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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邬志辉:中国“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议题争论的背后: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3-09-04 10:17:34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邬志辉  

  

  【摘要】“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议题成为2012年至今中国公共生活的话语热点无疑具有其背后复杂的生成缘由和发展逻辑,身处不同利益群体中的中国家长都纷纷打出“教育公平”的话语旗号,以完成对自我个体利益追逐的神圣化包装,但实质上,运用教育公平话语来期盼达到异地高考问题的各方满意性解决实则困难,因为其背后深层的公平观很难形成一致,而要理解这种公平观难以达成一致的缘由就必须要超越异地高考命题本身,进而去理解政策设计中针对该议题容易忽视的几项政治社会学发生根源,如底层政策设计的模糊、个体化中国社会的兴起、农村教育的政策误区以及“文凭中国”、“本科出身论”的思想共谋等等,从而为异地高考公共政策精细化设计提供另一条治本思路。

  

  【关键词】 异地高考; 教育公平 ; 政治社会学; 底层

  

  一、“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议题:一个简明的问题史呈现

  

  高考,即高等教育学校入学招生考试,一直以来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国家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而社会通过高考进行阶层划分和社会分流①。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为我国随后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30多年后的今天,高考不仅成为了中国教育制度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莘莘学子寒窗苦读十来年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个通道,也是众多父母为孩子拼搏奋斗十几年后看到子女出路的盼头。然而现今关于高考的一个新的问题又展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异地高考”问题。

  “异地高考”问题是指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即孩子在其父母工作地区接受教育,能否在其受教育地参加高考并获得与该地户籍学生相同的录取政策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城市的发展远远快于农村的发展,特别是一线大城市经济更是高速增长,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和从二、三线城市向一线城市流动。由于社会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其随迁子女在受教育地升学这一现实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迁子女也逐渐长大,渐渐临近高考,然而高考制度与中国的户籍制度相结合导致随迁子女只能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异地高考问题引发了争议。目前,北京随迁子女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已高达40.9%,而随迁子女占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的比例也超过40%。这一庞大的数据表明异地高考问题必然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必然要承受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

  早在2008年就有人大代表提议说解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问题,但却一直不了了之。在2010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其中提出了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的试点办法,并把山东、湖南和重庆列入了试点范围。这是国家首次将异地高考列入了试点,让不少纠结于子女异地高考的家长看到了一丝希望,但让人遗憾的是进行试点的地区并非外来人口流入较高的地区。2012年2月29日,山东省教育厅在山东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新闻通气会上率先打破高考户籍限制,明确提出“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省就地(所就学的高中段学校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山东省的这次教育改革,算是中国首批实行异地高考政策改革的地区,解决了山东省随迁子女回户籍地参加高考的烦恼,同时让还在呼吁异地高考、教育公平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光明,并把注意力转向了京、沪等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同时高考录取分数线较低、录取比例较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较多的热门一线城市。2012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异地高考方案将在10个月内公布”,让因为担心孩子无法在受教育地参加高考的家长再次看到了曙光。

  在此等待期间,京、沪、广等地的随迁子女家长自发组织为志愿者,多次向当地教育部提交要求异地高考的公开信、在公共场合进行异地高考的宣传,并拟成了民间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明确答复。与此同时,上海占海特事件也愈演愈烈,2012年5月,户籍地在江西九江的占海特在5岁时就随父母移居上海,在当她得知自己因为户籍问题甚至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时,她便走上了维权之路,在此期间,占海特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广泛争议的社会行为来呼吁教育公平,禁止户籍歧视,一石激起千层浪,把异地高考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在各地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家长的持续争论和翘首期盼中,终于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除西藏外各省(区、市)异地高考政策方案陆续出台,其中包括了京、沪两地备受争议的改革方案在内,然两地“高门坎、严要求”的方案在各地非本地户籍家长中再次引发轩然大波,大多数家长甚至直呼绝望。在“教育公平”理念下的异地高考公共议题如今仍然在持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的家长中展开着激烈持续的争鸣和交锋,相关困惑亟待学者从理论上深入破题,理性疏导。

  

  二、政治社会学视角下“异地高考”政策的公共性博弈:谁的利益与何种公平?

