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伟:刑事立法的政策导向与技术制衡

更新时间:2013-09-05 23:58:42
作者: 陈伟 (进入专栏)  

  

  【摘要】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之间存在亦步亦趋的互动关联,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的引导性力量,直接推动刑事立法的不断修订及其完善。刑事政策的非稳定性是由社会现实的变动性所决定的,刑事政策的相应调整必然引发刑事立法的及时跟进,由此决定了刑事立法的扩张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与客观现实。必须扭转刑事立法扩张化过程中权力中心主义的传统,把理性立法之下的权利保障作为民权刑法观的应有之义予以倡导,通过立法技术与司法技艺的双重结合来实现对刑事立法扩张的有效制衡,以合乎刑法现代化演进的现实所需。

  【关键词】刑事立法;刑事政策;政策导向;技术制衡

  

  刑事立法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行为,其对犯罪圈的合理划定与刑罚结构的有序调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刑事立法的最终结果就是制定出成文的法律规范,但是,立法过程并不以静态性的规范而全然得以展现,也并不以事后的主观解读就足以获得全部立法旨趣。因此,为了制定出科学的刑事法律,也为了更好地实现刑事立法对罪刑设置的良愿,我们必须深入获悉刑事立法规范背后蕴藏的政策导向,并知晓刑事立法扩张化背后如何通过技术制衡达致价值兼顾的实践情形。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厘清,从而对刑事立法与刑事政策的内在关系有一更加清晰的认识,并对未来刑事立法的更好完善和司法实践的优良操作有一指导性意义。

  

  一、刑事立法的基本现状:以刑法修正案为视角的考察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实施以来,刑事立法的修订工作就从未停止过:一方面,大量的单行刑法被制定出来,另一面,酝酿中的统一刑法典的修订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1997年第二部刑法典颁行以后,刑事立法的修订基本上都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得以展现。从现有刑事立法的变化轨迹来看,主要体现了如下特征:

  其一,刑事立法的修改以“刑法修正案”为主要形式。自从第一部刑法修正案问世以来,后期的立法补充与完善都是以修正案的方式来进行的,摒弃了前期以条例、补充规定、决定等方式完善立法的模式。[1]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立法史上第一次以修正案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补充、以这样的方式修改完善刑法,对我国今后的刑事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其二,刑法修订的频繁性突出。从1997年刑法典问世以来,刑法的修订就频繁进行,从第一个修正案仅仅间隔二年多的时间即出台可见一斑,在此期间,1998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更有甚者,我们在2001年先后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二)》和《刑法修正案(三)》,两个修正案的间隔时间不足三个月;刑法修正案之间最长的间隔时间也仅仅为二年八个月。: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总共通过了八个刑法修正案和一个单行刑法,刑事立法修订的频率可谓相当频繁。

  其三,刑法修订大多以经济性犯罪的法律条款为主要内容。第一个刑法修正案共补充了8个法律条文,这8条内容全部与经济性犯罪相关。该修正案对本次刑法修正的初衷进行了明确表达,即“为了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刑法修正案(二)仅仅涉及一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该修订内容同样是对经济性犯罪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四)》修订的八个条文也全部是经济犯罪的相关内容。《刑法修正案(五)》对妨害信用卡管理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进行了新的规定,并对信用卡诈骗罪进行了立法修订,尽管其还修订了《刑法》第369条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增加了一个过失损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但是,通过内容比重的对比仍然不难发现,本次立法修订仍然主要是就经济犯罪而言的。《刑法修正案(六)》共有20个条文,除了新增加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其他的全部都是经济性犯罪的罪名。《刑法修正案(七)》共有14个条文,除《刑法》第262条之二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刑法》第375条的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和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其他的也全部都是经济犯罪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总则与分则都有修改,在刑法分则部分,除了危险驾驶罪的增加,其他新增的九个罪名全部都是与经济性犯罪有关的罪名。

  其四,刑事立法以扩大犯罪圈为主要特征。从我国现有的八个刑法修正案与一个单行刑法来看,除原有犯罪罪状的修改和罪名的修正外,通过刑事立法来扩大现有犯罪圈是一个显着特征。《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单行刑法增设了一个“骗购外汇罪”,第一个刑法修正案增加了5个罪名,《刑法修正案(二)》将“非法占用耕地罪”修改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把原有的“耕地”扩大为“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扩大了犯罪处罚的范围。《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除此之外,在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修订中,增加了危险物质,罪名因而变更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在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修订中,增加了危险物质,罪名也相应变更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取消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罪名,改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犯罪对象得以增加,犯罪圈的扩大随之显现。《刑法修正案(四)》取消走私固体废物罪,改为“走私废物罪”;取消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罪名,改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取消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罪名,改为“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除此之外,还增加了4个罪名。《刑法修正案(五)》增加了3个罪名。《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20个罪名,取消了8个罪名。《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13个罪名,取消了4个罪名。《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10个罪名,取消了3个罪名。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犯罪罪状的修改,还是新罪名的增加,实际上都体现了刑事立法扩大犯罪圈的明显痕迹。

  

  二、刑事立法的政策导向:刑事政策催生刑事立法的问世

  

  刑事立法作为不同于其他类别的立法活动,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以犯罪与刑罚这一特殊性质的内容设定方式界分了其与一般违法行为的悬殊所在。由于刑事惩罚是最为严厉的责任承担方式,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在设置罪名与法定刑时都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和最为慎重的方式。尽管从整体视角来看,刑事立法囊括了入罪化与除罪化的整体性内容,但是,就犯罪圈划定的客观情形而言,犯罪化仍然是当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主流。如此一来,刑事立法要把先前尚未进入犯罪圈的行为纳入到犯罪体系之中,在探讨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之前,自然要对已经进入视线的危害行为进行一番考量与审视,即法律文本正式出台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把该行为上升为犯罪的外在作用力--刑事政策的直接推动。

