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看法多年存在，认识不一，争论热烈。中国政治体制究竟要向哪里改革？怎样改革？改革成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决定着改革成败、考验着改革进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向前推进，就需要增强对改革前瞻性、合理性、规律性的科学认识，就需要始终坚定改革方向、牢牢把握改革特征、努力实现改革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奋斗。
关键词：改革；政治体制；中国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快速推进，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成就举世瞩目，发展充满活力。不过，伴随而来的也有：矛盾尖锐凸显，问题不断暴露，困难大量涌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活力与阻力共生的复杂形势面前，有人把这些矛盾、问题和困难同中国政治体制联系起来，把这些矛盾、问题和困难归咎于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着所谓“实质性弊端”、“结构性弱点”和“功能性缺陷”，要求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的兴趣很浓、呼声很高、热度不减。中国政治体制究竟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怎样改革？改革成什么样子？又如何认识改革现状？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多年来对这些问题反复提起、轮番辩论、持续求解，可见这些问题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有着亟需回答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本文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一、朝着什么方向改革决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
中国政治体制究竟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改革还是按照别国的模式改革？这是全社会一直以来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通过对世界各国现有政治体制进行考察、比较和分析后，人们发现，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必然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时代，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也必然不同。任何政治体制都不是抽象和空洞的，它必然反映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以实现政治制度的宗旨作为其建立的准则和活动的准则。“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大决策的作出都要适应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需要”，都要适应维护和巩固该社会政治制度的需要。否则，这个政治体制就会脱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就会脱离时代要求的客观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特殊的国情，应当“中国化”。
第一，与时俱进，不贬斥以往。一提到中国政治体制，人们就会想到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有人甚至不惜“泼墨水”、“吐口水”，极尽批判、诬蔑之能事，把过去的传统体制说得一塌糊涂、一钱不值、一无是处。政治体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着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不能对其是非好坏片面地、静止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下结论。事实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过去的传统体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人们借鉴和摸索的结果，体现那个时代的特点，反映那个时代的要求。对于如何评价中国的传统体制，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这当然不是对过去传统体制的颂扬，也不是对过去传统体制的辩解，而是表达一种事实。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中国过去的传统体制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是不争的事实。大刀阔斧地改革过去的传统体制以便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和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无疑是必然的，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因为拥有今天而忘记昨天，特别是否认过去传统政治体制为今天的发展进步所赋予的重要意义、所给予的重要借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所建立的重要功绩，这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一切失误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不尽人意情况都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也有人认为，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体制都必须全面地、深刻地、彻底地加以改革；还有人一概否定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肆意歪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政治体制进行的不断改革，诬蔑和诋毁中国政治体制。可以说，这些认识都是不客观的、不正确的。一味贬斥以往的政治体制，要么是罔顾事实、不懂历史、漠视艰辛，要么是思想还不够成熟、眼界还不够宽广、胸襟还不够开阔。求全责备，于事无补。没有人不想拥有与国情相符、与国运相投、与潮流相向、与时代同步的政治体制，也没有人不想探索出有生机活力、有较高效能、有比较优势、有卓越作为的政治体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贬斥以往的政治体制。事实上，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无外乎就是在借鉴中吸收、在渐进中完善、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也就是说，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来源于传统政治体制而又优越于传统政治体制，人们对传统政治体制的贬斥和批判不应该盲目，更不应该盲从。
第二，稳中求进，不刻意超前。从政治学原理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是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地对整个社会政治体系进行兴利除弊、革故鼎新的改造。”这种改造不是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和社会发展过程的质变，即社会革命；也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某些部分或环节进行局部的点滴的改善，即社会改良。这种改造是介于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具有部分质变的一种变革，它既排斥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也排斥无关痛痒的改良方式。由此可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地大力推进，另一方面又需要十分冷静地保持适度。如果改革的力度超出经济社会能够承受的程度，势必引起动荡、危及稳定并最终影响改革本身。从辩证关系来看，“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先例参考，只能边试边搞；没有经验借鉴，只能边试边干。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平给中国改革作出的形象比喻，值得人们时刻谨记。“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在谈到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在谈到改革可能遇到的风险时，邓小平说：“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历史经验表明，改革的步子迈得太慢，必然丧失机遇；改革的步子迈得过快，必然导致动荡甚至翻车。究竟以多大的力度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严肃的课题，“需要明确问题所在、确定改革目标、制定改革方案、有步骤地实施改革方案、根据反馈信息调整改革方案，并适时调整改革的规模、力度和速度。”从改革的实践来看，稳中求进就如同一把衡量改革力度、测量改革速度、酌量改革程度的“标尺”，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殷鉴不远。苏联解体留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稳中求进绝不能动摇，刻意超常必然招致失败。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所谓“花样翻新”的做法，那些企图走捷径搞所谓“休克疗法”的做法，没有一样不会遭到历史的惩罚和尝到失败的苦果。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人们有理由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献上一份尊重和敬意。坦率地说，在方向和道路确定之后，只要不急躁、不折腾、不超常，稳扎稳打，稳中求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和实现预定的目标。
第三，循序渐进，不趋同西方。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时就特别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既然不能“照葫芦画瓢”，中国改革就要“量体裁衣”。也就是说，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要确定自己的方向、探索自己的模式。“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方向决定未来，方向决定成败。方向对了，改革成功可待；方向错了，改革注定失败。在改革步子迈开之前，党和政府首要的也是重要的任务就是确定改革的方向。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所谓改革，就是“以维护社会的根本制度为前提和目标的，是依靠现存的社会制度本身的力量所进行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民已经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不会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因为那是一条回头路；中国人民也决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那是一条不归路。由于上述这两种路都没有出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领域改革应该而且只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开，应该而且只能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具有特色、稳步推进、充满希望的创新之路。