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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试论政党与公民社会间的双向赋权

更新时间:2013-09-17 21:15:57
作者: 高奇琦  

  ”[19]在《资源、价值与发展》一书中,森对赋权利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森认为,赋权利是“一组替代性选择的集合:在这组集合中,人们可以使用其所面对的所有权利和机会在社会中掌握自己的命运”。[20]森在这两篇文献中所要表达的一种观点是,人们之所以处于贫困和饥荒状况,并不是因为食物短缺所致,是因为在这些人群中个人权利关系是不完整的,交换权利也是匮乏的。而解决饥荒和贫困的办法,就是赋予人们充足的权利。森的观点是一种关于贫困和饥荒的权利分析。这一观点与其“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是一致的。目前,关于森的赋权利研究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界的热点研究之一。[21]

  实际上,在赋权的研究中,权力与权利的内涵是结合在一起的。郑广怀在其关于伤残农民工的研究中对赋权、无权、去权与剥权等一组概念进行了辨析。郑广怀对赋权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权力与权利内涵的契合与互补。郑广怀指出,“赋权是赋予权力或权威的过程,是把平等的权利通过法律、制度赋予对象并使之具有维护自身应有权利的能力。透过这一过程,人们变得具有足够的能力去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和机构,并且努力地加以改变。”[22]郑广怀的定义始于权力(权威),然后将实现这种权力的手段诉诸于权利,最后再用结果来评判时又回到权力(足够的能力)。

  双向赋权是本文提出的概念。双向赋权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强调主体间性而不是主体性。第二,强调赋予的内容既包括权力也包括权利。就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而言,强调主体间性可以避免两者关系的一元化倾向。在主体间性的视野当中,政党与公民社会究竟何者优先已经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强调赋予的内容包括权利和权力二者,可以巩固双方的主体地位,也可以避免双方极化关系的出现。相互给予对方一定的权力就是给对方让渡生存的空间,这样可以给双方关系留下一定的缓冲地带。同时给对方让渡权力也是将对方作为主体并给予尊重的一种表现。权利是保障权力让渡的一种框架,可以使空间缓冲和主体尊重以制度的形式保留下来。在这一意义上,赋予权力是实质性的,而赋予权利是形式的。形式不一定能改变内容,但可以使得已经发生的内容较长时间地保留。

  具体而言,构建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双向赋权关系,需要在两方面努力。

  第一,政党放权给公民社会,给予公民社会更多自由结社的空间。同时,公民社会也需要赋权给政党,允许政党在政治领域中为公民社会代言,并鼓励政党在更广泛和长远的视野下整合社会利益。

  第二,政党应通过其接近政治决策的便利为公民社会争取一些诸如自组织权的基本权利,并鼓励公民社会用这些基本权利来保障其自主空间。同时,公民社会也应利用其接近社会的便利为政党所拥有的一些权利如代表权、仲裁权和调解权赋予更多的合法性。公民社会赋予这些权利合法性的方法主要通过其与社会成员的沟通来实现。

  

  四、双向赋权的合法性价值

  

  双向赋权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政党和公民社会提供充足的合法性来源。传统的合法性来源一般是经验主义的,或规范主义的。然而,近年来的合法性研究表明,要在经验与规范之间为合法性找到一种持久的动力。

  传统的合法性研究往往强调经验主义,即不同的社会情境产生不同的合法性基础,而合法性的关键在于与某种社会情境相适合。韦伯、帕森斯、伊斯顿等都持有经验主义的合法性观点。韦伯认为,合法性主要体现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即服从者对命令者地位的确认和认可。韦伯提出合法性的三种基础: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并认为法理型合法性是最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类型。[23]帕森斯认为,合法性来自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即社会的制度模式根据社会系统价值基础被合法化。帕森斯特别强调合法性的因素“在具体情况下始终是个经验问题,而且决不能先验地假定”[24]。戴维·伊斯顿将合法性定义为系统成员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并将其细化为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特定支持是由某种利益或需求满足所驱动的,而散布性支持则是基于对政治系统的“无条件依附”或信仰。伊斯顿认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更主要地来自散布性支持而非特定支持。[25]

  经验主义合法性对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寓意是,要从客观情境下来理解两者关系。譬如,从美国的政治特征来看,美国政党与公民社会的有限合作模式就拥有很强的合法性。再如,从东亚的政治特征来看,日本和新加坡政党主导公民社会模式的合法性也是很充足的。这种理解带有很强的历史主义特征,强调政治个案的特殊性,对理解和尊重特殊案例有很强的帮助,但也容易被批评为披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外衣而行政治保守主义之实。

  另一种合法性研究则是规范主义的。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将合法性视为对某种永恒的美德和正义的强调,即认为统治合法的标准是其是否符合永恒的美德和正义。只要它不符合永恒的美德和正义,即使其得到大众的认同和忠诚,例如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也是不合法的。哈贝马斯认为苏格拉底的正义理论便属于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界定。[26]

  对于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而言,规范主义合法性意味着要从某一种法理与标准出发对双方关系进行界定。然而,现实的困境在于很难确定一种可以辩明二者关系的客观标准。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是两种界定双方关系的标准。国家主义的实质是强调普遍性和整合性,因此,在这一标准中政党处于更为优势的合法性地位。而多元主义则更强调特殊性和分立性,所以以此为基础会容易得出公民社会地位优先的结论。实际上,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完全排斥了大众赞成和认可的经验基础,而去寻求一种合法性的永恒标准,从而陷入了抽象思辨和形而上学,并最终导致了价值上的绝对主义。

