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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治演变的特点与历史轨迹

更新时间:2013-08-30 13:51:52
作者: 张皓  

  故而在有关教育文化方面的公文中,出现了“案据”之中又是“案据”,是“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案奉”之后又是“案奉”,是“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之类的官样文字。其三,蒋介石不顾正常的国民政府体制,建立控制国家机器的私人机构。蒋介石以“剿匪”为名建立起来的武汉三省总部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剥夺行政院的大权。继南昌行营之后,使他行使权力更为方便的是随时带在身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蒋介石通过这些机构,完全控制了国民政府,“政府的真正实权所在,始终是围绕着委员长转的。委员长不但是行政院的头,军事委员会的头,党的头,如果化成实权来说,他是万物之首。因此,他的个人总部或参谋部—侍从室—在一切领域中都居于重要地位。处理一切和委员长有关,更确切地说,和中国有关的事”。

  

  三、国民党三次丧失机遇下的民国政治的走向

  

  程彤:国民党政治演变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国民党派系斗争又怎么影响到民国政治的走向?

  张皓:在国民党三次丧失历史性机遇的过程中,每一次都深深打上了派系集团权力斗争的烙印,只不过是特点不同罢了!辛亥革命期间,主要表现为各个集团之间的名位之争,这导致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由哪一个派系集团、尤其是蒋介石集团还是桂系来掌握全国政权,在这争夺之下国民党政府体制不可不免地走向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在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蒋介石集团与桂系对全局的角逐和战略撤退;蒋介石集团内部各派系的权力之争也贯穿其中,国民党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淘汰。尽管国民党多次因时而变地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转变,但是在这激烈的派系集团权力之争下又三次了丧失了历史赋予的机遇,民国政治就在这样的历史中发生它必然的演变。

  黎德黄: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走向如何?与中国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有何关系?

  张皓:孙中山曾指出:辛亥革命重大意义之一即“为划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自此“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但是,辛亥革命所开启的近代民主政治的大门,刚一打开就转向了!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国歌中有句“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集中概括了革命党人效法欧美建立一个近代民主国家的愿望。但这个愿望落空了,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民国政治的演变深深打下了“民主共和政治的失败”、“政治全面走向分裂”两大烙印:就中央层面来说,民主政治演变为军事独裁制。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多多少少受到临时参议院的制衡;曹棍当选为大总统,还是经过“选”了一下;张作霖干脆将总统改为陆海军大元帅,实现了军事独裁。与此同时,国会经历了从成立到被取消、从取消再到成立、从成立再到取消的过程,每一次取消及重新成立,都少了一些民主的味道,辛亥革命所追崇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子消失了。就地方层面来说,地方势力继续膨胀,军阀割据形成。袁世凯生前,北洋集团就分裂了;他死后,更加分崩离析,军阀林立。问鼎中央大权的军阀相互混战;力图控制全省的军阀混战;大军阀之间混战,小军阀之间混战;北方军阀之间混战,南方军阀混战,或南北军阀之间混战,总之“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止”,中国被搞得不像什么样子了。

  在这两大烙印之下,寓意着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当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开始寻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新道路,毛泽东1939年5月4日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阐述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基本问题时即指出:“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显然,这个革命任务“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刘瑶:第一次历史巨变下的情况如此,第二次呢?

  张皓:孙中山强调“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护。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他针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言论,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成”的主张。1924年,他改组国民党,“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这一改组,使国民党迎来了新的生命。按照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孙中山“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的愿望不难实现。

  但是在此转折之际,“北伐军起,革命党消”!孙中山“革命军起,革命党成”的期望落空了!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展,拥军自重、割据一方的国民党新军阀形成,这成为“北伐军起,革命党消”之下的一种国民党特有的政治现象。他们千方百计吃掉对方,由自己来掌握中央大权。这样,“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

  众所周知,国民党把孙中山的两大遗教经常挂在嘴边,一是169字的遗嘱,即“余至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作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另一就是12字真言,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于孙中山所讲的“革命”,看法有所不同。毛泽东指出: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他强调:“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有学者如唐德刚则认为孙中山所讲的“革命”就是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无论看法如何,都认为辛亥革命是这个革命的开始,因为遭到顿挫,“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按照唐德刚所说,国民党1928年取得了政权,“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但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挥舞起屠刀,自己内部各派因争权夺利而互不相让,这样,民国政治发生重大转变,“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其实,这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规律的必然反映。毛泽东指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所阐述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造成“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体,和国民党各派系集团、尤其是蒋介石集团所要建立的个人独裁政体显然是不同的。因此,“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是必然的。也正因为国民党各派背叛了国民革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的“同志”变成中共党人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发出号召:辛亥革命所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到“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

  总之,1926年至1929年,是民国政治演变的第二个巨变关键时期,北洋军阀政权向国民党的统治过渡,同时各派权力之争也达到了激化程度,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接踵而来,而这又给日本军队乘虚而入发动侵华战争留下可乘之机。

  董莹:老师前面说到国民党三次丧失历史机遇。前两次丧失了,还有第三次。如果抓住第三次,国民党还可以补救。为何第三次也丧失呢?难道国民党认识不到吗?

