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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我的学术自传

更新时间:2013-09-30 10:22:22
作者: 于光远 (进入专栏)  

  

   一、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

   1、学生时代研究兴趣的产生

   我1915年出生在上海,本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我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少年时,读书是我的最大乐趣。从7岁时起,就开始阅读家中的藏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近代西方学者著述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戊戌人物的政论如《梁启超文集》,以及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枪炮制造原理等。12岁随父母搬到北京。偶然发现西单南路有一个“头发胡同图书馆”,兴奋异常。我认为图书馆给予我的知识不亚于学校。

   我在青年时代一度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学到清华。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是一个培养物理学家的基地,有优秀的教师和富有才华的同窗,我的同班同学,如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物理学家。我的毕业论文是有关广义相对论的,导师是周培源。但我的物理学家之梦却没有成为现实。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我于1935年底投身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成为我唯一的选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彻底放弃了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

   2、兼跨两科——走上科学研究之路

   我的大学生涯是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度过的,可见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当一名社会科学家的意识。但是,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因为认识到革命不仅需要科学的知识,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于是我在保持对自然科学兴趣的同时,又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钻研,自然而然地又成为了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经历展现了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即兼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但研究兴趣在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

   我对哲学的喜爱,在初中时就开始了。在上海上高中和大学时,我就看了一些有关自然哲学的书。我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也是从自然哲学问题开始的。因为喜欢哲学,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就选修了张申府教授的“形而上学”课程。在张教授给我们开列的十几本参考书中就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从图书馆里借来这两本书的英译本,从头到尾啃了下来。这两本书带给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从此我开始走上了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至今我仍然对自己的选择毫不动摇。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我到广州岭南大学任物理学助教,以此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当我着手建立的地下革命组织被破坏之后,我被党组织调回北平,参加民先全国总队部的工作。1936年夏天我回上海时参加了艾思奇、章汉夫等人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从此开始了我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生涯。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初到1939年5月,我先后在保定、石家庄、太原、武汉、长沙、南昌、鄂西、粤北等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青年工作。

   1939年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延安,在那里我先后在中央青委从事青年工作;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任教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在延安中山图书馆兼任主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局任研究员。那时我开始研究土地问题和陕甘宁边区的减租问题、农业累进税问题、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等。我们在农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来我与彭平、柴树藩同志合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该著作当年在延安印刷,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写的第一本社会科学著作。1943年到1945年我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并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由于有了较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在这期间我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自然科学中的哲学、物质的运动形式、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等问题引起了我的高度兴趣,于是开始着手此书的翻译。在延安,我还参加了新哲学年会,毛泽东也是会员,与我们共同讨论哲学问题。一次我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过渡阶段的原因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受到他的好评。我还参加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筹建工作,并成为这个研究会的驻会干事之一。

   日本投降后,1946年我被中共中央派往北平创办《解放(三日刊)》,任编委。国共谈判破裂之后,我回到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言论部副主编。1947年3月,我参加了中央土改工作团,在晋绥、河北、山东等革命根据地参加土改,同时进行调查研究。1948年,我被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开始编写普及性的社会科学知识教材,如专门讲授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调查研究》(该书1949年出版,1981年经改写后以《怎样进行调查研究》为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我主要从事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和科学技术的规划制定及组织管理工作,曾担任中宣部科学处的处长,国家科委的副主任,《学习》杂志主编。五十年代初,我写了相当数量的理论著述,编写了多部教材。如,与王惠德合著了《中国革命读本》(人民出版社,1951年);与胡绳、王惠德合著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4册)(人民出版社,1951—1952年);与王惠德合著了《政治经济学讲座》(三联书店,1951年);与胡绳、廖沫沙、季云合著了《政治常识读本》(上、下)(学习杂志社,1951年)等。这些读物在当时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起过重要作用。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我参与和指导了《十二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编制,还提议并主持指导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编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我担任这个研究组的组长,并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担任该杂志的主编。我还参与并主持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会议发言中阐明了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各种问题。在党的八大上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做了大会发言。1958年,我提出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提出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这一时期,我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四年制的研究生。1962年,我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广州会议),这个会议由聂荣臻主持,周恩来、陈毅等都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该会议从总体上重新判断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当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概而言之,青年时期我并没有想当社会科学家的意识,但在革命工作中逐渐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自然而然地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兼跨两科是我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特点,青年时代所受过的严格科学训练和自然科学基础,使我把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与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为我后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改革开放中的学术影响

   与许多学者一样,“文革”开始后,我的学术研究被迫停滞。“文革”后期,我从宁夏干校回到北京后,先在家里约集了一些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的大型资料书。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我也是负责人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再次复出。1977年,我受托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同年还重新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过半的时候,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中谈到为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起草讲话稿的事情,并拿出他亲自起草的一个讲话稿提纲。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我们找到国务院政研室的林涧青等人和中央党校的一位同志共同起草稿子。在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找我们谈话,并不断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这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稿,实际上也就成为几天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该报告后来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摘自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1982-1992年,我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些经历对随后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基本思想倾向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后来在党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在积极进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的同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在全国展开,学术领域空前活跃,社会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各种思想观点交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探索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学术问题的关注转向经济领域。在这一时期,我参与组织了关于生产力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按劳分配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并积极倡导和支持新学科的创立,如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并对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学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还先后发起组织了与上述学科有关的学术研究会、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创办了有关刊物。著有《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论地区发展战略》、《我的市场经济观》、《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编》等学术著作。

   在这一时期,我还参与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担任社科院副院长,1978年起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同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我担任经济学和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到1991年。1982年退居二线后任社科院顾问,到1986年。200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被评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之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

   除了哲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之外,我在教育学、党史等领域也有一定的研究,近年来还写了一些散文与随笔。

   我从学生时代起一直重视教育学这门学问,自学过若干部教育学的著作,对现实的教育问题也一直关心。但限于时间条件一直没有深入研究。“文革”之后,我深感教育问题对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也深感要消除”文革”对教育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任务非常艰巨。于是我对不少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不少思想,动笔写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文章,编就了《教育思想文选》于1989年出版。1991年河南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在教育方面的专著——《我的教育思想》。

   我所涉及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是在党史方面。1996年人民出版社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书名,出版了我于1988年前后写的两篇党史史论方面的文章。在这本书中,我总结了自己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史方面的认识。这本书在2005年充实、增订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我在党史方面的研究还与我的个人经历有一定的关系。199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之际,作为这次全会和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见证人,我觉得有责任将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后来的想法写下来,写了《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与党史有关的其它著作还包括个人自述《“文革”中的我》以及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党史方面的史实专著《我忆邓小平》。

   二、主要学术贡献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同时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社会科学家,在我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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