  在这一意义上,哈贝马斯的“重建的合法性”概念便拥有了在经验和规范之间的特殊价值。

  哈贝马斯在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独特的合法性概念,“证明的程序和假设前提本身是合法化之有效性立于其上的合法性基础,某种协议——这种协议乃是作为自由的平等的全体涉及者中间产生——的观念决定着现代合法性的程序类型”。[27]哈贝马斯将其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的公共领域概念作为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并认为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28]哈贝马斯的“重建的合法性”概念实质便是本文所论及的双向赋权,即构建一个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交往共同体,政党与公民社团都可以自由而平等的介入其中,通过论辩和协商达成双方的合意与共识。

  在这里可以举英国的案例来说明这种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双向赋权。在英国,工会先于工党出现,并在创建工党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1868年成立的英国工会联合组织——职工大会早期采取改良主义的工联主义思想,并与自由党结盟。但由于自由党执政后在与工会相关联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等问题上缺乏积极行动,所以工会与社会主义团体合作在1900年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并于1906年在工会的坚持下改名工党。1924年,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在工会的支持下首次赢得选举,并在执政后就维护工会和劳工利益方面做出诸多重大举措。[29]英国学者刘易斯·明金和帕特里克·赛德对工党与工会的紧密关系描述为以下特征:第一,英国工党是在1899年职工大会上动议产生的,其在初期的存在就归功于工会的支持。第二,工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工会会员。第三,各个工会从地方到全国都参加各级工党。工会在英国工党最高决策权力机构的每年年会上,拥有正式的多数。第四,工会可以直接提名工党候选人,以保证议会党团中有直接反映其利益的议员。第五,工会的会费和捐助是工党资金的主要来源。[30]

  总体而言,英国工党与工会组织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组织上,工会以集体名义加入工党。1918年之前,工党不吸纳个人党员。工党党员在上世纪70年代时有680万,其中集体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会会员)就占到610万。在财政上,工会的资助是工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工党中央约4/5和全党约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工会。[31]虽然在布莱尔执掌工党后,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去紧密化的变化。但是,就目前为止,英国的工党与工会仍然是本文论及的双向赋权模式的经典案例之一。

  

  五、党社协商:在中国实现双向赋权

  

  在中国,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体的关系问题。要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公民社会的双向赋权,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推进党社协商。党社协商是指政党和社会之间就共同关注或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协商,以期达成共识,形成共同接受和认可的决策或方案的过程。

  在十八大报告中,“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已经成为未来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国内学术界对党社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协商民主在中西方推进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因为政党一直处在衰落的趋势之中,所以对公民协商的强调自然成为一个推动协商民主的重要选择。[32]而在中国的情境之中,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几乎所有的大政方针都首先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决策,所以协商民主的展开和推进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同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公民及其组成的社会。因此,通过公民及团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协商,可以把公民的诉求和意愿输入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构当中。这样有两点好处:首先可以保持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其次可以通过一种意愿输入增加公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内学术界对党社协商意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国内有大量关于协商民主的讨论,但是往往会偏向两点:一是党际协商,这类观点往往把协商民主与以人民政协为中心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同起来,而政治协商制度的核心应该是党际协商;二是公民协商,这类观点往往强调从借鉴西方的角度来理解协商民主,并基本上把西方意义的公民协商看成是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实际上,笔者认为,中国协商民主更应该需要在党际协商与党社协商之间展开。

  党际协商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制度的积淀,并且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党社协商则可以为执政党和公民社团提供新的合法性来源。党社协商可以为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双向赋权提供观念支撑。在实践中,双向赋权的过程是政党和公民社会围绕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和讨论,通过话语论证来达成共识进而形成政治结果的过程。具体而言,双向赋权模式在中国的构建需要执政党与公民社会各自都做出一些努力。在执政党方面,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第一,执政党要给予公民社会更多的空间,并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来保障公民结社和公民社会自组织的权利。执政党要给予草根的社会团体更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资源。草根民间组织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往往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比较薄弱的领域。党可以允许民间组织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并在宏观上把握这些组织参与治理的方向和内容。党要以更为宽容的态度看待草根组织对群众利益的表达和伸张,给予其平等的协商地位,同时鼓励它们以更加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党群治理。

  第二,尝试执政党与公民社团对话的直接协商模式。执政党要逐步推动与公民社团的协商和社会对话,向关心党工作的公民社团和群众开放,特别要给予那些代表弱势群体的社团表达利益和诉求的机会。可以在党的内部会议邀请一些公民社团代表参加或列席,并逐步尝试允许公民社团代表发表其看法和主张。可以尝试设立一些与公民社团合作的党务论坛,鼓励党员和公民社团代表共同参与讨论党务建设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党的干部要把其工作时间的一部分用在与公民代表的直接联系上,包括定期亲自接待公民代表来访和到公民社团调研等等。

  在公民社团方面,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第一,公民社会要以合作的态度看待执政党。在欧美政治或中东欧政治中,公民社会在一些情况下是以反叛者或是解构者的角色出现的,而这种态度会给正在经历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中国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公民社会也需要赋权给执政党,给予执政党的政策和行为以充足的合法性,允许并鼓励执政党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为社会的整体发展进行筹划和设计。公民社团一方面要主动地参与执政党政策的规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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