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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17-18世纪来华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印象

更新时间:2013-08-16 09:14:47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尽管两个(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盖斯帕?达库兹和多闵哥?那伐雷特有关中国的记录含有各种偏见成份,但是就在他们的书出版以来的一个世纪中,关于中国的详细知识已经大大地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玛窦对中国的长篇叙述和分析,以及耶稣会员从中国写给他们各级上司的信件,这些文字作为对上司的尊重和为了取得他们的更多的支助而很快地被出版。而且那时有不少教会支助的中国历史书籍,年代较早的如Juan Mendoza1587年写的历史。平托的书传阅范围较广,虽然读者——正确地说——并不确定平托所说有多少是真实的。马可波罗的著作仍然广为流传,尽管马可现在也陷入某种可否被相信的问题。那伐雷特在他的Tratados一书的开场白中指出,1665年一次讨论中国的晚宴上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谁是最误报中国人的?威尼斯的马可波罗,还是马逖尼神父?”马逖尼[1]是当时在中国的一位耶稣会会员,一本刚刚出版但被发现有许多错误书的作者——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有些错误直接抄自马可波罗的书而不是由于马逖尼自己的观察。讨论得出结论说“俩人所写东西不少是希腊神话中的怪物。”

  那次讨论后的几年中对于中国的了解开始崛起于新的来源,官方使者的报告——1644年明朝垮台后,清政府开始允许外国使节去北京。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开拓那伐雷特在他的Tratados一书中讨论到的对华贸易,在不到十年中,从西方派去了四名使节:1668和1687年从荷兰派去两名,1670和1678年从葡萄牙派去两名。紧接其后的是两名俄国使节。十八世纪初罗马教皇也派了两名使者,试图澄清自从利玛窦以来仍旧未解决的关于中国人祭祖和祭孔问题的神学争议。

  这些使者虽然来自傲慢的西方独立主权国家,但都服从中国人对皇帝以示尊敬的累赘仪式——包括九次的俯地磕头和使用自贬的语言——中国人认为是外国进贡关系的一个基本部分。西方人为了取得他们的短期目标而不顾他们自己最近才提出的关于主权国家之间正确的外交接触方法,不知不觉地认了清王朝认为中国优越他国的观念。

  尽管不幸的结局,但总的来说,这些使者的作用是把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带给西方,使得争论经历一个主要的转向:从传教士的范围进入现实报道的自由空间,有些报道则言过其实。

  第一本充分报道一个外国使者在北京经验的书籍由荷兰人Olfert Dapper在Van Hoorn1667年访问清朝廷以后出版。其中详细介绍了觐见仪式的过程,和对年轻皇帝康熙皇帝的评价。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葡萄牙的耶稣会士,法伦西斯哥?皮门特(Francisco Pimentel)神父,1670年以葡萄牙使节随员的身份到了北京写的报告,他是第一个在他的报告中介绍具体事项的人。皮门特的公开评论并没有摆脱他的传教士先辈的影子,他赞扬中国皇帝“他的疆域辽阔,城市繁荣,商品丰富,税收巨大,宫廷深幽,宫殿辉煌”——使得任何欧洲君主“感觉渺小”。但是当他谈到在进行磕头礼仪时很难不让帽子掉下来这样俗气的细节时,他开始嘲笑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自大。谈到其中最主要和神圣的中国外交礼仪中的一场,盛大官宴,他的叙述充满了想象力:

  在第一次的两场宴会中,他们把一只还带着两只大角的羊头端到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找到我的,什么样的记号使他们认识我,为了不自误和不想两天站在同一行列的位置上,我并不坐在同一个地方。羊头没有清洗的很干净,看它的毛我知道它是一头黑色的羊。不要惊讶我用如此清楚的词句谈到这样低等的事,因为我相信这使我反对某些人夸大中国文明优于我们欧洲,要把中国文明加于我们头上的热情和关注……我承认中国人的礼貌,中国的壮观和富有,但是总的来说这些低等的事情是不可忍受的。

  皮门特把他的刺人之词也用于自傲的北京城,自从马可波罗时代——当时北京被称为Kambaluc,按常规都是赞扬它在地理上的合理布局,它的伸展范围和商业的活跃,然而皮门特注意到另一些事情:

  夏天非常的热,灰尘扰人,那么多的灰尘,当我们上街后,我们的头发和面须都象盖了一层面粉。脏的水,晚上数不清的虫子钻进我们的衣服,我们在的话就咬我们。苍蝇无数并缠扰不休,蚊子就更糟糕了。所有东西都贵。街面没有铺垫过,据说它们过去铺过,是鞑靼人因骑马而命令拆毁的,在中国他们不懂什么是马蹄铁,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灰尘,下雨时泥泞不堪。

