思想主要包括三点:一、限制天子手中的权力;二、地方上实行分封;三、社会基层实行大家族自治与采邑制。

   尊王、尊周天子,孔子、孟子皆如此,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比如《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孟子·万章上》中有“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话;《论语·季氏》中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话。但是,应该看到,孔子与孟子,他们同时又是坚定的公天下--土地分封主义者。换句话说,他们的主张尊王,是实行土地分封前提下的尊王。这样,就与后世郡县制度之下的尊王,就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此问题,我们不妨引用如下一段学者关于评述英国中世纪土地分封制度的话来加深理解:英国中世纪前期的 “国王最大的经济职能就是分封土地,收取封建义务。他的权利来自于此,同时也受制与此。由于它分封土地,贵族便承认他的高超;但也由于分封土地,贵族便分享了他的权利,从而只把他看成是自己队伍中的最高者,贵族中的第一位贵族。”{12}

   中世纪时实行土地分封制度的英国,国王只被认为是贵族队伍中的最高者,贵族中的第一位,关于孔子孟子思想的书中也是这样认为与主张的。比如,《孟子·万章下》:当有人问及周室当初的班爵之事时,孟子回答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申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13}

   孟子不但认为统治者(包括天子,也包括一般诸侯国的君主们)的地位不应绝高无比,而且主张限制其专横与作恶。比如,他说过: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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