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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薄式民粹主义之法学批判》前言

更新时间:2013-08-28 11:27:11
作者: 童之伟 (进入专栏)  
重庆今日大批冤假错案的初步披露,已经展示了这种灾难的冰山之一角。就以重庆警界处理内部人员的案件为例,在那里,“截至目前(2012年12月中旬——引者),一共接到了1123名民警的申诉,因为有些案件一案涉及多人,涉及需要复核的民警为2202名。现在,已复核1796人,撤销原来决定78%,维持13%,变更的9%。”[10]

   上述做法有“成绩”没有?有。从已申诉的案子看,成绩也就是原处理决定得到维持的那13%!其余87%是冤假错案。见微知著,薄、王主导办理的“打黑”案,能比这好多少?!或许有人说,重庆公安办的案子有检察院未批捕、不起诉和撤诉的,还有法院未定罪的。不错,似乎是这样。但在“打黑”期间,重庆公安办的案子,检察院没批捕、不起诉和撤诉的犯罪嫌疑人,有几个没有被送去劳教?重庆整个法院系统判过几个被“打黑”的被告无罪?重庆“打黑”被告被宣判无罪的实例,我在各种资料里一个也没看到。在那个全权型专案组全程主导刑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时期和地方,冤假错案不成堆才怪!

   薄熙来所推行的民粹主义是凶残的,其凶残性集中表现在大规模残酷刑讯、刚性的劳教、刑拘、定罪判刑指标,以及尼尔·海伍德被毒杀和王立军本人为保命不得不逃入美领馆等事件中。或许,正因为其凶残,当时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法学和法律界很多人士才奋不顾身地与其作斗争。薄熙来的倒台,既是极端势力的失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崇尚民主、法治,致力于保障基本人权的人们的胜利。其最基本的意义,在于使中国避免了走上最危险的道路。

   本书并非法学学术创新的成果,而是一个法律学人凭藉宪法、法律和法权中心主义信念与其他法律人一起,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同一种民粹主义逆流抗争的言论录。它记载了民粹主义在重庆从兴起到走向高潮、再从高潮到败落之后,作者在不同媒体上先后发表的言论。书中各部分当初发表的时间或背景,相应标题下的注释都有较详细说明。为尊重历史,作者在薄、王倒台前发表的文章,尤其是构成本书第三章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皆以原文刊出,除做必要的编辑技术处理外,内容上未做任何修改。考虑到本书致力于传递给读者的特有宗旨,其作者、编者在做编辑技术处理时,都选择了首重再现当年法律学人对薄式民粹主义进行抗争的真实情况,而对其中运用文字少量重复和体例不尽一致的情形,采取了较通常情况略微宽容的态度。

   在任何正常的民主法治国家,学者进行著述或发表言论,虽不一定都能获得什么经济或声誉方面的回报,但至少人身自由和安全都是有保障的。但是,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却时时感到很现实的安全威胁。早在2010年,我开始对重庆的唱红、“打黑”有所批评时,就有朋友对我说:“薄氏行为没有底线,要小心人身安全。”到了2011年,又有朋友对我说:“无论如何,不要再批评薄、王,否则可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安全威胁。”后来,连我远在湖北的家人和亲友,都对我的安全感到极为担忧,一再提出安全警示。应该说,那时的局势很不寻常。

   在本书收入的文章中,有必要特别提到2011年10月公开发表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这是我花力气最大、在海内外较受关注、同时也冒风险最大的一个研究成果。2011年夏天,在撰写该文的过程中,电脑时常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最吓人的一次是,当我打开电脑中的文件后,文字自动地一行行快速删除,经紧急关机,才保住了剩余的部分。当时,我请教了电脑专业人员,获知有可能遭遇了恶意攻击。为此,我只好断网写作,做好文件备份,才敢开机上网。或许,电脑是偶然染上病毒,我自己疑神疑鬼,但我那时确实高度怀疑“西红柿”捣鬼。我赶写出那份报告后,特意赶在邮局下班前向有关中央机构挂号寄出了报告文本。当时,我非常明确地对家里人说,赶紧发,发出后危险就会暂时消除。

