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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毅:基督教传统与西方现代宪政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3-08-31 19:45:30
作者: 陈弘毅 (进入专栏)  

  签订了《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Pact,“五月花”是该艘船的名字),作为他们在美洲将要建立的新社会的约章,《五月花公约》后来被誉为现代成文宪法的雏形和先驱28。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分支,除了路德教派和喀尔文教派外,还有英王亨利八世建立的英国圣公会和被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最“激进”一翼的再洗礼派。和一些其他新教教派不一样,再洗礼派从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对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予以肯定,对后来洛克的宗教宽容论和美国宪政主义对宗教的立场有重大影响29。自从罗马帝国奉基督教为国教直至中世纪后期,国家和教会都认为以国家的强制力量来推行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和镇压异端信仰是符合基督教本身的义理的,并可在《圣经》里找到依据。再洗礼派的思想家指出,《新约圣经》就此问题的立场已超越《旧约》,根据对《圣经》的全面的、正确的理解,统治者或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属世的事务而不涵盖属灵的事务,国家不应以其强制力迫使人民信奉某宗教。他们又认为,教会是由持有真正的信仰的教徒自愿结合而组成,不包括非自愿加入或没有真正信仰者。教会对其成员的纪律要求应由教会自己执行,国家无须惩治异教者。

  再洗礼派最有名的思想家是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他对北美洲英殖民地和后来美国宪政对宗教的立场的影响至深。威廉斯反对国家介入宗教事务,他的一个论点是,世俗事务与宗教事务应予分开,政府不应享有管辖宗教事务的权能。他的另一个论点是,由政府强迫人民接受宗教真理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宗教真理必须是由人自愿接受的。威廉斯是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的先行者,自由主义鼻祖洛克在1689年发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论宽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其论点与再洗礼派关于宗教自由的思想十分接近。洛克认为宗教的关注是灵魂的救赎,政府的关注是社会秩序的维持,两个是不同的范畴。政府既无权管辖宗教事务,也不可能通过其外在的强制力影响人民内心的宗教信念,而真正的宗教信仰一定是内在于人的心中的。他又指出,如果统治者真的有能力使其人民接受统治者认可的信仰,这将是十分可悲的事,因为不同统治者信奉的不同宗教信仰中,只可能有一个是真理,这意味着跟随一些统治者信了错误的宗教的人民都会失去灵魂得救的机会。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历史巨浪中,再洗礼派的宗教自由思想只是非常微弱的力量,总体来说,十六世纪以至十七世纪上半,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是欧洲史的主调,不同基督教教派之间(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互相迫害、绝不宽容,是司空见惯之事。宗教冲突又和政治角力和社会的、阶级的矛盾纠缠在一起,使欧洲人疲于奔命。宗教改革运动最终为西方文明带来宗教间的宽容与和平共存的曙光,与其说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内在要求或必然结果,不如说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宗教改革运动的间接后果是基督教世纪四分五裂,再没有一个统一的教会和宗教权威,也不在存在一个所有基督徒共同接受的基督教传统和对于教义、礼仪以至如何诠释《圣经》的共识。根据统计,在路德逝世后的一世纪内,已出现一百八十多个基督教的教派30。持续和痛苦的宗教纠纷为西方人带来了历史的教训,就是除非不同信仰者都共同接受宗教宽容的原则、和平共存,否则永无宁日。与其说这是基督教传统内部的要求,不如说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后变得多元的基督教世界追求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改革运动助长了现代宪政所不可或缺的宗教自由和宽容。

  

  英国革命时代的基督教与宪政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和经历巨变的大时代,宗教矛盾也非常激烈。在这段时间,英国经历了王权和国会的斗争、内战(所谓“清教徒革命”)、国王被处决、以共和代替君主政体、王权复辟、以至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了十七世纪末,英国的君主立宪的体制框架基本上建构完成;从此以后,英国的宪政成为了各国的模范,对十八世纪末在美国建立的宪政和法国大革命影响尤深。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近代西方文明史上首个意义重大的、为后来的革命树立典范的革命,也是宗教因素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最后一次革命31。从以下的叙述可以看到,宗教冲突是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变迁的重要成因,虽然它并非唯一的成因。

  十七世纪英国的宗教矛盾起源于十六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和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一样,英国宗教改革的发起人不是路德、喀尔文等宗教思想家,而是英王亨利八世(在位于1509至1547年)。基于政治的考虑,包括教皇拒绝批准亨利八世与王后离婚,亨利八世掌控的国会在1534年通过《至尊法》(Act of Supremacy),使英国的教会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英王成为新的英国教会(英国圣公会,即Church of England 或Anglican Church)的领袖32。其后,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内(1558-1603),英国圣公会作为国家教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但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同时存在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的在教义上追随喀尔文的基督徒,他们在伊丽莎白一世之下及其后都受到压制。清教徒认为英国圣公会对天主教的改革在教义上、教会组织上和礼仪上都不够彻底,清教徒中又分不同教派,有些主张改革英国圣公会,有些主张脱离英国圣公会33。

