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论题: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治演变的特点与历史轨迹

更新时间:2013-08-30 13:51:52
作者: 张皓  

  但其层级结构大体是:塔尖为蒋介石,蒋之下为何应钦,何之下为刘峙、顾祝同、卫立煌、蒋鼎文等人,再接着为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一般认为,中央军分何应钦与陈诚系(通称土木系,因其主要将领出自陈诚的第十一师、第十八军而得名)。何应钦系将领主要有顾祝同、刘峙及杜幸明、宋希滚、王敬久等黄埔出身的人,包括汤恩伯,但这些人实际听命于蒋介石。土木系骨干有罗卓英、林蔚、郭忏、周至柔,其他将领更是数不胜数,如黄维、夏楚中、潘裕昆、方天、刘云瀚、罗泽阁、胡琏等。另一种说法,从北伐开始至1943年,中央军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集团鼎立局面。号称“三鼎甲”,拱卫蒋介石。“西北王”胡宗南集团主要将领有刘截、李文、李铁军、范汉杰、董钊(均为黄埔一期)、钟松、裴昌会。汤恩伯号称“中原王”,骨干将领有王仲廉、石觉、张雪中、吴绍周,杂牌将领黄百韬、张粉等曾依附于他。

  cc系、新政学系与狭义上的黄埔系不同,前两者虽然“没有具体的组织章程、纲领、没有加入该系统的条件、仪式,以及召开会议,进行组织活动等等”,但是在国民党内“自成体系,互相提携,协调行动”。广义上的黄埔系,指黄埔军人集团;狭义上的黄埔系,如果指复兴社,则有组织纲领及活动。

  

  二、蒋介石独裁体系的确立与国民党政府政治演变的无序状态

  

  叶维维:人们常常说国民党训政体制是国民党人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建立起来的。之后变成了蒋介石的独裁体系。蒋介石是怎么把它变成的呢?

  张皓:这可从几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蒋介石把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变成了“蒋氏治国”。首先,我们看看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及国民党人的异化。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孙中山主张实行政党治国,强调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维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国家,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改变了观点,认为中国以后不能实行英美式的以党治国,因为这种政权不在普通人民手中,这会导致民权不充分,“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他指出,以党治国“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为此,他十分强调宣传党的主义,认为宣传党的主义的工夫,“就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他认为通过宣传党的主义,“到了广东的人们有一半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粤。……到了四万万人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此外,他还提出“以党治国”,是“党在国上”,“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即党在政府之上,直接掌握政权。可见,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实质是,在国民党的主义指导下的全民政治,“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但是,孙中山在主张效法俄国式以党治国的同时,曾在一定程度上过份相信只有国民党才有治理中国的能力,这不但不符合当时中国现实,而且为后来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右派留下了所谓理论上的根据。国民党将此异化为“以党治国”体制,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在国家大法制定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动议、酝酿、讨论和通过,国家法律的修正解释之权也在国民党中央手中;在人事上,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都是由国民党中央选任罢免的,特派特任官吏及政务官的人选都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的,而且国民党中央的中枢要员也往往是国民政府的要员;在政府机关与国民党中央关系上,国民政府之政纲与政策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在执行中要对中政会负责,国民政府事实上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机关,国民党中央要监督与指导国民政府的施政。这样,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统治一切,包揽一切。

  其次,我们谈谈五权宪法主张及国民党人的理解。孙中山是五权宪法的创立者。他主张“政府有能,人民有权”;人民掌握“政权”,政府行使“治权”。而“治权”的行使要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个机关的分立,防止个人的独裁。他强调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造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他认为,“五权为中国所需要”,可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如此可以把中华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完善、最健全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国民党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与实行“五权分立”。其一,权力分赃。胡汉民向各派提出“试行”本来在宪政时期才实行的五权宪法,设置五院。他声称:“我们察看国内情形,觉得这种试行,这种预备,实在是必要的。”各派系在权力安排上出了问题,政府座位少了,不够分配,怎么办?正副院长座位加起来10张,分配的余地就大些。这表明,国民政府之所以设置为五院制,是权力分赃的结果。其二,制衡军权。胡汉民拟就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规定,在国民党中央统辖之下组成国民政府,总揽治权,由相互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分别行使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院互不统率,直接对中央负责。他强调国民党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企图利用国民党中央限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人专政。他还希望不使权力集中在国民政府主席或行政院长手里,而是要分权共掌,使国民政府主席同各院长的权力相平等。其他派系则认为,胡汉民的主张可以分散蒋介石的权力,他们也可分到一份权力,防止被蒋吃掉,因此愿意接受胡的方案。

  在训政体制确立起来之后,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对政权的“指导”与“监督”,竭力加强个人的政治地位。他以国民党的化身自居,反复鼓吹在训政时期“一切要由党来负责”,“以党来管理一切”。他声称:“以党治国,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他把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变成了“蒋氏治国”体制,时人描述说:“蒋之军权,本受党之命令而来,而积久渐化为个人中心之军权。党之组织,形式上依然,精神则渐堕落,党国大权日益集中于蒋之一人。而彼所赖以实际上维持其权者,则为武力。……其对中央也,并不知党与政府,不知党纪法律,惟知受辖于总司令;而为总司令者,亦遂只知军权之可尊,而党权政权悉成附属品焉……情形如此,故国民党以党治国之精神,日成形式化,实际上还原到武力支配政治之故辄。”