  (一)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的先导

  刑事政策是关注犯罪现象的政策学,外在的危害行为是否需要采用刑法进行抗制,必然需要通过刑事政策的严格审查。与之相对应,刑事立法也可以限制刑事政策的不当扩张,即“刑事立法具有国家意志性,由于法律是客观中立的,通过法定程序产生的立法一经确立,便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因此,通过立法来固定刑事政策,可以抵制不符合立法基本原则的不适当的刑事政策。”[3]可以说,刑事立法是呼应刑事政策的结果显现,同时也是刑事政策导引下的立法现实化。[4]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的先导,作为刑事立法规范正式出台的前奏,任何立法规范的合理化表现都必须依赖刑事政策的推动,同时也必须寻求刑事政策的内涵支撑与价值映射。

  刑事政策是一个观念性的存在,是模糊抽象和宏观性的意向表达,公民个人很难涉入到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之中。正如有学者所言,“公民个人并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公民不可能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与到刑事政策决定--无论是元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还是具体刑事政策。”[5]与之同时,刑事政策作为政策性的存在,它也不具体针对某一个特定事物,既不具体指涉某一个被标定的犯罪行为,更不针对某一个现实化了的犯罪人。因为,刑事政策作为指导刑事运转的一个方向性指引,它既没有规范性的限制性束缚,也没有遵守或者违背该政策所要承担的责任后果。刑事政策要把自己的满腔抱负转化为实践行为,必须通过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扶持而展现其意图,实现其意志。“刑事政策自身的诸多缺陷如确定性、强制性的不足以及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隐患往往直接产生了制定刑事法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刑事政策的不足催生了刑事法。”[6]毫无疑问,刑事政策作为贯穿刑事活动全过程的指导性理念,刑事立法是离其最贴近并首当其冲的刑事法律活动,同时也是受到如上政策理念冲击最强的阶段。因而,大谷实教授认为,“抑制犯罪的对策是通过刑事法来实现的。与犯罪形势和社会、经济状况变化相适应的刑事立法,对于刑事政策特别是抑制犯罪对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7]刑事政策要把自己既有的刑事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就必须进行现实化的转化,而这一转化必然要依赖刑事立法的规范化表达得以实现。

  纵观我国所有刑法修正案的出台背景,毫无例外都是跟随刑事政策的相应调整而进行的。通观现行刑事立法修正案最初的刑法完善(主要指《刑法修正案(五)》之前),基本上都是集中式的内容修订,要么集中于经济领域中的某一类犯罪,要么针对其中的单一性犯罪。通过这些修订内容可以看出,刑法修订的重心仍然在经济领域的犯罪,这与市场经济政策确定之后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由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再加上法律、法规惩治不足所导致的严重危害行为的甚嚣尘上,刑事立法及时做出弥补无疑是对其他法律、法规的效力保障,同时也是对市场行为与利益分配的一种积极干涉。如果把刑事立法的修正看成是对之前立法的一种反思性调整,这里已然能够清晰的显现出市场经济渐进前后的不同背景导致刑事立法的差异性关注,同时也展现出刑事立法无法超越社会现实,做出跨越时代需求的完美性规范表达,这是一种常态性现实。

  但是,从《刑法修正案(六)》、(七)、(八)的内容来看,刑事立法从单一性逐步迈上了混合性的立法模式,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其不仅对刑法总则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而且对刑法分则的修订也并不局限于某一类罪或某一个罪名。很显然,这一变化体现了刑事立法基本指导思想的转变,即以以前的零散式修订走向逐步系统性修订的立法思路。正如有学者所言,《刑法修正案(八)》“从宏观到微观、从总体到具体的修改,从而使我国的刑事立法真正做到了系统性、整体性与全局性。”[8]其原因在于,之前的刑法修订都是为了弥补刑事立法的缺陷而进行的“堵漏式立法”,是为了在罪名设置上完善相应的立法体系,及时克服罪名系统自身的不协调与不完善。实际上,这与我们当时一贯倡导的“宁疏勿密”的刑事立法政策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当时立法者的意图在于,期望通过开放性与模糊性的立法来应对司法实践的复杂情形,为刑事司法留下实践运用与挥舞手脚的空间,但是,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及不断深入贯彻,法外定罪与类推解释被严格排斥,之前在刑事立法中有意留下的粗疏痕迹得以更为明显的显现,也大大制约了刑事司法的操作性适用,为此,刑事司法运转过程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刑事立法担起重任并予以消除。

  然而,从后期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由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被正式提出,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认可,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与理论研究也围绕着如何理解与适用这一刑事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和多侧面的研究,使得该刑事政策从抽象性的政策逐步变得清晰起来。受其影响,后期的刑法修订就自然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念映照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在诸多条文中都直接体现了这一刑事政策的身影,《刑法修正案(八)》就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的集中展示。由此可见,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的先导,是推进立法规范化出台的直接动力。“刑事政策立法化是一种理念与技术的组合,还是一种现实的行动,因为刑事法律不仅在理念上要以刑事政策为指导,而且还必须适时以一定的立法技术将刑事政策的内容予以固化。”[9]很显然,在任何刑事立法的背后,都不可能缺少刑事政策的存在,刑事立法作为逻辑思维推导下的综合产物,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影响无论如何都不可或缺。

  既然任何刑事立法的背后都有刑事政策的影响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7386.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