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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近代中国联邦制的失败

更新时间:2013-08-30 00:08:32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而只经过几年的折腾,到头来却是中国获得了新的统一,各省依然处于统一中国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从中国分离出去。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区域“忠诚分层”的问题,湖南人忠于湖南,但不会忘情中国,真正愿意一省独立永久脱离中国的毕竟是少数。中国自古以来的自治,都是相对于大中国而言,是统一条件下的治理方式调整,因而自治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1920年代的政治逻辑,各省自治必然渐渐进入数省联治。

  其实在各省自治期间,就有好几次组建联省政府的尝试。比如1921年,湖南、四川决定出兵驱逐北洋的王占元,帮助湖北自治。湘军出动前,省长赵恒惕派多名说客到西南各省活动,说打算在驱王之后,在武汉召集各省代表,商量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大问题。提议一出,云南、四川、浙江、山西等纷纷表示赞同。当时甚至有传言,说是联省政府的名单都有了,比如黎元洪任元首,段祺瑞任总理,陈炯明长陆军,而孙中山则传说要被推举为太平洋会议的代表。当然,这些组建联省政府的尝试统统都没有结果,自治运动很快被北伐统一所取代。

  统一的中国对于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20年代各省自治运动开始之初,人们的关注点不仅仅在自治上。比如章太炎的《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就为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拟了个蓝图。他认为,未来中国肯定不能重回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老路,而是应该根据各省自治的成就,重构一个合理的权力架构。大致上说,未来的中央政府必须大幅度放弃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力,即便应享有的外交、军事权力,中央也应该受到各省约束,不能为所欲为。一个全新的中央,不是权力被架空,而是根本不能享有那些权力,中央只是“大中国”主权的象征,成为各省政治强人无意竞争的地方。

  章太炎的分权模式稍嫌偏激,这可能与他的切身经历有关。民国初年,他因反对袁世凯独裁而被一度囚禁,这个经历让他对中央集权的厌恶达到极点,再加上各派为了争夺中央而上演一幕幕闹剧,也让章太炎把中央集权视为民国乱源之一。我们今天理性地来看,虚置中央并不可行,外交、军事大权理应属于中央,同时中央应有能力来调节各省的关系,为一个没有壁垒的国内统一市场创造条件;而在社会、经济与教育等方面,则可给各省更多的空间,发挥区域优势,在竞争中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大一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是否适合联邦制这一剂猛药呢?

  

  不过,“联省自治”即便能消除人们对分裂的担忧,也难免不让人有东施效颦之感。

  自从中国进入近代后,中国的内部变动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政,总带有一些国际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美等国长期稳定繁荣,给世界以重要示范,许多国家从原的来单一体制改为联邦制,甚至连社会主义苏联,也在以联邦为诉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路径选择,这也是1920年代联省自治的国际背景。

  “大一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是否适合联邦制这一剂猛药呢?

  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道路来看,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土地广袤,如美国、苏联;一是民族复杂,如瑞士、英国;一是国家政治上的向心力、凝聚力不足,如旧时德国等。

  以此反观近代中国,支持联邦制、联省自治的学者认为,土地广袤,匹于俄美;民族复杂,不减英瑞;政力涣散,有愈旧德。兼此三者,加上中国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交通不便利,为各国所无。因此,中国如果回复到旧有的单一国体制,集权于中央,不仅无法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且势必陷入内部各种纷争中。故而对于中国来说,采取复合形式的联邦政体,至少可以有这样三大好处:

  一是各地、各族各应所需,各适所宜;

  二是省各有宪,则自治范围较广,人民可多得参政机会,于自治力之养成,极有裨益;

  三是中央与地方各有遵循,可以减少政治纠纷,军事冲突,利益争夺。

  即使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

  从消极意义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或一国多制的复合政体,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的和平方法”.

  联邦制、联省自治或一国多制的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一个理论误区。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即使有几位比较超脱的军人,如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他们也不能强求所有军事实力派都和他们保持一致。比如吴佩孚,他过去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他羽毛未丰,一旦他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它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1921年9月10日,他与孙传芳等人联名通电,提出在庐山召开所谓“国是会议”,以发起国民大会,恢复旧法统,取消南北政府,实现全国统一。而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

  那时人们普遍的困惑是:中国既有军阀专制,则任何形式的自治,都必然带有军阀割据的特征,都是“军治”,而非“民治”.军阀未除,“自治”二字不必假用。军阀成了中国落后、混乱的替罪羊,由军阀主导的反军阀运动,却成了国民的一场狂欢。

  联省自治从1920年兴起,如火如荼开展了几年,仍没有实际效果,并常混杂着各个军事实力派的争斗,让一些激进的知识精英失望不已,更没有唤起民众参与的热情。所以在1924年,倡导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起后,很快俘获了大部分人心。

  随着1926~1928年革命军出师北伐,北洋的中华民国结束,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重启,中国重建统一,重回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三民主义成了国家指导思想,地方自治、地方主义也就重新纳入孙中山的思想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中国仍要实行地方自治,只是中央层面之外,直接进入县域,不再让各省成为一个自治体。这显然是担心各省坐大,地方自治演变成地方割据。不过孙中山的担忧还是实现了。统一只是表面的,“北伐”中那些主动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派,仍旧握着地方大权。只是他们不再公然宣称要联邦制,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着地方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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