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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珊珊、杜强:九号院的年轻人

更新时间:2013-08-27 16:01:08
作者: 林珊珊   杜强  

  

   “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在王岐山和他的朋友们身上留下印记,在特定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本刊记者林珊珊 杜强 发自北京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23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我们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31岁,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到农民报当记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实习研究员。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往何处去?

   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到处都在宣扬“思想解放”。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

   翁永曦喜欢交友,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三五十人挤着讨论,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青年们达成共识:要改变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漩涡之外的农村,农民已经行动起来。就在前一个冬天,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一千多公里外,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户。他们太穷了,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数减半。三年大饥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饥肠辘辘的农民仍在到处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县山南区土地干裂,连乌龟都渴死了,鸟儿坠落到地上,小麦种不下去。生产队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没想到一包产到户,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1979年夏天,安徽参事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对此也明文禁止。

   他处处碰壁,直到遇见陈一谘。

   陈一谘也是1979年从农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墙看大字报。在他看来,政治民主缺乏基础,从经济入手则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改革从何入手?来自山南区的材料让陈一谘似乎看到了线索。他很高兴,把材料交给胡耀邦和朋友邓英淘的父亲邓力群,几个月后到安徽农村调查去了。

   1980年,陈一谘跑了14个县,调查了3个月。回来后他决定成立研究农村问题的组织,朋友何维凌、邓英淘、王小强、杨勋、江北辰、白若冰、张木生等人很支持,加入筹备。早在1968年秋,20岁的张木生就写万言书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增产”,招致牢狱之灾。如今,年轻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径,从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农村入手。

   1979年,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新上任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也在寻找新的历史机遇。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后的首次复出,有人劝他紧跟党中央,吸取邓子恢的教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不许包产到户”,已在这年9月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让其将“不要”改为“准许”,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5个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不久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

   杜润生没想到,各省市区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在争论、妥协之中,75号文件诞生了: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表面看来,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包产到户,关系晚节!”另一些人更为愤怒:“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关口,杜润生和支持他的新领导人,需要绕过守旧势力的高墙,寻找更多支持者。就这样,开放的高层和民间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

   1980年翁永曦到农委不久,杜润生就跟他讲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让他拿出方案。“1500亿!”他很惊讶,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火车临开前,黄江南和朱嘉明跑进了车厢。

   在当地,他们拉翁和几位朋友聊天,当晚海阔天空,翁永曦畅谈中国社会问题、外交和国际形势。没想到,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看了你的文章,约你去中南海谈谈。”

   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和记者,把内容写进了内参。翁永曦感到吃惊,“一个白丁,最底层的干部,中南海要听取你意见?”

   第一次和时任总理谈话后,又约了第二次,“我说我们还有3个人,是个‘康拜因’,一块参加行吗?”翁永曦回忆说,在80年代的聚会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像个小组合,就自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

   “第二次见面,几位副总理都来了,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几位经济学家,也参加了。总理说,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

   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就常一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称“四君子”。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农委来。翁永曦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1981年2月,陈一谘们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走上历史舞台,还是学生的周其仁、陈锡文、杜鹰等人都加入进来。成立前一晚,张木生借到了经费,寒夜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是一千元,另一个口袋里又拿出一摞,往桌上一拍说:办好了!

   成立会上,邓力群和杜润生都去讲话支持。邓力群帮他们向国家计委主任沟通,最后计委给他们下达了编制。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农委则常给他们调查经费。

   1981年夏天,他们就用农委拨的经费,到安徽滁县调查去了,回来后又参与讨论、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结束了30年之大争论。随之而来,是农委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块牌子)。农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更多年轻人走了进来。

   二十多年后,周其仁仍记得一个细节:有一年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他去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的校订。他自知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文件付印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甚至不是党员。

   “起草反对包产到户文件的人,为什么又成了起草推动包产到户的人?”赵树凯反问。这是多年后才想到的问题,当时只沉浸于“总参谋部”的氛围中。

   赵树凯年轻时是个山东农民。他喂牛、赶马车,也听村人说,农民不是人当的。他时常惶恐,为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将来只能是农民?1978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4年后,他来到九号院,成了一名秘书。

   那年夏天,整个九号院都在忙着第二个一号文件。九号院人来人往,会议不断,几台老旧印刷机成天响个不停。他时常收到办公室主任高文斌电话:通知XX部长明天来开会。他很惊讶,一台保密红色电话一通知,“第二天呼啦来了十几个部长。”

   “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赵树凯感叹。在受访者的描述中,九号院风云际会,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纵横交汇。

   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赵树凯注意到,“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

“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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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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