   我相信,在2011年最后的两三个月,不少曾批评过薄熙来先生唱红、“打黑”的人士,都处在对自己人身安全的担忧中,我也不例外。某位曾经写文章批评过薄的记者朋友写信对我说:“其他领导被骂就笑笑过去,薄是非常记仇的。”“昨晚,看到宣布薄倒台后,我下夜班后一个人喝酒庆祝。如果薄上台,我肯定要被抓去坐牢,估计至少判10年。在2009年,我就公开发表文章说重庆打黑就是黑打。我估计,您和×××、××等人肯定是要杀头的。”我这样答复他:“薄之凶残狠毒无底线,远胜太祖,他上台管政法,一定血雨腥风,且直接威逼‘班长’。”这里,我用“×”取代了原文中的真名实姓。

   我感到,社会上普遍倾向于认为,薄熙来先生为官内心凶狠、行为无底线。我过去的想法一直是,依宪法法律说事,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说该说的话,人身安全应该不至于受到威胁。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我的想法受到很多人批评,被认为过于幼稚、大错特错。至少有三件事,让我感觉情况确实比原来预想的要严重。第一件事是,在薄、王行将倒台时,我出席复旦大学诸教授举办的晚餐。我进门时,大家居然一起站起来,举杯为我“压惊”,恭贺我“安全了”!这表明,他们此前一直深信我处在危险中,只是怕我压力太大都没有直说而已。另一次,是我去见一位年逾8旬的老教授、我25多年前的老师。在说到薄一旦当权我可能面临的危险时,我说:“如果是那样,我恐怕要出去避一避。”不想,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什么避一避?那段时间你必须离开中国。从薄的为人看,他的报复是没有底线的。”还有一件事,是我在2012年下半年,不断收到电话和匿名信对我进行人身威胁,以致我不得不做出一些特别的安全防范。

   我一直认为,人身自由或人身安全,是当代中国必须首先保障的人权。因为这个认识,也因为薄、王在重庆无法无天、肆意侵害公民人身自由不受制约的教训,我对公民人身自由或人身安全保护制度特别关注。这些认识,是我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时,多次在网上发表文章、讨论其条款设计的直接动力。同样,主要由于这些原因,我对2012年11月底胡德平先生在“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座谈会上发表的谈话感触尤深。他说:“在重庆问题暴露之前,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包括高级干部。‘十八大’之后,全国人民在新的中央集体领导下,要营造安全的环境,只要守法、诚实经营,就不会有牢狱之灾。”[11]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以及不能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等原因,我国公民因行使言论、出版自由和批评权被罗织罪证,定罪判刑或被送劳教的案例还时有所闻,在个别时段或地区甚至很普遍。连原本就应该以发表公共意见为重要职事的大学教授,在宪法、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发表言论,都会感受到来自公权力行使者方面严重的人身安全威胁,那我们政治、法律制度隐含的弊端应该说很严重了。

   所以,即使不为别的,仅只为了公民人身自由与人身安全获得起码的保障,或为了人人免于无端蹲大狱、坐班房的恐惧,中国也必须进行包括司法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写到这里,微博上显示出今年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的新闻。如果这条消息属实,那应该是中国公民人身自由保障体制的一大进步,是今年实施宪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好兆头。

   2013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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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1页。

   [2][英]A.布洛克等人主编:《现代思潮词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450-451页。

   [3]“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我所做的概括。主要依据是,民粹主义的某些实践和出版物及网上文章中被广为引用的民粹党人说的下面这段话:“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4]引自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见“爱思想”网“俞可平专栏”。

   [5]主要根据网址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populism”提供的内容,经文字整合而来。

   [6]RobertShrum,PopulismisObama'spathtovictory,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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