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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试论政党与公民社会间的双向赋权

更新时间:2013-09-17 21:15:57
作者: 高奇琦  

  

  学术界在讨论公民社会时,总是把国家或者政府作为其对应的概念,而忽视政党这一行为体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非常重要。政党是沟通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桥梁。同时,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情境下,这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公民社会是整个政治社会中最活跃的部分,而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则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在本文中,笔者提出的问题是,就现实而言,政党与公民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另外,在规范意义上,政党与公民社会如何可以实现一种良性互动?前一问题是一个实然的问题,后一问题是一个应然的问题。本文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回答。

  

  一、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区别与联系

  

  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传统政治学研究关注的内容。美国学者杰弗里·庞顿和彼得·吉尔对政党和“有组织的集团”进行了区分。他们认为,“政党因其意图控制政府的主要机构而有别于其他集团。因而政党常提出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涵盖了国家生活中具有政治意义的所有方面。”同时,“有组织的集团的目的只限于为其组织成员获取利益,或更进一步的特定目标;它们既没有全面的政治纲领,也不会寻求去控制政府的主要机构。它们的目的就是对政府施加影响以促使政府采纳有利于他们的政策。”[1]

  另如,台湾学者周阳山对政党和利益集团也进行了区分,“政党是一种有组织的团体,以争取政治权力与政府职位为目的。……而一个只对个别议题争取利益的利益团体或压力团体,亦因其关心议题的狭窄以及不以争取执政为目的,而不被视为政党。”[2]再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的“政党发展”词条认为,“政党运行于政治体制的正式(合法、立宪的)部分和非正式(社会的)部分之间的交界上。政党不同于其它社会构成,如利益集团(或根据韦伯著名的定义所言之,阶级或地位集团),因为政党不仅仅谋求对合法的立宪权力结构施加影响,而且还谋求占据其中的职位。”[3]这一词条明确指出了政党与其社会构成在政治地位上的明显差别。

  然而,近年来西方的一些前沿成果却更多关注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互转化趋势。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重点讨论美国政治早期社会运动中的政党化努力。戈德斯通举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三个重要社会运动组织:反对奴隶制度的社会团体、农场主联盟和主张关闭酒店的联盟。这些社会运动组织都有政党化的努力,分别发展为自由国家党、人民党和禁酒党。这些社会运动组织在政党化后都在很大程度实现了其运动的初始目标。如自由国家党加入了林肯领导的共和党,而林肯最终废除了奴隶制度。人民党在1892年得到22张选举人票,选出了7位州长和众议院议员,并于之后融入民主党之中。禁酒党虽然未能在美国全国选举中成为重要角色,但其通过政治活动,领导了各州关于禁酒令的投票运动并取得成功。戈德斯通总结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重大社会运动中,只有妇女选举权运动始终没有牵扯到制度化政治活动和政党之中。”[4]

  罗伯塔·加纳(Roberta A.Garner)和迈耶·扎尔德(Mayer N.Zald)的研究认为,政党结构很可能是理解社会运动模式最重要的变量。政党会有意发起社会运动以增加其社会支持或进行选举动员,或者在其内部党派分裂的过程中发起运动。社会运动产生于政党内部。二者都是追求政治目标的组织形式,因此,政党与社会运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5]迪尔米德·马古厄(Diarmuid Maguire)则阐述了英国核裁军运动和意大利和平运动与政党的密切关系。在英国,核裁军运动发展之初,工党给予其支持,此时核裁军运动发展迅速,然而,当工党转而认为核裁军运动不是其感兴趣的议题并表示反对时,核裁军运动迅速消解并失败。在意大利,和平运动在组织和财政上非常依赖于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6]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政党政治中的一些案例则表明政党与利益集团的清晰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催生了一大批倡导环境保护的公民社团。这些倡议性公民社团在逐个应用利益集团的各种策略诸如游说政府和议员、街头示威以及暴力抗争之后,发现最为有效的政治策略是参与选举。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化,绿色倡议组织发展成为当今有效影响欧洲政坛的绿党。

  同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反对外来移民的排外运动和80年代以后反对福利国家的抗税运动,也发展为当今欧洲政坛上非常活跃的极右翼政党。[7]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波兰的啤酒爱好者党。这一组织起源于一个幽默的倡议,即倡议在讨论政治问题的俱乐部中提供好品质的啤酒,这一点与结社和表达的自由、知识的相互包容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等联系在一起。然而,在1991年,这一组织在波兰下院中得到16个议席。[8]这些案例都表明,一些公民社团在实现向政党的转变。

  可以说,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欧美政治中出现了政党与公民社会相互转化的趋势。[9]政党的公民社会化表现在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行为取向的议题化、民主模式的参与化等三方面。公民社会的政党化主要表现为公民社团在组织制度化和议题扩展之后直接以政党的身份进入政治领域。就今后而言,欧美政治中政党公民社会化的程度可能要远远低于公民社会政党化的程度。政党可能会吸收公民社会的某些沟通方式和社会动员技巧,而并非完全转变为公民社会的松散政治模式。而公民社会政党化则可能成为未来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四种关系

  

  如上所述,在西方国家中,政党与公民社会已经成为相互交叠和相互依赖的两个因素。为了赢得选举胜利,政党需要得到来自公民社会方面的支持,并且这种支持关系进一步的固定化,譬如美国共和党和宗教右翼之间的关系。同时,没有制度化政党的支持,公民社会也无法长期存在或有效地影响政治。西方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关系重点体现在选举动员之中。一方面,公民社会需要参与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对政党最大的贡献也就体现在选举过程之中。公民社会为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和选举义工。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实质是一种政治交换关系。公民社会为政党提供选举支持,而政党为公民社会分配利益。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是政党与选民关系的一个变体。由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公民与政党之间的交换会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交换过程中政党是绝对的主导,而选民是消极的交换受众。所以为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选民在与政党的交换过程中最好可以结成公民社团。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交换关系要优于政党与选民之间的交换关系。公民社会的组织性可以对政党的强势主导形成一定的制约和限制。

