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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政治的批评与文化的批评

更新时间:2013-08-27 09:42:11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1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批评的声音,这是常识。批评是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的呢?一定是在这个社会呈现出某种不义的状态,才导致批评,如果天清日朗,谁还去抱怨乌云呢?同样道理:如果没有乌云遮日,人们也不会去呼唤阳光;如果正路能够带给人自由、平等与尊严,人们更不会憧憬去走什么邪路。可见,社会批评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消失了批评的声音,那个社会一定是封闭的僵死的,就像如今被极权主义独裁政权控制下的朝鲜、古巴;如果一个社会是开放的,那个社会也一定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各种思想一定是流动的,就像被我们官方媒体不屑和鄙夷的那些走邪路的国家,包括从前苏联演变而来的俄罗斯,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演变而来的捷克、波兰、匈牙利、统一之后的德国等等。

  然而这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们没什么心思去操心人家的社会封闭还是开放、思想流动还是淤塞,我们充其量也只能像那位大人物一样仰望一下星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东西与大人物看到的完全不同!我们不能说天空云清日朗,我们甚至也不能仅仅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头上只有一小块乌云,我们经验到的是,黑云滚滚,到处都是电闪雷鸣,浊浪滔天,鬼影重重,魑魅魍魉横行,鸡蛋大小的冰雹经常就会兜头砸将下来,一不小心就会被雷电烧焦或者被盘踞在权力位置上的各路妖神劫掠而去,连踪影都看不到。

  在此种危重情况下,我们作为柔弱的小民,发出一两声惊呼或者抱怨,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里所谓的惊呼与抱怨,就是包括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在内的社会批评。

  为什么想起要说这样一些话呢?

  

  2

  

  最近搬家,整理书籍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本躲在很多书中间的《丑陋的中国人》,时隔三十多年又读了一遍,这次却似乎有了不同的观感,就好像这本书从来没有进入过视野一样。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柏杨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陆很是风靡了一阵子,《丑陋的中国人》甚至构成了时尚,那时候与朋友聚会,你如果表示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人们一定会齐刷刷地侧过头来像看猴子那样看着你,认为你还没有进化到人类,人们会很同情你、怜悯你不入流,就像今天你声称不知道薄熙来受审一样,尽管你有可能对薄熙来如何受审以及审成了什么样子完全不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当时并不十分喜欢柏杨先生的作品,这倒不是说柏杨先生的作品没有价值,而是与我个人的阅读兴趣有关。我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凡是诉诸于文字的东西,应当是美的,崇高的,庄重的,而柏杨先生的文字有一种粗俗的市井味道,甚或说兼有某种程度的油滑,即使像《中国人史纲》这样的大部头学术著作,我也认为缺乏学术著作应有的典雅与庄重。这当然是一孔之见,未必准确,但是就《丑陋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印象大抵上是不错的,我在学界的很多朋友也持有这种印象。因此,在言必称《丑陋的中国人》的时代,我虽然也敬佩柏杨先生,却也没有到提起来就激动得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的程度。这种心态甚至影响到我与柏杨先生的一次见面--就在《丑陋的中国人》走红的时候,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有了一次到宾馆拜望先生的机会。交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并不崇拜眼前者这个值得尊敬的人,当时我心里好像还有一种隐隐的负罪感,觉得对不住老人家。

  我不知道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文学脉流,似乎把文章写得越粗俗越好,这方面的大师当属李敖先生。直言不讳地说,我讨厌这个人,讨厌这个人哗众取宠、带有流氓地痞味道的文风,讨厌他极端的、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讨厌他在大陆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的无知和浅薄(也可以解释为经过精明计算的投机讨巧,就像香港演艺界那个已经成龙的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台湾另一位学者龙应台进入我的视野之后,才对她那种独树一帜的深刻、睿智、隽永、清晰和透彻所打动,深深地敬佩起她来,我甚至专门写了《有了龙应台,台湾对于我变得重要了》(2008-3-5)一文,对龙应台和与龙应台相似的台湾学者表达了敬重,这种敬重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

  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领悟,一定与他当时的人生处境和精神形态有关,如果你不具备产生呼应某人某事的精神条件,你一定意识不到那个人和那项事物的价值,你就有可能与值得你全心全意去爱、去追随的人或者事物擦肩而过。我对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的喜爱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一开始觉得那些饶舌的哲学家都是吃饱了撑的在梦呓,然而当生命进入到需要哲学的区段以后,我才突然发现正是那些所谓的梦呓,道出了我对眼前这个世界和现实人生的观感,这就是说,是哲学家把人的心灵感觉到的东西用符号化的语言表述了出来,而这样的事情似乎只有哲学家才做得到。人生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我们的一生中,由于精神形态(或者说人的局限性)的原因,曾经错失过多少应当疼爱的感情,曾经毁坏过多少值得珍惜的友谊?这是人常有的情形啊!

  这次阅读《丑陋的中国人》,就有一种曾经将其错失的感觉。

  

  3

  

  柏杨先生对中国社会所做的批判是文化的批判,这一点与我们大陆活跃的专家学者不同,我这里所谓的“不同”其实还不完全是指不同的批评类别,而是指就介入现实政治斗争来说,柏杨先生是出世的,而我们某些专家学者则是入世的,说话做事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他们的言行都隐含着经过严格计算的个人动机,即平时人们所说的“为稻粱谋”。需要特别指出,这里所涉及的专家学者,无论左中右,尽在其中。