  另一方面,蒋介石把总理制变成总裁制。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总章,明确规定“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表明,孙中山作为总理,其权力凌驾于国民党中央之上,连国民党中央的决议都可以改变。对这种权力,国民党党内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想得到。

  蒋介石是步步把总理制变成总裁制的。首先是联合汪精卫打败胡汉民。孙中山在世时手下有三大助手,即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蒋介石连国民党中央委员都不是,还未挤进最高权力阶层。孙中山病逝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想填补,但都无力填补。汪精卫说:“因为总理(即孙中山)是有很长久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事业自开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领导,故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为唯一之领袖。”“总理若在,大家都愿意听他的独裁;总理不在之后,实无人能够承继他的,……无论在什么团体场合,都不许有一个领袖。”为了解决权力之争,只能实行集体领导制,改组大元帅府。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不得不表态说:“大元帅职权,实不当再行代理了,最好能将大元帅府根本改组为政府,并采用委员制,使本党同志能有共同负责的机会。”

  经过廖仲恺被刺事件和“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暂时击败了胡汉民、汪精卫。到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担任了中常会主席、中政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集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自此,他声称:“我自信我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人,我敢说我可以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我可以做总理真正一个信徒。这句话,只有我能说,亦只有我敢说,这是不用客气的。”接着,蒋介石计划“先求北伐之完成,再谋全国之统一”,而其含义如同董显光所称“便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国民政府,而不受任何派系的挑衅”。经过1929、1930两年“惨暗岁月的叛乱”,“卒莫定了蒋总统在中国的最高地位”,自此“蒋总统在中国的永恒威望,已为尽人所承认,而不复有何异议”。

  在此基础上,蒋介石继续努力。经过数年“奋斗”,国民党内想起了修改党章、变委员制为总理制、以蒋介石为总理的呼声。“某中委”称:“委员制可避免独裁嫌,可收集思广益效,然每开会议,发言盈庭,意见一有参差,全案随之搁置,委员制适于彼时,未必适于今日。在改总理制后,委员仍可并存,协助总理,但总理有取决一切之权,可望负责者勇敢迈进。”蒋介石意识到“总理”之名永远留给孙中山对自己是有利的,不能赤裸裸地居“总理”之名。他发表谈话称:“吾人既身为党员,当绝对遵守本党党章,服从本党纪律。(总章)决非一二人所可变更,亦非任何人所能违犯。”“且中正曹以为革命之成败,不在制度之如何变更,而在主义之如何实现。”1938年4月,国民党确立总裁制。蒋介石的军师吴稚晖出面解释说:自孙中山去世以来,“党无领袖,不音失去重心,党内时起纠纷,致使国家建设遭受不少影响,未始不由于此”,因此,“领袖制之恢复,实为时代迫切之要求。”国民党修改党章,明确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具有下列职权:“(一)国民党全代会的主席;(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三)对全代会决议案请求复决之权;(四)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之最后裁可权,换句话说,即对中执会决议案的否决权。”这样,蒋介石终于填补了孙中山去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总理制”终于变成了“总裁制”!他当选为总裁后表示:“大义所在,不敢推辞。”“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本党动摇已十又五年,至今方得稳定。”叶冉娜:蒋介石独裁体系的建立,对国民党政治的变化有何影响?

  张皓:在蒋介石独裁体系建立过程中,国民党政治的特点明显有两个。其一,争夺国民党政府中央权力,弥补孙中山留下的权力真空,要求对方服从自己的“统一”。胡汉民就声称:“我们对于党的信仰,要绝对的统一;我们各个人的利益,要放在党的利益之下。如果我们在党里还有派别,至少也减弱了党的力量,其他的流弊更不用说了。”蒋介石也要求“一切同志应以中央之意旨为意旨,以中央之行动为行动,全体统一于中央指导之下”。其二,独裁与分权的较量。蒋介石集团人物宣称:由于“时代需要一个领袖是无疑的”,“我们必须推举贤明、伟大、勋业益世的蒋中正为唯一的领袖”。其他派系则反对。汪精卫声称:“总理在时,本党有这个总理,同时本国有这个元首”,“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为唯一之领袖”,但是“总理不在之后,实无人能够继承他的”。他指责“蒋中正维持其个人独裁,故凡军事领袖彼均欲设法铲除。他们天天说党内无派,就是说除蒋派外不准有他派,使党里头只有蒋中正一个人,全国里头也只有蒋中正一个人”。孙科也强调,由于“今日党内有派,为不可掩之事实”,“只要其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则当许其结集政治团体,许其作政治竞争”。

  陈萌:蒋介石独裁体系建立过程中及之后,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运转有何特点?

  张皓:在蒋介石独裁体系之下,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运作出现几个显著特点。其一,“法无定规,权从人转”。以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来说,其权限因人而已,其权力可随一人之进退而增减。1928年2月至10月,谭延阁所担任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形同虚设,但在蒋介石接任该职后,其实际权力“较总统制国家元首有过之而无不及”。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时,权力又转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手中。再以行政院长一职为例,1931年12月行政院长负责制建立以前,谭延间担任此职的实权远远不能同蒋介石担任此职的实权相比;之后,汪精卫担任此职的权力,同蒋介石担任此职的权力,情形完全不同。一句话,不论制度是否改变,实际权力都在蒋介石手中。其二,同第一个特点相联系的是,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要求造成了他兼职成风的现象。到1935年底,蒋同时拥有21个官街。从他所兼职务来看,从上级兼到下级,从军事兼到党政,从前方兼到后方,从官方兼到“人民”团体。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发笑的现象。在1930年11月以前,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7162.html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