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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武:追忆于光远先生

更新时间:2013-09-30 10:12:04
作者: 陈浩武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广渠门外大街甲28号,我驾车来到于光远家中,悼念这位刚刚去世的老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到大门外,值班的武警要我停车出示证件时,我才猛然把这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和体制联系起来。显然,这个住宅区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入住的。后来在讣告上看到,于光远先生的职务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上次见到于先生是在2005年,那时他还住在史家胡同八号。那次是和刘道玉校长一起去看望他。刘校长和于光远先生关系一直很亲密,刘校长到北京来为他的新书《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仪式演讲,开始之前先去拜访于先生。史家胡同从外面看还是很气派,门脸是那种大四合院的架势,但是里面却烂七八糟。于先生的夫人告诉我们,这里以前是黄进的住宅,文革以后给于老居住,但是又搬来一些七七八八的人,她们家只占有其中一部分,所以院子里很乱。我记得那次两个老人谈得非常开心。

   九月二十六号于先生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刘校长,他很吃惊,说他还没有得到消息,稍稍镇静以后,他说:浩武,我很难过,但是我的身体不好,不可能去北京悼念他,请你代表我去光远先生家里看看,问候他的夫人孟苏女士,问候他的女儿,问候胡冀燕女士。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刘校长又给我的邮箱里发来了他的悼念挽联:一生勤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作等身,两袖清风学贯中西当代的亚里士多德。

   于光远先生家在六号楼,家里摆满了鲜花花篮,花篮的白色绶带上写的人名大多是当今有名望的人物。有一个高大的花篮,上面写着“齐心”的名字,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位应该是今上的母亲齐心女士送的。

   我对于先生的尊敬,起源于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在邓小平主政的年代,有一大批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他们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九七九年,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专门小组来系统研究经济改革。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组,张劲夫负责,后来由薛桥负责;;一个是经济结构改革组,马洪负责;一个是经济引进改革组,汪道涵负责;另外一个是经济理论和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我的恩师董辅礽先生,也是这些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国应该发展商品经济,应该逐步的改变企业所有制,形成应该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在那个年代,这些思想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这些小组的报告,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高度肯定。只是1980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要解决政治问题,关于经济改革的议题没有成为会议的中心。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些经济学家的发言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的很多建议都成为中央的政策,都成为社会变革的实践。于光远先生就是这些卓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中的一员,而且他是一面旗帜,是其中的一个领军人物。

   我前不久参加天则经济所成立二十周年会议,回来后写了一条微博,说到吴敬琏先生讲“要善待那些对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结果这条微博被点击200万次,许多人在跟帖中大骂经济学家如何误导改革等等。其实凭心而论,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中央高层,他们在经济改革的决策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是无法抹杀的。

   当然,我对于光远先生的尊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971年,当年19岁的我,结束了两年的农村知识青年的生活,被招收到湖北省黄陂县供销社工作。

   我是1967届的黄陂县一中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离开黄陂县城两年后又重新返回县城,我当时最大的郁闷就是找不到可以看的书。那年,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之中,县城的新华书店里只有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以及少的可怜的几本小说,什么《金光大道》之类等等。县城还有一个文化馆,里边有个阅览室,办个借书证,可以把书借出来。我经常去光顾,也实在找不到什么令人满意的书籍。有一次,我带了一本《天演论》回来,在那里似懂非懂的读起来。

   我的同事的丈夫是公社党委书记,他经常来看望他的妻子,与这位党委书记同行的,往往还有一个我们称之为“陈记者”的人。其实他的身份是公社的宣传干事。这位宣传干事是1963年湖北大学贸易经济系的毕业生,湖北黄梅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有一项规定,即大学生都必须分配到县以下的单位去工作。这项规定当然是出于把大学生看成知识分子,要到基层去接受教育的含义。所以,这位被称为记者的大学生就分配到了一个叫“鲁台”的人民公社。

   有一天,他们又来到我们的营业部,这位“记者”看到我在读《天演论》,感到非常惊奇!他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老老实实的承认,看不懂。说实话,赫胥黎的《天演论》是严复翻译的,文字非常晦涩。对于一个刚刚走向社会,没有任何思想和哲学修养的初中生,而且没有任何老师指导下来读,实在是太难了。

   他说,不要看这种书了,下次我带本书给你看。

   在我的期待之中,他带来了一本薄薄的书:于光远和苏星合著的《政治经济学》。

   这本书把一个年轻人带上了学习经济学的道路。

   正是由于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商品”和“货币”这个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在那个年代开始接触经济学知识,然后读《资本论》,然后学习写作一些简单的论文,然后去武汉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所以,于光远先生是我的真正的导师,是我人生的一位领路人。

   当然,所有这一切,于光远先生本人是完全不会知道的。直到2005年我和刘道玉校长一起去看望于先生时,才当面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听得哈哈大笑。

   一本书,就是一个青年人一生的道路,所以,我感恩于光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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