  张皓:的确,抗战胜利后是历史赋予国民党的又一时机,蒋介石本人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他在1946年元旦告全国同胞书中即说:“到了这次抗战胜利,国家乃因不平等条约废除,而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民族也得到了解放与自由,而我盟邦又是竭诚协助我国的复兴,这种机会,真是史无前例;这一个复兴建设的良机,可说是千载一时,稍纵即逝,万万不可磋跄以自误。”但是,这个“千载一时”的良机恰恰在国民党手中“稍纵即逝”,国民党恰恰“磋跄以自误”!

  国民党自误的重大原因之一,仍然是其内部的权力斗争,有两大特点,即:一方面,“蒋桂交恶,彼此倾札,令国民党危机四伏,日趋衰败”;另一方面,“蒋介石嫡系同室操戈,互争高下,内哄不已,扼杀了国民党自救的最后一线生计。”蒋介石承认,“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排挤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他还有两句名言,分别指向桂系和cc系,一句是他1949年1月21日的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另一句是“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

  董莹:这么说,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有增无减,特点也有所不同。

  张皓:是的。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主要表现为蒋介石与Cc系的权力角逐。时人对cc系在1948年前后的势力作了描述:“正统派在国民党内真有压倒一切之势。以中央党校中央政校的毕业生为中心,势力遍于国军能到之处。现在全国省市党部的主委和大部份的委员,皆是正统派或其外围人物。行政方面的县长专员及民政教育两厅厅长也是布满着正统的气味”,其力量“扩展到教育文化金融财政盐务和交通各方面去了”。cc系的“反叛”,主要是要控制内阁,夺取更大的权力。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确立的政体,表面上是责任内阁制,实质上是总统制,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制衡变成了总统同立法院的权力之争,蒋介石与cc系围绕着内阁的同意权和质询权的行使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就桂系来说,它的“反叛”是争夺自己在国民党政府里的最高统治地位,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是必然的。无论是“划江而治”还是“联合政府”,只要是由桂系出面,蒋介石都不能容忍,桂系的江防计划被蒋破坏是必然的,国民党人“痛惜”蒋介石、桂系之间的分裂造成国民党政府的败退。

  桂系的“反叛”,蒋介石还可以理解和接受,cc系的“反叛”使他不能容忍,给蒋介石造成的困难“更为严重,因为这是蒋委员长历年来为其势力的根据内部集团的反叛”。蒋介石指责说:“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他败退台湾后恨恨地要求陈立夫“离开台湾,不许回去”,对其余cc系分子厉言如果不跟着他“改造”国民党,就“跟陈立夫去好了!”陈立夫则指责蒋介石说:“为领袖者,必须亲贤人,远小人,无丝毫自私之心,庶能领导他人,以成大业,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校等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放眼望去,各派系的“反叛”都与国民党推行“宪政”有关,无论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和实施还是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及府院之争等问题,都是在国民党推行“宪政”的过程中出现的,从中反映了民国政治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规律。

  蒋介石宣称,实现孙中山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的“革命”,就是实现“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的全民政治”,这是“国民革命的一贯目标”。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辛亥革命虽然创造了中华民国,但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因为军阀官燎,盗窃政权,徒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因此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自此至1948年行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和行宪政府的成立,“我们政府和人民,始终一致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终于建立了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华民国。”蒋介石唯恐听众不明白,还补充了一句:“中华民国,从此始成为名实相符的民国。”5月20日,他在就职总统辞职中强调:“这是长期苦斗所获的结果,这是五十余年来我革命抗战先烈和全体军民流血流汗的结晶”,“这是我国历史的最大转折点。”董显光于此宣称:“蒋总统终究把着中国的舵,驶向目标。”

  蒋介石要把着这个“舵”驶向何方?他把孙中山所讲的“革命”篡改为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他宣称多年来的奋斗就“完全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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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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