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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宪政与王权下的国运——慈禧为何不如维多利亚女王

更新时间:2013-09-03 00:08:21
作者: 王龙  

  不但如此,一些最重要的文件帕麦斯顿甚至连首相也不呈阅。外交大臣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

  女王对帕麦斯顿无视君上的做法非常生气,她开始和罗素首相讨论给这个不听话的外交大臣换个位子的事情。但帕麦斯顿不顾种种压力,依然我行我素,在一些重大外交问题上仍然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女王终于忍无可忍,她通过首相直接转交给帕麦斯顿一封信,措词严厉地声明,今后一切经过她批准的方案,大臣不得擅自更改修正。否则,她将认为是对君上毫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她的宪法权利,罢免这位大臣。

  帕麦斯顿从女王的信中嗅到某种气息,但自负的个性使他无动于衷。

  女王不能容忍这样的漠视与愚弄。在丈夫阿尔伯特的协助下,她不断向新任首相约翰勋爵施加压力。终于,一项旨在反对帕麦斯顿的议案在上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然而,在下院的讨论中,帕麦斯顿显示出了他老辣的政治手腕,把下院当作了他个人表演的专场。在一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以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完美演讲,击败了政敌,再次脱离险境。他外交大臣的位子稳如泰山。

  对于下院的决议,女王夫妇感到非常失望。现在,维多利亚夫妇深感这位无视君权的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最大决心要赶走帕麦斯顿,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历经多次艰难的较量,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可惜天不假年,她最得力的助手阿尔伯特亲王过早地逝去了。否则,如果他再活30年的话,如同后来一味奉迎女王的首相迪斯累利所说:“如果他活得比我们这些‘老手'长的话,我们就能享受专制统治的好处了。”

  维多利亚在位64年间共经历了20届内阁、11位首相。她与其中大部分首相都曾发生过冲突,相处麻烦不断。尤其是曾经四届首相的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与维多利亚矛盾重重。

  1868—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五年。这正是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执政的五年。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攻击的靶心。

  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共和国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叫《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刷了上百万份到处流传。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六万镑的年俸供其私用,而这一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他用,中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人们确信维多利亚女王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即废除国王。

  这是维多利亚一生最为凄惨的时刻。大臣们、报刊、民众合在一起激恼她、责备她、曲解她的所为,到处没有一点同情和尊敬,她声称自己是“一个惨遭误解的女人”。繁重的工作和孤立无援的处境,几乎将她压垮。维多利亚以她纤弱之躯抵挡着、反抗着。但惟一结果是使自己心力交瘁,徒唤奈何。

  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之地。

  首先不能容忍的是格莱斯顿对陆军的改革。自古以来,陆军就与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她看来,任何改革都将危及皇室利益。她的夫君阿尔伯特在世时,对陆军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而现在,根据格莱斯顿的命令,总司令不再属女王所管,而是隶属于议会和陆军大臣了。这是最令女王反感的一项改革。她感到这是对她个人地位的巨大威胁,也是对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个人地位的猛烈攻击。当她听说这个可怕的人还在酝酿另一项改革———企图废除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时,顿时觉得如同在她口腔里突然拔出一颗牙一样难受,因为鬻买军衔是得到御准的一项制度。她努力地抗议、反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女王与内阁之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1881年初,她在出席议会致辞时惊讶地发现,未经自己许可她的讲稿竟被篡改了。讲稿中的内容早已偏离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这是她坚决不能接受的。争执之中,在枢密院会议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他们认为女王粗暴地干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话说与其这样就不会让女王出席会议。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不欢而散。内阁大臣们一个个拂袖而去。临出门时,他们冷冰冰地抛过来一句话:“君主只能按内阁大臣们的意愿致辞。因为君主的职责是,只能点头,而不能争辩!”