  1603年,詹姆士一世(James I)继位(1603-25),他信奉“君权神授”的专制王权理念,他的财政、外交和宗教政策都惹来反对,尤其是他坚持教会的主教(由上而下的)任命制度(很多清教徒都主张长老教会制度,即教会领导者由信众选举产生),又不愿意严格执行压制天主教徒的法律,令清教徒不满34。1625年,查理一世继位(1625-49),继续倾向专制,但国会要求分权。关于宗教政策方面,由清教徒主导的国会下议院要求国王执行压制天主教徒的法律和推行清教徒的道德标准35。1628年,国王在国会的压力下签订《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内容涉及对国王的政府在税务、军事、逮捕、戒严等各方面的权力的限制36。查理一世其实无意与国会分权,在其后十一年内不再召开国会会议。同时,坎特布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英国圣公会的精神领袖)罗德(William Laud)在教会内推行的做法使清教徒十分不满。在十六世纪初,大量英国清教徒为了追求把他们的信仰付诸实践的自由而移居外地。根据统计,单在1630年代,便有约二万英国清教徒移民到北美的麻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 Bay),并有相近的数目移居荷兰37。

  最终导致查理一世重新召开国会的事件也和宗教冲突相关。1637年,罗德领导下的英国圣公会企图把其礼仪强加于苏格兰38,在当地引起公愤,苏格兰人与英军发生武装冲突,到了1640年,苏格兰军开始进攻英格兰。为了筹集战争的经费,查理一世在1640年召开国会会议,这届国会史称“悠长国会”(Long Parliament),因为它的任期一直延续到1653年。国会与国王的冲突迅速白热化,内战终于在1642年爆发。查理一世及其支持者在内战中被清教徒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的、主要由清教徒组成的军队击败,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处决。国会下议院认为自己可代表人民行使最高权力,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和上议院,改建共和政体(Commonwealth)39。1653年,克伦威尔成为革命政府的领导人,集大权于一身,他的政府制订了《政府章程》(Instrument of Government),此文件被誉为欧洲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40。国会中的长老教派(Presbyterians)曾尝试把长老教会确立为英国的国家教会41,但属于清教徒中独立派(Independents)的克伦威尔一方面压制了此“右翼”的长老教派,另一方面又压制“左翼”的“平等主义派”(Levellers,主张人民应享有平等的选举权)42;克伦威尔的宗教政策是实行新教各教派间的宽容,让它们各自享有公开崇拜自由,但压制天主教徒和英国圣公会的教徒43。

  克伦威尔在1658年逝世,1660年王权复辟,查理二世(1660-85)即位,政府受到新的国会控制,宗教政策逆转,改为尊崇英国圣公会,压制清教徒(新教中非英国圣公会的各教派)(天主教徒也继续受到压制)44,例如1661年至1665年间国会制订了《克拉伦顿法规》(Clarendon Code),其规定包括非英国圣公会教徒不得担任公职,非英国圣公会教徒在住宅以外的地方不可有超过五人的集会45。查理二世不赞同这套宗教政策,遂在1672年自行颁布《宽容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企图废止《克拉伦顿法规》,但在国会强烈反对之下,《宽容宣言》反被撤销46。从宪政发展的角度来看,查理二世任内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人身保护令法》(Habeas Corpus Act)在1679年的通过,该法保障个人人身自由不受非法剥夺,被政府逮捕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审查逮捕是否合法。

  查理二世本人比较同情天主教,已引起清教徒和英国圣公会教徒不满,他的继任者詹姆士二世(在位于1685-88)则更加倾向天主教,惹来的不满和与国会的对立更大。詹姆士二世在成为国王之前的1672年已成为天主教徒,国会中人遂提出《排除法草案》(Exclusion Bill),规定天主教徒不得成为英国国王。法案虽获国会下议院通过,但却被上议院否决,不能成为法律47。詹姆士二世在1685年继位后,废止不准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法律,并颁布《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Liberty of Conscience),主张对各教派的宽容和各教派的信仰自由48。詹姆士二世把一些天主教徒任命到重要职位,又撤销了《人身保护令法》。当詹姆士二世的儿子(即王位的继承人)诞生并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后,建制中反对天主教的力量(包括英国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终于在1688年发动政变,邀请荷兰奥伦郡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詹姆士二世女儿玛丽公主的丈夫)带兵到英国,詹姆士二世不战而逃,这场政变史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国会把王位授与威廉与玛丽作为共同君主,条件是它们与国会分享权力,实行君主立宪,国会会同国王通过的法律至上,有关具体原则载于1689年制订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包括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及不得设立常备军队;国王不得中止任何法律的效力及不得设立特别法院;国王及其配偶不得信奉天主教49。国会在1689年也通过了《宽容法》(Act of Toleration),使非英国圣公会教徒的新教各主要教派教徒都能享受(原来只有英国圣公会教徒才享有的)公开崇拜自由,但天主教徒和新教中惟一教派信徒(Unitarians,他们否认上帝乃三位一体之说)仍不享有此自由;此外,原来适用于非英国圣公会教徒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上的限制仍然有效50。不久之后,天主教徒在现实中也被允许公开举行崇拜;对出版物预先进行审查的制度终止,司法独立又明确地在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受到保障51。1813年,惟一教派在法律下开始受到宽容;1829年,对天主教徒的歧视被废除;1840年代,对惟一教派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上的歧视被废除;1858年,对犹太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上的歧视也被废除52。由此可见,英国虽在十七世纪末基本上完成了君主立宪国家的建构,作为现代宪政的根本元素之一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不同宗教信仰人士的权利平等,要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实现。

  

  小结

  

  从人类历史长河中各大文明的国家形态来看,专制主义国家似乎是常态,宪政主义国家是例外。宪政国家之所以首先诞生于近代的西方文明,自有其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本文的叙述来看,基督教是这个背景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

  专制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即对暴力的合法使用的垄断、包括制订法律及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执行法律的权力)和思想意识形态权力(即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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