  皮门特警告读者,当他们想到北京时要意识到不要从他们自己的文化出发与北京做错误的比较:

  有些听说这个首都壮观的人会以为它象里斯本,罗马,或巴黎,但是为了他不至于搞错,我要警告他,他进入这个城市后将会觉得他到了葡萄牙一个最贫穷的村庄,房子建得很矮,因为它们不可超过皇宫的高度,而且建造地很粗糙,大部分的房墙是土粘的,或者掺和石膏的篱笆做成,很少是砖砌成的或有外表的装饰,整个中国都象这样。

  这些话也许暗示皮门特参与的葡萄牙使节团在获得贸易保护,降低关税,或争取他们的公民在北京的居住权方面并不比荷兰人成功。但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派出的一支由兹迈罗夫(Leon Vasilievitch Izmailov)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就较为幸运了。兹迈罗夫1720年带给中国的两项要求——允许在北京建立一个俄罗斯东正教堂和增加在华贸易商会的数量——被现在是老皇帝的康熙所认可。康熙也不完全反对俄罗斯的第三项要求,在北京设立一个永久的俄罗斯领事站,尽管因为他自己的官僚政治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而使这一主张最后被放弃。

  兹迈罗夫使团在增加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方面也起了作用,使团中有一位年轻的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他在1714年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位后怀着激情到了俄国,想在沙皇彼得的宫廷中试试他的运气。没多久他就被派遣随俄国使团到波斯出访;从波斯回来后,当他知道兹迈罗夫要率团去北京,就申请担任使团的随行医生并成功获得该职。贝尔关于中国的文稿标志着一度无论是明确或不明确地从天主教立场出发,关于中国的主流传统写法起了根本的转变。现在不再着迷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内含,或者政府部门确切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正式的,探索性的,人道的,和有些怀疑的观点,完全与新时期普遍的态度相一致。

  皮门特神父在描述他所出席过的宫廷宴会时有批评也开开玩笑,但他不试图深入理解这类经验。而约翰·贝尔碰到同样的事情就不是当作令人讨厌的经验加以描述,而是给予解释。贝尔写道:

  我不可能不注意到这里的人不寻常的宰羊方式。他们用刀在羊的两根肋骨之间划开一个口子,然后把手伸进去挤压羊的心脏直致心脏衰竭;用这种方法,所有的羊血都保留体内。羊死后,饥饿的人等不及羊肉按常规被清理一下,就粗略地割下胸肉,后腿肉,羊毛和所有的东西,放在煤炭上炙烤;然后刮去残留的毛吃掉。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没有一点剩余,甚至于没有用任何调味酱汁。

  由于贝尔是随俄国使团旅行,他经陆路从圣彼得堡到北京,而不是如大多数西方人走海路经广州或福州进入中国。于是他第一眼看到的目的地是“著名的墙沿山峰朝东北蜿蜒。我们一行中的一个人高叫‘大地’,好像我们在海上看到了陆地……长墙看起来从一个高坡到另一个高坡,相隔一定距离有一个方型的塔台,即便这样短的一段,已是非常壮观。”亲自看到中国后,这种美好的印象更为增强。“现在每一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都让我们感到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贝尔写道:

  我们的路线现在是在一条小河的南边,到处是雨天从山上冲落下来的大石头。站在山的悬崖上可以看见零零星星的村舍和开垦出的田地,很像那些印在中国瓷器和其它中国产品上的风景画。大多数欧洲人认为那是想象出来的,但其实那是自然的。

  以这种细心观察的新时尚,没有一件小事逃过贝尔的注意。日常生活的细节,人们怎样进行贸易和解决问题的小伎俩都令他感兴趣:

  我在这个村子借宿的地方正好是一个厨师的房子,这给我一个机会去观察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在微不足道的的事情上。我的房东在他工作的厨房时,我去访他,我看见六个水壶并排放在炉灶上,每一个下面都有一个灶口可通以小木棍和稻草为燃料的柴火。他拉动一根皮带使一对风箱送风,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壶的水都开了。水壶是由铸铁制成的,很薄,里外都非常光滑。因为邻近人口众多的城市,缺乏燃料,促使人们想出最容易的方法保存食物和在冬天保暖,冬季有两个月非常冷。

  为了精简叙述,一个厨师可以算做是一个君主了:

