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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论孔孟的朴素联邦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13-10-09 19:59:35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

   虽然程度不同,孔子也是主张限制君主权力,也是主张君臣二者之间应是契约性的“民主”关系的。《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有关章节中还记述了一些孔子国家(包括当时的“天下”和诸侯国)行政运作中主张虚君的思想。比如在《论语·宪问》中,当子张问《尚书》上说的殷高宗守孝三年不问政事之事时,孔子回答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听命于冢宰三年。” 这里很显然,孔子并不认为君权是天下一刻也离不开的东西。

   另外,《论语·尧曰》中还记载了孔子讲《书》时所说过的如下严格要求君主的话:“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万方;万方有罪,在朕躬’。”要之,孔子的上述话语,一是表明了他主张君主应该行禅让之制,要让贤,君主不可以赖在位子上到死的思想;二是表明了他对商代的君主与各方国共处并列的封建关系,持肯定立场。

   周代实行的分封制度与分封社会秩序,孔子、孟子更是对之持肯定态度。比如孔子,《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很显然,他这是教他的学生如何去治理一个较大的诸侯国、即拥有四马战车千辆的国家的话。《论语·先进》:孔子在回答曾皙的问话时说:“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 《论语·公冶长》:“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对于当时有人破坏了周代原来分封格局的事,孔子持批评态度。比如,人们常提及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话,就是孔子用来批评他的学生冉有与子路想助纣为虐、帮季氏伐鲁国附属国东蒙主的话。《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城邦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前已提及,孔子不但反对大小国家与封邑间的兼并,还主张恢复在兼并争斗中被灭掉的那些邦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天下之民归心焉”,“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则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这里讲的复礼与归仁,当也是归于他理想中的国家与社会秩序--国家分封制度。

   与孔子相比,孟子关于原始联邦制与原始地方自治的思想更丰富。

   比如孟子《孟子·滕文公上》说:“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在这里,孟子明白表明了主张分封而不是灭国。《孟子·告子下》中也表明了他反对兼并灭国的主张:孟子“曰:吾明告子(指慎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伐,是辅桀也。”另外,《孟子·梁惠王下》中有孟子答齐宣王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的话。

   与其主张地方分封的朴素联邦制思想相连接,接下来,孟子主张各诸侯国内是以家族和家庭为本位的自给自足性自治。《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这里,天下落到了实处,家是天下的基础。无疑,当时的家是大家族,是氏族贵族的世家大户。用孟子的话讲是巨室:“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如同时下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的“富人”的作用一样,孟子认为巨室起着领引社会向善的主导作用:“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

   孟子关于基层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正经界与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讲的井田,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庄园,也是一种基层封建采邑。《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孟子·滕文公上》进一步建议说:“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要之,孟子这段话语中所讲的公田,正类似于西欧中世纪庄园中的庄园主公田,是每一井田封主的直辖田地。

   三、 后人关于孔孟所主张地方行政体制的评价

   如上所述,孔子最重要思想构成之一部--礼的核心即封国建邦制,则坚持封建者即为真儒家。换言之,真儒家的重要标志是肯定封建制,抨击郡县制。

   据本人的考察,魏晋以来对分封制持肯定立场,对郡县制持抨击态度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曹魏时的曹炯,晋代的傅玄、陆机,唐代的朱敬则、孙樵,以及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时至清末,则有黄遵宪在《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中直接称周代(包括春秋、战国二时期)为封建之世,秦代以来为郡县之世,并且充分肯定先秦的封建,而针砭秦代以来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其中讲到,周代“世爵,世禄,世官,即至愚不道,如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骄淫昏昧至于不辨菽麦,亦腆然肆于民上,而举国受治焉。此宜其倾覆矣。而或传祀六百,传年八百,其大夫、士之与国同休戚者无论焉,而农以耕稼世其官,工执艺事以谏其上,一商人耳,亦与国盟约,强邻出师,犒以乘韦而伐其谋。大国之卿,求一玉环而吝弗与。其上下亲爱,相继相系乃如此,此其何故也?故国有大政,必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而国人曰贤,国人曰杀,一刑一赏,亦与众共之也。故封建之世,其传国极私,而政体乃极公也。”{14}

   在所提及的以上诸位我先辈学人中,黄宗羲的有关论述最有特点。黄宗羲的肯定封建制、抨击郡县制,主要是讲实行封建制度更有利于保卫祖国。他有碍于时政的《明夷待访录》的未刊稿两篇,其中一篇的题目就叫《封建》。黄宗羲在其中写道:“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沴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接下来,其在该篇中一是讲了秦代以来边患的次数大大增多,原因是废除了封建制,二是讲到了“封建之时……君(各封国之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有利于上下同心、保卫家国。日本近代著名维新改革家岩仓具视在比较了日本与中国之后指出:“闻清朝鸦片之乱时,一日败走数十里,此乃由于郡县之国士气衰退之故。我国为封建之国,每一藩国都如将军所在,其所主者累代相承之封土,士卒以死相守,民众多年沐其治泽,当以死防卫父祖坟墓之地……”{15}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外学人的思想观点会如此惊人的一样,岩仓具视在论述此问题时,与黄宗羲上述关于封建制的观点不仅相同,而且也更实证与雄辩。

   由于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1949以来我国学界是一边倒地批判封建制、赞颂郡县制。但是其间也有一二学者冲破铁幕思想桎梏,探讨过封建制积极历史作用的有关问题。比如像顾准。海外华人中则有黄仁宇、杨小凯等。顾准曾指出:“阻碍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是微弱无力到不足以阻碍资本主义的生长的(欧洲,日本),它不过多少起一些绊脚作用,即分散落后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集中的要求有矛盾而已。真正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生长的是专制主义。”{16}

   黄仁宇在讲到与之有关的问题时指出:“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统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缴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先秦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汉学家Herrlee G G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20世纪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也开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礼仪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我们重读李悝‘尽地力之教’的一段,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17}(黄二,15)杨小凯则指出:英国“王权的衰落、封建制度的发达,以及没有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是……后来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换言之,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 {18}

   受惠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学教育,笔者于1995年也曾专门著书探讨过有关问题(《郡县制度比较研究》,1995年。书印出后曾寄予李慎之、雷颐,以及张广志、伍立杨等学者进行交流,其中观点,曾得到雷颐、张广志、伍立杨等的首肯)。{19}之后我国学界探讨有关问题的有所增多。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赵瑞广、贺卫方等。

   赵瑞广在其文章《为什么要重视“史华慈问题”》中有这样的话语:“与秦汉之制的‘大一统’体制相对应的,我们古代史上还有一个周代的‘封建诸侯’体制。它的优点,也不能一概抹杀。除了它那绵延八百载的超长寿命可做证明外,它的文治、德治理念也曾让儒家先师孔子一直念念不忘,甚至他还坚信后世的人仍将遵守此道而行。从政治体制的格局看,这种有分有合的安排还真是充满了智慧,虽不能媲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但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也是影响深远。如此复杂地处理好统一与自治的关系的政治智慧,可以说暗合了西方联邦体制的某些特点。”{20}

贺卫方则在一篇演讲中指出,“1850年代的时候,几位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提出的观点特别有意思,他们说,‘中国所以打不过英国,因为中国是一个郡县之国,而不是封建之国。’这话什么意思?我发现,说中国是一个郡县之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置郡县’,从那时候我们的封建制就被破坏掉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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