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杜君立:暴富时代的焦虑

更新时间:2013-08-17 20:36:21
作者: 杜君立 (进入专栏)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诚信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狄更斯《双城记》

  

  一 贫困的历史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人类真正的历史与其说是政治史,不如说是经济史。仅仅30多年前,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这种贫穷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至少从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人类就一直如此。清代 朱柏庐 的《治家格言》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所谓贫穷,首先是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比如食物非常单调,仅够勉强果腹,大多数人都营养不良。人力是主要动力来源;即使去很远的地方,往往也只能依靠步行。很多人没有可以可换洗的衣服,甚至没有鞋子和袜子。户户家徒四壁。因为没有家具,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会坐,而是习惯蹲在地上。

  

  事实上,这是农业时代的典型现象,无论中外都是如此。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中说:“人类几乎在全部历史时期都非常贫穷。”在工业革命之前的2000多年里,人类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有限的资源使战争和饥荒周而复始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如果对人类历史进行简单的归纳,大体可以分为植物时代和矿物时代。

  

  植物时代也可以说是农业时代,除过少数边远地区的渔猎民族,人类几乎所有的财富和必需品都无一例外的来自土地。食物是土地上生长的庄稼(粮食),肉食是对粮食的转化;衣物来自棉麻织物,丝绸同样需要桑叶喂养丝蚕;房屋家具来自树木;加工食物和取暖用的燃料同样来自秸秆树木等植物。可以说,与所有动物一样,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必须依赖土地上一枯一荣的植物生长。土地的产出决定了可养活的人口数量。

  

  从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了植物时代,但直到200多年后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基本仍然停留在植物时代,一切物质几乎都依赖土地上植物的生长:食物、木材、棉花、燃料……对一个将近10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极其有限的土地生产只能使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食物、衣物、住宅、家具到燃料,这些人们生存的必需品无一不短缺。为了保证大家都活下来,统治者不得不以战争时期的票证供应来对有限物资进行分配。

  

  与传统时代相比,共产主义体制从某种意义上确实实现了贫穷的平均主义;虽然没有做到路不拾遗,但绝对夜不闭户——谁家也没有值得偷的东西。当然,占少数的城市人口和国家干部是贫穷中国的例外。

  

  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玻璃、铁器、水泥、纸张、塑料都是珍稀之物。窑洞和茅屋是最普遍的民居方式。在那个公鸡报时的时代,很多人没有见过卫生纸肥皂,更不用说抽水马桶;除过太阳和月亮,几乎没有别的照明方式,煤油和蜡烛绝对是难得的奢侈品。对一些人来说,或许手电筒算得上是唯一的电器,人力驱动的自行车和架子车绝对算得上是高科技的奢侈品。如果孔子在2000多年后重新回到中国,他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观念: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承认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分。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就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前所未有地进入矿物时代。这一过程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一辈人还是以步行来移动,这一辈人就已经通过汽车和飞机来移动。这无疑是一场革命。

  

  与植物时代相比,矿物时代的物质财富生产基本都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而主要来自地下矿物质;这种产出不再受到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阳光的限制,因此它几乎是无限的,人类所拥有的财富突然之间被放大了无数倍。

  

  二 暴富的革命

  

  陈志武先生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的自序中写道:

  

  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 880年才翻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了近5倍。

  

  在这段话中,“人均GDP翻了5倍”的根本原因就是矿物时代对植物时代的替代,西方完成这一过程至少用了一二百年,而中国仅仅在二三十年里就完成了这一飞跃。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巨变,自1980年代以来,将近50%人口进入城市,产生了6.5亿离开土地、不事稼穑的新城市人,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

  

  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就是石油、煤炭和钢铁。30年时间,中国的石油、煤炭和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对现代中国人来说,食物、衣物、建筑、家具、设备、燃料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来自矿物质,而不是来自土地。虽然粮食仍然来自土地,但化肥、灌溉和农药使粮食的产量远远超出植物时代,石油驱动的农业机械使粮食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各种添加剂和化工药物也使肉类食物更加容易生产。

  

  对一个当代人来说,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矿石物质里:化肥催生的粮食、钢筋水泥的房屋、钢铁海绵的汽车、塑钢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纤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廉价的矿石时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过剩,自动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几乎消灭了劳动与工作,人成为一种坐享其成的消费动物。好逸恶劳曾经是一种缺点,或者是一种特权,如今已经成为美德和时尚。在全球化的大锅饭中,勤劳的中国通过供养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国得到了钞票或者债券。3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农民国;30年后,中国依然不过是世界的“农民工”。当然,这与一些中国人成为“世界首富”并不矛盾。

  

  如果说在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人类延续数千年的物质传承习惯瞬间崩溃,一次性成为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生活方式,甚至连人生本身也失去了历史感,而沦为此时此刻的即时存在。我们得到了历史的丰厚馈赠,可以留给后代的却只有垃圾袋。

  