  这里可以对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分类。二者的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元关系与二元关系。

  一元关系是指两者的实力分配和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对称,一方很明显地优于另一方或一方对另一方有高度的依赖。一元关系可以分为政党优位关系和公民社会优位关系。政党优位关系是指政党的发展优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时政党往往主导或控制公民社会的发展。这一情形在日本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较为常见。公民社会优位关系与之相反,即公民社会组织已经较为强大和成熟,而政党还未完成制度化,同时公民社会对政党有着强大的控制力。这一情形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多有体现。

  二元关系是指两者在政治系统中都具有独立的政治行动者资格,两者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差别并不悬殊,同时两者在政治结构中分担的功能都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二元关系可以分为温和二元关系和极化二元关系。温和二元关系是指政党和公民社会都以合作的态度看待对方,双方在遇到观念分歧或利益纷争时习惯用协商来解决争端。双方同在政治体制内行动是温和二元关系的重要标志。实际上,法团主义所反映的在某一功能领域中展开的体制内合作便是这种温和二元关系。极化二元关系是指政党与公民社会在本质上都不认同对方的合法政治地位,双方习惯用冲突的方式来达成社会合意。在这一关系中,政党活动的主要场域是在政治体制内部,而公民社会活动的主要场域则在政治体制外部。政党往往利用其接近政治决策的机会宣布公民社会非法或限制公民社会的活动范围,而公民社会则往往采用公民不服从、游行示威、街头抗争甚至暴力革命等方式来反抗政党的极化策略。

  从规范意义上讲,在这四种关系中,本文最倾向的是温和二元关系,而其他三种都存在一些问题。政党优位关系的不足在于,公民社会所本应发挥的政治功能不能有效实现。公民社会有很强的社会代议性,在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方面有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公民社会还可以以一种解构性的力量对政治权威形成压力。此外,公民社会还是民主巩固中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因此,公民社会欠发展的政治不能算是一种成熟的现代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优位关系的缺失在于,社会意愿的聚合以及政策的整体实现会由于政党作用的缺席而大打折扣。政党的意义在于可以将社会各种意愿汇集并整合成一种相对折衷的集体意愿,并且通过执政活动将这一意愿以政策的形式付诸实施。因此,脱离了政党的意愿整合和政策实现,而仅仅通过公民社团与政府的即时互动,那这一政府的政策设计往往缺乏整体性和长远性。极化二元关系的缺陷在于二者的相互排斥和冲突容易导致政治体制的不稳定和政策的非连续性。极化二元关系在一些未完成政治发展或正处于政治变迁的国家中较为常见,其容易导致一种结果,即在政党与公民社会的相互冲突和斗争之中,其他政治行为体如军队或复辟势力会从中渔利,并利用政治不稳定来逆转政治发展的进程。

  与这几种关系相比,温和二元关系中的政党与公民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和谐与相互尊重的关系之中。温和二元关系的价值在于,双方都在合作的框架下实现其各自的政治目标,而且由于相互包容和接纳而在客观上不会导致政治动荡的情形出现。温和二元关系的实质是实现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双向赋权。

  

  三、双向赋权及其对两者关系的意义

  

  这一部分首先对赋权的中英文涵义进行讨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双向赋权的概念,并最后讨论双向赋权对政党与公民社会两者关系的意义。在中文表述中,赋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赋予权力,另一是指赋予权利。在不同的学科中,赋权的含义有不同的使用偏好。一般而言,在管理学领域中,赋权主要是指赋予权力。管理学的研究对赋权管理和授权管理进行了区分:授权管理是管理者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部分工作及该项工作的部分权限授予下属,而赋权管理则给予下属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赋权管理要求将下属可以担当的职责以及拥有的权力完全赋予下属,同时在赋权之后,上级对下属的日常工作及相关决策有权参与但无权干预。赋权人对被赋权人的日常管理依靠“纠偏机制”来实现,即被赋权人的工作出现或可能出现重大偏差时实施“纠偏决策”。[10]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中,赋权的含义往往兼具赋予权利和权力两层内涵。郭道晖在讨论行政许可是否是赋权行为时,将赋权行为基本理解为赋予权利——“从事特定行为的自由和权利”。郭道晖指出,“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人类社会生活历史地客观地形成的。如果它得到法律的认定,那就成为了法定权利。即是法定权利,也就意味着只能由法律定之,也可以说是由宪法和法律‘赋予’。”[11]张紧跟和黎丽意在对农民减负增收问题进行政治学探讨时,就主要在赋予权利这一含义上强调对农民的赋权。他们认为,导致农民减负不增收的深层次原因是权利的缺失。破解三农困境的最重要办法是赋予农民基本发展权利和分享改革成果的平等权利。[12]

  在英文表述中,entitlement(赋权利)和empowerment(赋权力)都可以被译为“赋权”。赋权利与赋权力的相关研究出现在一些实证问题的探讨之中。[13]英文世界对赋权利的研究相对较丰富。一些理论研究关注赋权利与理性的关系、[14]赋权利与自由主义的关系、[15]赋权利与正义的关系、[16]人权在赋权利中的地位等。[17]也有一些关于赋权利的实证研究,譬如,有研究关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对加拿大公民的赋权影响等。[18]本文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赋权利理论。森在《贫困与灾荒》一书中写到,“法律处于食物的可利用(food availability)与食物的赋权利(food entitlement)之间。因饥饿导致的死亡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的复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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