  

  异地高考问题在中国社会公众中的争论愈来愈白热化,争论的焦点依旧是一线中心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座发达的中心城市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对无本地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放开就地参加高考的标准与程度,争论的群体边界明晰化为有一线城市本地户籍的家长与无本地户籍而进城务工的家长。显然这是一种与不同群体利益直接相关的再分配之争,而再分配背后的政治哲学核心是资源分配中的“公平”,由此,身处不同利益群体中的家长都纷纷打出“教育公平”的话语旗号,以完成对自我个体利益追逐的神圣化包装。但实质上,运用教育公平话语来期盼达到异地高考问题的各方满意性解决实则困难。

  事实上,不同利益群体话语中的“教育公平”实质上都是片面独断性和简单暴力化的,异地高考话语政治中的“教育公平”实则需要追问“谁的教育公平”问题。拥有本地户籍与无本地户籍的家长都可以打出教育公平的话语旗号来论证“异地高考”元命题的合法性与否,来评价“异地高考”相关出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与否,前者从城市自我容纳能力、教育财政供给能力、高考移民可能危机以及能够参与高考的选择机会等角度出发,论证了异地高考不宜放开或者至少应该高门坎的缓慢放开,而后者从国家人才培养、社会公民权利、城市反哺农村的历史承诺、无本地户籍务工人员对城市的贡献率等角度出发,论证了异地高考应该尽快的彻底放开。

  有本地户籍的社会群体主要采取一种“质量优先性”的教育公平辩护策略。他们认为如果异地高考彻底放开,那么就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导致外来人口的无节制进入,城市总量一定的公共服务体系就会坍塌,无节制的人口涌入实质上不仅会抵消城市扩容增质空间的释放效应,同时还会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的全面崩溃,从而致使有限度的教育服务在过度的资源分配中被彻底稀释,这并非实质意义上的教育公平,而是在民粹主义渲染下被单纯道德捆绑的情绪激荡,相反,真正的教育公平更期待深刻理性和宏大战略,至少当前的教育公平绝不能以降低本地人均教育服务质量为代价来满足无节制的外地人城市梦,教育公平首先应该是有质量且可持续性的教育公平而不是牺牲质量甚至灭绝教育本身的简单化平均。另外,大量的高考移民专业户将以更低的成本在全国范围内获取这种溢出资源,这批人至少可以在老家或者移入城市中有两次选择接受高中教育或选择参加高考地区的“成本-收益”决策机会,而更多的本地人事实上却只有一次这种机会,这种客观的机会相对剥夺感也是本地人难以接受的,因此对本地人来讲,真正理性的教育公平是在教育资源增量扩充的过程中缓慢地使异地高考的准入门坎向下挪动,而这种门坎挪动的政策基础自然是“增量共赢”型无输家的改革,而不是“结构调整”型有输家的改革。该群体在论战中称呼异地高考支持者为“异闹”,并情绪化的将对手称呼为“蝗虫”,事实上,该群体较之对手而论,总体上规模偏小,在道德层面上很难博得社会媒介同情与支持,因此目前总体在舆论战中处于守势地位。