  在矿物时代,经历数亿年才形成的地矿资源被当代人一朝之间神奇地打开了。“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这就如同一个人的祖上从几千年前就省吃俭用积攒财富,历经几十代终于攒下一笔巨额家产,然后被这个人突然挖开了。以前他只能靠自己的力气养家糊口,而现在他一下午就要把这笔“飞来的横财”花光……因此,我们大可以想象这个人是多么的“富裕”。

  

  从历史看,当下我们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议,甚至连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我们视为平常的物质生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30年前,人们最奢侈的理想还是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件没有破洞的衣服、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30年后,人们将满桌的饭菜倒进垃圾桶,衣柜里堆满从未穿过的新衣,无人居住的新房随处可见……

  

  1979年,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人均存款不足10元,而安徽凤阳县每个农民平均存款只有0.5元;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储蓄最高的国家,人均存款超万元,而黑领云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将近10万。虽然有极其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但30年增长了1000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将近100倍,人民币总量增加了700多倍。这种高达百倍的物质激增只能用“暴富”甚至“革命”来形容。

  

  矿物时代的穷富差距基本在于数量而不是质量,从实用功能来说,富人的吊灯与穷人的灯泡之间并没有太大不同。物质的丰裕基本实现了消费的共产主义,所谓富人往往只是一些疯狂贪婪的囤积者和挥霍者。免费的地矿资源与高效的自动机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以至于许多商品从生产出来就成为垃圾。对暴富起来的当代人而言,廉价而过剩日用品如同空气和水一样近乎免费。

  

  三 繁荣的焦虑

  

  30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世界关贸组织)1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化经济体系,利用国际资源、资金和技术,迅速完成了矿物化社会的转型。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化肥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从1984年到2007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21%,但化肥投入增长了20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水泥生产国,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钢铁、钢铁制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7倍、10倍、19倍和30倍,而洗衣机的产量则增加了34000倍。作为矿物时代的标志物,中国的汽车数量在不到30年里增长了10000倍,从人均汽车世界倒数第一变成世界最大汽车市场。中国人似乎一下子从自行车时代跳到了汽车时代。

  

  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中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30年间,中国餐桌上的动物类食品消费量翻了几番。为了养猪,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玉米进口国。在一个30年前还以胖子为荣的中国,减肥正成为全民焦虑。

  

  凭心而论,这种“暴富”和“革命”并不是政治的恩赐,而是技术的结果,因为我们掘开了地球。位于陕北不毛之地的神木堪称这种“暴富革命”的典型标本,仅仅几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神木,因为地下埋藏的黑金,一夜之间成为“中国首富”。一个生活配套缺乏,生态环境恶劣的小县城,转眼间飞涨的房价直逼国内甚至世界一线城市。

  

  在这场暴富运动中,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遭遇到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发财”成为唯一的“硬道理”,占有、掠夺、囤积、挥霍、炫耀成为一种受追捧的成功术。在丰裕得过剩的物质面前,人显得如此卑微,财富彻底剥夺了人类最后的尊严。疯狂的财富逻辑消解了道德、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一个去道德化和去政治化的社会里,人们无不感到自己已经被历史放逐。自卑、郁闷、愤懑、焦虑如同一场瘟疫,弥漫在这个物欲时代的每一个角落。从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人们并不比贫穷的祖辈们更加幸福和更加有尊严。至少有一点,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在繁荣的和平时期出现过像今天这样多父母健在的“孤儿”——他们被叫做“留守儿童”。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有这么多一夜暴富的“暴发户”,粗鄙、无耻、恶俗、野蛮、贪婪、低智。事实上,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暴富后的迷茫,如同一个突然中了头彩的穷光蛋,一时之间几乎手足无措忘乎所以。在一个暴富时代,我们都失去了历史,也失去了未来。在欲望和金钱面前,人的想象力总是显得如此贫乏。南怀瑾先生说:“今日的世界,物质文明发达,在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時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

  

  这种从古代到现代的巨变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社会上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如果以大多数人进入物质丰裕时代为标志,最近这30年才真正完成了这一现代蜕变——中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世界100年才走完的道路,西方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在中国一代人身上迅速完成。许知远在《盛世的焦虑》一文中写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实验场。这不仅因为它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物质财富,还因为我们看到仅仅一代人的工夫,我们压缩式地度过了数百年的历史。人们经常是一觉醒来,就发现那个熟悉的世界坍塌了。个人在这种巨大的、突如其来的、不可抗的、经常是杂乱无章的历史变迁中,显得格外无力。……有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仿佛一个人,虽有着庞大的四肢,却头脑空洞,内心焦虑不安。

  

  这种财富爆炸导致的物质革命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一切变化也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无论是人的认知能力和精神面貌,社会的自治意识和公共伦理,还是国家的文明程度与法治精神,一切依然停留在传统时代。或者说,中国仍然没有走出托克维尔时代——托克维尔曾经这样批评:中国传统的官僚专制体制吞噬了社会的创造力与能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680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