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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漫谈中国历史上的冤案、错案和疑案

更新时间:2013-08-31 10:33:59
作者: 朱永嘉  

  

  我没有参加过专案工作,也没有从事过办案的工作,但我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确实曾经关心过历史上那些重大的案子。从历史上看,所谓大案、要案、命案,这类案子的处理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当时就破了的,还原了案子的真相。一类是在破了的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追求尽早破案观念影响下,采用刑讯逼供方式把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那势必产生大量的冤案和错案。另一类是没有破的案,那就成了疑案。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古代还是当代,除了前二类已有定论的案子外,应该说还是有大量的疑案,这并不奇怪,因为破案也是要有条件的,有的案子,当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过了一段时间成了疑案,如最近发生的复旦大学的学生投毒案,因为找到了直接的证据,那可以说这个案子是破了。十年以前清华大学学生朱令被投毒的案子,当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不能因现在复旦破了的案子来类推当时的嫌疑人,从而追诉过往的案子,那是很难断案的,结果只能存疑,这就只能属于疑案了,对嫌疑人还应疑罪从无。这个案子虽然没有破,对作案人讲,在良心上他只能永远是一个负疚的罪人。对办案人的功过,不能以破案率的多少来衡量,如果破案率很高,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对社会的安定和执法的公正反而是一种伤害。把破案多的人称作神探,我往往对这种神探抱着怀疑的态度,福尔摩斯毕竟是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实际生活中的神探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看他有没有造成冤案和错案。在公安人员中,那种对破案存有邀功思想的,往往在他们手上沾满别人的鲜血而不自知。在破案的问题上,我不是不可知论,但破案对司法人员而言,毕竟有主客观条件上的限制,不承认这一点便不是真正的唯物论者。

  

  办案的人,往往喜欢看上面的颜色行事。汉武帝时有一个廷尉,即当时高等法院的院长,名叫张汤,他真是一个清官,死的时候,"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俸赐,无它赢。"说明没有谋求过私产。他办案时,有一个原则,"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汉书·张汤传》)张汤的断案因人而异,所以异无非是看汉武帝的态度,皇帝要重治的,他就重治其罪,皇帝想释放的,他便让轻平之吏去审理。对于豪强,则设法入之以罪,对于下户羸弱者,张汤虽具文上奏其有罪,而口头上则对皇帝说,请上裁察,上得汤言,往往释其人罪。他办过不少大案要案,得罪人太多,自己被陷害了。皇帝派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同上)他那是讨好上峰,结果汉武帝把一切冤案错案往他身上一推,他只能自杀。在历史上,张汤只能成为酷吏的代表人物。

  

  汉武帝时,还有一个廷尉,名叫杜周。《汉书·杜周传》称:

  

  "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可见杜周办案同样伺察上峰意志和颜色办事,他办的案远远超过张汤,史称: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

  

  杜周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晚年,他办案便是看汉武帝的颜色。诏狱是皇帝交办的案件,二千石是郡太守一级的官吏,被扣押的一百多人,监狱中关押的犯人达六、七万人,案子的证人,也一起押送到监狱,所以听说要被找去作证,便亡匿不出了。监狱由于人满为患,管理狱政和审判案子的人员增加到十多万。那样的审判,就谈不上什么公正的审判了。从办案的复杂亦表现了汉武帝晚年社会秩序不稳定,故他在晚年有罪己诏。即使在古代,司法要公正,不办或少办错案与冤案,那么司法就不能看风行事,要保持法律的尊严。《汉书·于定国传》有那么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不以自冤。"这里对办案人员评判的标准,不是什么办案的多少,也不是什么破案率的多少,更不是满足上峰办案的意图和要求,而是有没有冤案和错案,办冤案和错案的,就不是合格的司法人员。为什么对张释之的评语是"天下无冤民",因为他能保持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即使是皇帝的御意,他也不买账,一定要争一个司法的公正。张释之是汉文帝时的廷尉,《汉书·张释之传》载其事云:

  

  "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张释之敢于与汉文帝争一个司法公平,不因汉文帝不满意而更改自己罚金的判决,这就是法官应有的责任。在执法上的平等和公正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并不是西方的发明创造。皇帝的权威比当今政法委书记权威要高得多,而我们现在的法官,在人员管理上应当由政法委负责,在断案上便不能看政法委的颜色办事,否则的话,你自己身子已邪了,怎么能不出冤案和错案呢?张释之还有一个案例,其本传称:

  

  "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

  

  这一个案子的争论,汉文帝还是听从了张释之的意见,没有进一步加罪于人。张释之不仅执法公平,他对汉文帝的太子和梁王乘车入司马门而不下车也敢于弹劾,亦可见此人执法不阿贵戚。而汉文帝还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所以作为廷尉的张释之能比较公平的审理案子。至于于定国,《汉书·于定国传》称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罪疑从轻,这一点古人早已讲了,我们总不能连古人都不如吧。罪疑是嫌疑的对象有疑点,但没有必要的证据,不得不判时,只能轻判,我们现在的疑罪从无则更进一步了。

  

  在于定国身上,有一个案例,其本传云: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党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从这件案子可以知道口供不可靠,很多时候是拷掠之下的供词。于定国是从情理上推断,孝妇不可能虐杀其婆婆。情理与口供相比,情理在第一位,作案没有动机就可疑了,疑案从轻便是由此而来。至于枯旱三年,那是后人的想象与自然灾害的联系,关汉卿写的《窦娥冤》讲的故事,属于同一类型。把疑案办成冤案,在这一类问题上,历史的评价还是公正的。对一个司法人员的评判,不在于他办了多少案,破了多少案,而在于他平反了多少冤案和错案,在于他办案是否公正公平。

  

  中国古代从事司法审判的,还有一个正面的典型,那就是唐代的狄仁杰了,他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任大理寺丞,大理寺相当于现今的最高法院,《旧唐书·狄仁杰传》载:

  

  “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坐误斫昭陵柏树,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令即诛之,仁杰又奏罪不当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左右瞩仁杰令出,仁杰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

  

  在狄仁杰与高宗对话中,讲了逆龙鳞的典故,出于韩非子的《说难》,还引了张释之与汉文帝为盗高庙玉环谏诤的故事、魏文帝与辛毗的故事,作为自己意见的根据,结果唐高宗还是接受了狄仁杰的建议,狄仁杰的长处不仅仅在断狱迅速,一年判案一万七千人,可谓多矣,更可贵的是其中无冤诉者。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没有破也无法破的疑案,或者称其为悬案,这些案子实际上是无法判了,成为疑案了。《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我所知道的李震之死》,由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这件案子发生在中共十大以后不久,1973年的10月21日,李震是公安部长,那天半夜人失踪以后,结果在公安部院子内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是于桑下去看了,说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这个案子报到周总理那里,总理的判断,这个案子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是审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于是毛主席举了明末的三大疑案,说明有许多案子是疑案,事实上它很难断的。最终这个案子以自杀定案,实际上也只能如此。

  

  毛主席说的明末的三大案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关于梃击案,此事起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明通鉴》卷七十五载其事云:

  

  "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收系。"

  

  "慈庆宫者,皇太子所居宫也。明日,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按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名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按其迹,若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上待之薄,中外方疑郑贵妃与弟国泰谋危太子,及差被执,举朝惊骇。"

  

  "廷元以疯癫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复讯,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积薪草,为人所烧,气愤赴朝声冤。行至东华门遇一人,谓持梃入可当冤状。遂误入东宫,按律当斩,加等立决。'奏定,未上,刑部主事王之寀独疑之。"

  

  王之寀是刑部主事,他去牢中私访疑犯,《明通鉴》续云:

  

  "王之寀值提牢散饭狱中,末至张差,私诘其实。差初不承已,云'不敢说'。至寀愈疑,乃麾左右出,留二吏扶问之,始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遇人辄打死。'乃舁我枣木棍,导我由厚载门到宫,因击门者墮地,老公,遂被执。老公者内侍通称也。"

  

  这样案情便扩大了,涉及到神宗宠爱的郑贵妃和太子之间的矛盾,而背景是福王与太子之间的争立,这个案子便牵涉到神宗、太子、贵妃方方面面的关系。那时有一个孙承宗,后来是明熹宗的侍讲官,大学士吴道南请教孙承宗如何处置此案,孙承宗回答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道南按照他的意见上疏神宗,事遂定。关键是神宗不愿颠覆现实中的暂时平衡,那么这个案子便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只能把张差与太监庞保、刘成处死了事,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案子中的一些疑点,只能把它悬挂起来了。

  

  关于红丸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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