  或许由于柏杨先生身处海外、他所观察的是更大范围的华人世界的缘故,他所关注和质证的东西里面,较少我们深恶痛绝的权力罪恶,而是种种令人绝望的社会文化现象,就像鲁迅先生描述和谴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一样。在柏杨先生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群氓”意义上的群体的猥琐与堕落,很多时候甚至与现实的政治运作无干,这就是说,柏杨的社会批评具有一种针对群体或者说群氓的特色,因而具有更典型的涵括功能,这种功能不仅会把你带到过去,带到华人聚集的地方,更可以把你引导到对你所置身其间的现实世界的深度思索中来。政治仅只是其视野中的一部分,是批评的子项。

  看多了尖锐的政治批判(我自己也在写)的文章,柏杨先生所表达的文化忧虑和社会谴责,比单纯的政治批判更深地切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母体之中,间接地解释了权力罪恶赖以产生的土壤,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包括政治景况)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从三宫六院的皇帝(现在社会进步了,据说很多司局级干部也可以活到这个份儿上了)到蝼蚁一般生存的小民,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专横和虚弱的两极精神形态?中国政治为什么总是这样神秘、肮脏和腐臭?中国的法律为什么会像轻浮的女人那样轻易地就可以委身于权势?中国的衙内们怎么就呼风唤雨轻易地绑架了整个国家?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出现大面积的精神萎靡和投机取巧?中国媒体为什么如此虚假,如此卑劣,如此没有社会担当?你会从《丑陋的中国人》未经雕琢的语言中发现,柏杨先生发出的哀怨、喟叹和悲诉,尽管是非政治的,却很容易与你对现实的观感产生对应,你会发现这个人直觉到的东西似乎比单纯的政治批判来得更加广阔和深刻,这种文化的批判相对于政治批判具有更广阔的视界,更精微的洞悉,更深刻的直觉。

  文化的批评与政治的批评(我把它们统称为社会批评)在本质上有什么异同呢?它们分别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呢?

  在我看来,政治的批评着眼于现实政治,而现实政治似乎是可以改变的,譬如有人希望毛泽东突然从水晶棺材里坐起来,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呼喊一句“人民万岁”,领导中国重新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譬如有人呼唤实行宪政,呼唤新闻、出版、言论自由,鼓吹多党制、选举制,渴望中国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普世道路……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经过推动人们最终会达成共识,现实政治是可以被改变的,前面不是断崖,不是鬼打墙,不是死路一条,前面有希望在,有迥异于现实的未来在,否则谁还会去摇旗呐喊、奔走呼告,乃至于不顾身家性命地“我以我血荐轩辕”呢?

  如果形象化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画面:政治批评是游走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激愤主义者,他们挥舞着鲜艳夺目的旗帜,高唱着雄壮的歌曲,呼喊着激昂的口号,有时候还偷偷或者公开向他们的敌人扔一两块砖头;文化批评则不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挥舞旗帜,也不高唱歌曲、呼喊口号,更不会去扔什么砖头,这就是说,文化的批评所着眼的并不是社会层面的政治改变,尽管这同样也是他们的精神诉求,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只是隔着窗子向外看的观察者(那些激愤主义者也在他们观察范围之内),他们知道,当下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部分,现实世界又是既往世界的延伸;他们观察到很多病症,这些病症既有政治伦理的,又有社会伦理的,他们痛心疾首地告诉人们:这都是病啊!无论如何也得医治啊!不医治不得了啊!是要死人的啊!

  七十多年前的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观察者,所以他没有成为立志“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没有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愿向国民政府请愿利用一切政治军事手段“诛杀毛贼与土共”,而是坐在书斋里“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用文字“做匕首和投枪”,向阴暗潮湿、死水一般岑寂的社会、向腐败无能却很残忍的政府,尤其是向戴着各种面具进行表演的知识分子精英、向乌泱泱遍布中国大地的愚昧民众发出冷嘲热讽,并且“一个也不饶恕”。

  鲁迅先生之所以在他那个时代出类拔萃,实在与这种名义入世、实际出世的特立独行的人生选择有关,否则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不会放过他,就像王实味那样,就像闻一多那样。柏杨先生,至少《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是做了与鲁迅先生类似选择的,那就是与现实政治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并因此获得了只有文化批评才可以得到的宽度和纵深度。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柏杨先生有鲁迅先生的风骨。

  

  4

  

  这是不是意味着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有优劣之分呢?不是的。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两种批评都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战斗的政治批评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问题在于我从个别政治批评者那里看到了太多信仰以外的东西,这让我很困惑。

  引述给朋友的信--

  我对中国未来极度悲观,这还不仅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力量强大,绑架了整个国家,并且很难被撼动,更重要的是我从知识分子层面看到中国人真的还没有为民主做好思想的和精神的准备,我有一种预感,如果中国的自由化时代降临,与之相伴生的将不会是民主化,而是漫长的精神动荡和社会动荡(各种政治力量的精神物质利益纷争),代价一定极为巨大,就像如今的埃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素确实毒化了相当一些人的灵魂,他们无法摆脱为稻粱谋的境界,做事情的强大动力,似乎就在于如何从社会变局中分得一杯羹,我甚至觉得这些人带有某种程度的赌徒心理,这样的人一旦得到机会,马上就会变为新的权势者和掠夺者。在中国,不会有米奇尼克那样的人甘于抛却利益站出来行使独立知识分子的职责,不会有人抛家舍命来来看护革命成果。我之所以赞赏你们办杂志的开放态度,是因为我不认为所谓的左中右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一些人极度缺少强固的信仰支撑),我认为对他们不预先设定立场(对所有人开放)是对的。只有海水退了才会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那么,观察潮起潮落的会是一些什么人呢?一定是我前面说到的“隔着窗子向外看”的人,一定是对社会进行文化批评的人,他们很可能会观察到,当年那些激烈的政治批评者正在演变成他们的批评对象,一个新的历史轮回又一次开始……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说的是不是这种境界呢?这样说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真的是一件乐事,鲁迅先生和柏杨先生对此一定都有深切体会吧?

  2013-8-26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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