  君主交叉着腿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穿着一件黑貂皮短外套,毛面在外,用羊皮镶边;里面穿一件黄色丝绸束腰长衫,上面绣着带五爪的金龙图案,这是只有帝王家族的人才可穿的衣服。他头上带着一顶用黑狐皮做面的小圆帽,顶上我看见有一个型状似梨,大而漂亮的珍珠,珍珠底下带着一簇红丝线做成的流苏,这是这个强盛帝王的装饰。宝座也非常简单,是木制的;但完全由手工雕做而成。离地面有五个低台阶,面朝观众;每一边有一张涂上色彩的大屏风用来挡风。

  兹迈罗夫曾千方百计地避免向康熙磕头,但是被主持仪式的中国官员所强迫执行。贝尔不带敌意,不加修饰地描述了这一事件:

  仪式的主持把大使带回,命令所有的人跪下,向皇帝顿首九次。每三次后我们站起来,再跪下。我们因腰痛想不再进行这种以示尊敬的仪式,但没有成功。仪式的主持就站在旁边,用鞑靼话发出命令,宣告“morgu”和“boss”,第一个词意思是鞠躬,其次是起身;这两个词我是不会马上忘记的。

  这一经历并没有减少贝尔对统治者康熙的崇拜,对康熙他写道,“我不可能不注意这个古代君主在每一场合所表现出的良好风度和亲和力。尽管他接近七十岁了,在位六十年,他仍然头脑清醒,不知疲倦;而且,在我看来他比许多亲王,他的儿子们还精神。”贝尔不让他所经历的事情羞辱自己的能力是和他在他的叙述中介绍新奇的事情相配合的,他的叙述是亲善和充满自信的。“良好风度和亲和力”并不是早期对华访问者对皇帝的正式评语,而出自贝尔之口,听来非常自然。

  就在宫廷接见和进行磕头仪式之后不久,贝尔和使团的其他成员被邀请出席有皇帝的九个儿子参加的宴会。酒宴的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戏剧,杂技表演,带戏剧的场景和声光效果。贝尔再一次地对细节加以关注,通过他细心的眼睛我们第一次认识到中国人本身对西方人也感兴趣,看客现在成了被看者。在宴会行将结束时,亲王已安排了几个笑剧,尽管听不懂但那对我来说似乎很有趣。最后出现在舞台上的人物是一个欧洲绅士,西装革履,他的衣帽都镶着金银边。他脱下他的帽子向所有从他面前走过的人一一行大礼。我留给人去想象,一个中国人做这样可笑的惯礼是如何笨拙的样子。

  当然中国人通过此过度地表达说外国人自己是多么可笑,亲王意识到他的客人“可能不高兴”,挥挥手让演员撒去。由于这唯一的一次例外拿外国人取笑,贝尔被中国的小丑表演和令人不可思议的杂技魔术技巧所着迷:“我不得不佩服变戏法和技艺的娴熟,很少国家可以象中国人做的一样或超过中国人的。”

  在亲王家看演员演出时,贝尔已经怀疑迷人的女角色是否是女的演的,还是男孩或青年人扮演了妇女的角色。但他没有发现他们的性别。然而曾在信奉穆斯林的波斯逗留过的贝尔在大街上一眼注意到北京妇女在看使团经过时不自觉地“除去面纱”。当他更全面地了解北京后,他写到“我发现在大多数商店,男人和女人都没有面纱。他们非常殷勤,到每一家商店都会有人端给我一杯茶水。”

  在贝尔谈到的一段插曲中,这种殷勤导致了麻烦。贝尔说,和一个好客的,“把他的杯子到处乱放”的“中国朋友”处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最后,他拉着我的手,希望我让大使回来并仍和他在一起;而且他给我选择我是喜欢他的妻子还是女儿,我不可做而衷心感谢他的殷勤,我想对此提议的接受是不适当的。”贝尔其实还没有结婚(许多年后他娶了一位俄罗斯妇女为妻,并把她带回苏格兰老家)。不过,尽管他拒绝了这一特殊的选择,贝尔对中国妇女仍是有兴趣的,他发现中国女子“除了长得美还有许多良好品德,她们很干净,穿着得体。她们的眼睛是黑的,很小,以至笑起来时就几乎看不见了。她们的头发乌黑发亮,巧妙地打一个发结盘在头顶上,并装饰着她们自己制作的花朵,看上去非常合适。较好看的人很少出外而有良好的皮肤。”

  如同许多在贝尔之前的西方观察者一样,贝尔注意到“只要一个女孩来到世上,她们细嫩的脚就被紧紧地绑起来了以阻止它们的生长,偶尔才换新绑带”,但是他对绑脚的反应给这一已有大量评论的风俗一个新的曲解:“所有阶层的妇女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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