  格莱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莱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室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

  维多利亚女王手中的御笔悬停在空中迟迟不愿落笔,抖动的笔尖把她的痛苦和犹豫表露无遗。许久之后,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一次次表现出烦躁和愤怒,她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维多利亚女王心中积郁忧愤之情,当格莱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她才出了一口恶气。离开内阁那天,格莱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莱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白金汉宫还是在紫禁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都一样激烈残酷。但维多利亚女王和政敌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而慈禧对政敌的打压,则完全取决于维护王权的需要,是千百年来宫廷阴谋的一再上演。

  1865年4月14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双膝跪地,痛哭谢罪”———原来他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谁知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令他猝不及防。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

  光绪十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操纵大清有史以来最高权力最大的变动“甲申易枢”,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奕訢被彻底扳倒,慈禧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次奕訢惨遭罢黜,反对之声寥寥无几,与同治四年那次弹劾风波引起的反响完全不同。罢免反对的呼声甚微,仅寥寥数人上疏。前后十九年,同样是罢黜奕訢,反差如此之大。功高盖世如恭亲王者,仍被如此轻易驱逐出权力核心,其他人更是谨慎小心,噤若寒蝉。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了变法,狠毒地杖毙了光绪身边的两位亲信太监,把奕勖等亲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绪跪于案旁,并置一竹杖于案前,气氛威严,杀气腾腾。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厉声斥骂。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间堕落为亡国败家的祸首,光绪连大气也不敢出。慈禧余怒未消,继续指斥:“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这就是大清与英国法治传统的区别。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权的奴仆,是帝王绝对垄断的统治工具,亿万子民只有恭顺地领受法律裁决的义务,而绝对没有了解法理依据的权利。对于那些敢于窥视和更改帝王法律和“祖制”的人,哪怕他仅仅触动了一个字,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而在英国,宪政体制中的司法享有独立崇高的地位,法庭判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两种“一字不能易”,正是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所执掌的政权,所具备完全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石和法理基础。

  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法”的创制、执行以及对法律规则本身的认知,反映了其制度文化内核中的内核。如果说中国的皇权如脱缰之野马,而英国的王权则被套上了紧箍咒。在西方法律史上,法律合法性的最终根据,来自于上帝和自然法则之正义。在这一法理基础之上,我们看到像英国这样的宪政国家如何坚决地依据法律的权威来约束国王的威权———“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宪制要义。

  而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我们有的是“法乃天子之神器”、“权者,君之所独制”。先刑后法、以刑代法、以权凌法,使皇权下所谓的“法”,不过成为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工具而已。当法律本身都横行不法,那还有什么样的规则能够被遵循?当权力本身肆无忌惮,社会失序也就成为必然结果。这样的统治模式,使加害者与受害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失去了安全感。受害的,是所有人。

  对于权力的追求和渴望,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共同梦想。但正是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政治理念,从而导致中英两国迥异的国运拐点。

  在与大臣们的权争中,有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维多利亚。激进好事的帕麦斯顿被她一手赶下台后,正当她满以为他“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可是几年后,这个家伙却再度发迹,一举成了英国的首相,她不得不痛苦无奈地授权他进行组阁。“不倒翁”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逐渐使维多利亚明白,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拍。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之潮流作你死我活之战斗。废除至尊、削弱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得人心的潮流,如果她不顺应这个潮流,就真的连现在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宪君主迈进,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人们把国王比作国家机器的轮子,虽然转动得很快,但不发生多大效力,因为它与机器的其他部分是脱节的。内阁在名义上把女王抬得很高,而女王也乐于不再过多地去干涉内阁的政务。但是女王仍然是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一环,英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维多利亚与内阁的反复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记》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

  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

  漂亮的谎言背后,是皇权政治流血的本质。千百年来,中华大地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慈禧太后自从登上皇权宝座那天起,就意味保持这份权力的斗争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风。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很快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矛头所向的焦点。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在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舍此而外,必然朝不保夕。她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专制王朝政治的缩影?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的权杖上不是阴魂不散?谁的王冠上不是血迹斑斑?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

  然而,由于慈禧的一误再误,晚清社会的政治体系不但面临着权威危机,而且还面临着统治危机;从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上观察,清末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功能。要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变革,可能性几乎为零。

  慈禧虽然积极支持洋务运动,对早期的戊戌维新也予以支持,晚年还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激进的改革,但她一切改革的前提,都是以不触动自己的权力。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她的最大能力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而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慈禧是政治强人,但不是大政治家。戊戌年间,王照曾指责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意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儿孙绕膝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安详地度过她最后的时光。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她们的经历说明,“把权力关进笼子”,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只要皇权专制的基因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肌体,人民要想真正走出皇权的阴影,走上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可能还需要很久。

  

  来源:《随笔》2013年第4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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