  无本地户籍的社会群体主要采取一种“机会优先性”的教育公平辩护策略。他们认为如果异地高考不放开,事实上是国家性的公民权利隔离与歧视,是一种赤裸裸的城市既得利益者对更广大外来社会公民权利的剥夺,无本地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员为该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却因为户籍制度而享受不到城市本应为每一个事实上的市民所提供的平等的公共服务,他们缺乏一种来自城市在身份意义上的承认与尊重,自己的子女也在这种缺乏尊敬与认同的城市社会生态完成了自我尴尬而充满冷暴力的个体社会化,在这种个体社会化的完成过程中子女被城市向度的等级话语塑造成为了主体身份迷失而缺乏责任意识的边缘人,他们接受的是城市里被标签化为次等的教育,被同辈人标签化为次等的社会公民,因为无法异地高考,因此他们甚至根本无法接受城市里完整的教育,一到中考,不管成绩好坏,他们都会被老师们以不能升入本地高中就读为由而沦为学校里被漠视的透明玻璃人,即便在允许参加中考的城市中,这批孩子也被“借读”这样的制度标签化与身份化,因此教育公平必须首先是机会和权利的公平,而不是有质量的公平,所以对该群体来讲,必须要诉求于异地高考门坎的彻底放开,而不是按照“城市需要人才”、“积分原则”等所谓“拼爹”的标准和“城市意志”来进一步细化身份区隔。由于无本地户籍的社会群体总体规模庞大,并充分运用了建国后一批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和法理规范,采取“以法抗争”、“以弱抗争”的斗争策略,总体上容易博得社会媒介的道德同情,他们标签化对手为“既得利益者”,因此目前总体在舆论战中处于攻势地位。

  两种不一样的教育公平辩护策略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核心在于两种教育公平观在当下中国很难形成思想的交汇,而要达成基于思想深度交汇的共识又缺乏真正理性的公共性空间平台与公共治理决策机制作为基础。本质上讲,当下中国“异地高考”议题下的两种教育公平观博弈是一场在教育领域展开的新的“改良”与“革命”式公共政策治理变革思维的较量,前者试图在工具实然的层面上做大教育资源总量的前提下逐步下移门坎标准而扩大受惠人群,而后者则尝试在价值应然的层面上尽快甚至最好一步到位达成基于公民合法平等权利的教育资源共享,前者的实然性辩护直接导致其理论逻辑逐渐内转和下沉,“异地高考”问题被逐渐清晰化的引向内部教育发展系统性现实难题之中来予以呈现,因此容易博得地方决策机构和具体决策部门的实然性认同,而后者的应然性辩护直接导致其理论逻辑逐渐外转和上移,“异地高考”问题被逐渐开放性的引向外部社会公平体系的宏大话语叙述和国家理想之中来予以呈现,因此容易博得国家意志和社会公众的抽象性认同。由此,中国语境下两种尚难重迭一致的教育公平观,一个在教育内部合理发展中去追寻合法性,而另一个则在社会外部公平中去追寻合法性。事实上,真正的教育公平只能是在各相关利益群体开放性的公共讨论中,彼此确立起能够形成共识的现实基点,通过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双向互动共同开发才或有收获。其中,顶层设计促成了教育公平外在政策的建构,而底层实践加快了教育公平内在要义的生成。而各利益群体如果仅仅希冀通过道德话语的单项赋值与自我神圣,并通过舆论妖魔对方利益表达、诱发群体性冲突事件等方式来达到操控决策的目的,则从根本上是不可取的,这只会导致公共决策管道的进一步堵塞而于理性决策本身无益。因此无论处于舆论的攻势还是守势,无论占据了多少的道德资源与否,都必须要在理性层面上予以全面检视,合理的问题解决只需服膺于事实和真理。

  

  三、超越“异地高考”议题本身:几个容易忽视的政治社会学发生根源

  

  (一)“底层社会” 的粗线条性政策设计与“个体化社会”的主体性形成:三十年中国社会生态的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

  

  从表层来看,异地高考似乎仅仅是“随迁子女”在读书、高考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因既定的政策制度设计,人们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公民权利、国民福利被剥离的后遗症②,而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三十年来甚至六十年来中国社会生态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致使“个体化社会”兴起③与“底层社会”形成的直接后果,正是该二者的联姻才使得异地高考具有逻辑和道义上的抗争群体(底层的立场)与抗争武器(“弱者的武器”) 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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