毫不夸张地说，改革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模式问题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此，习近平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有人曾经千方百计地想通过改革中国政治体制从而伺机改变中国政治制度，把中国拉向西方式所谓“民主”轨道，实践证明这是徒劳的，也是行不通的。中国政治制度不存在改革的问题，只存在完善和发展的问题。中国政治体制存在改革的问题，但也不是整套政治体制系统都要改革。令人疑惑的是，当新矛盾、新问题和新困难出现时，有人不是想着如何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解决这些新矛盾、新问题和新困难，而是指责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存在所谓“弊端”、“弱点”和“缺陷”，试图改换门庭，给中国披上一件“皇帝的新装”，认为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矛盾、问题和困难。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在中国不可能有“卖场”，也不可能立得住、站得稳、走得远。邓小平曾经说：“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毫不讳言，在长期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政治体制借鉴了包括西方政治体制在内的世界各种政治体制的优点，也没有完全抛弃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传统政治体制的合理成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说已经不是传统政治体制，但也绝不是西方式所谓“民主”体制，而是正在融合各种政治体制优点和保持中国政治体制特点的全新体制。一成不变地沿用过去的传统政治体制是没有前途的，是错误的；全盘套用西方式所谓“民主”体制是没有出路的，是更加错误的。幻想改革不经过长期的、阵痛的、演进的过程是幼稚的表现，是脱离实际的表现。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说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解放思想，也需要丢掉幻想。江泽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要坚定，又要审慎，循序渐进。”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别无他途。只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确立持久、持续、持重的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就能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明亮。
二、能否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检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
中国政治体制究竟要改革成什么样子？换句话说，改革要实现哪些既定目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一般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它不仅规定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而且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步骤和具体方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不同的社会、阶级背景下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也是不同的。有学者认为，政治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有学者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有学者认为，民主、效率和稳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些目标内容反映出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多角度的认识和多方面的要求。总体来看，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目的就是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是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就是要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要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就是要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改革政治体制，不仅关乎政治体制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必然关乎其他领域各项体制的完善和发展。习近平认为，“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
第一，为科学发展提供政治保证。改革政治体制，有利于破除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有利于消除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有利于更好地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为改革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对策，指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方面进行系统创新，对改革发展具有统领作用，因而是引领中国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胡锦涛认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如果不深化改革，一些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一些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就难以消除，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就不能继续推动。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
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关键在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④。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通过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市场作用。总之，只有下大力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有效推进；只有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并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国家发展繁荣、人民幸福安康、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切实奠定。
第二，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活力、发展和进步，也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问题和困难。这种变革首先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并首先反映在社会领域。改革政治体制，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引领社会理性发展。但是，诸多矛盾、问题和困难从一开始就阻扰着社会变革，并经常反作用于社会变革，给社会变革不断提出新课题、新挑战、新要求。众所周知，社会变革不应以社会纠纷、割裂、混乱和波动为代价而恰恰要以社会安定、团结、有序、和谐为前提。改革政治体制，就是要有利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体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体现社会公平；就是要有利于逐步建立以“三个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改革政治体制，使之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更加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无疑也是改革的强大动力、重大目标和巨大意义。
第三，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民族的复兴，伴随文化的繁荣；国家的强盛，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日益成为国家、民族、社会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改革政治体制，就是要有利于保持文化繁荣，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经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并逐步显现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潜力。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6 万亿元，近年来年均增长速度维持在18% 至20%，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步增加。“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中，民族前进的每串脚印都闪耀着文化的光芒。正是基于这个重要意义，中国政治体制需要大力改革，使之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兴起，从而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第四，扩大人民民主和自由。从古至今，很多政治思想家都对民主自由的含义有过多种论述。总体来说，民主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是多彩的而不是单调的。少数人的民主自由绝不能取代、对抗甚至损害多数人的民主自由。有人把中国人民民主与西方式所谓“民主”进行简单对比，想把中国人民民主形式改变成西方式所谓“民主”模式，这当然会碰得鼻青脸肿；有人把中国人民的广泛自由与西方式所谓“自由”进行简单对比，想把中国人民的自由方式改变成西方式所谓“自由”方式，这当然会遭到强烈反对。民主自由的绝对化、极端化、暴力化就是无政府主义。这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不允许的。中国发展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更深厚的人民民主和人民自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时代赋予的生动内涵，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列宁在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的同时还指出：“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认为，民主“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谈到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时，胡锦涛特别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民主化是近年来学术界呼声较高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之一。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不是用口号喊出来的，而是用实践探索出来的；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达到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不是拿“政治民主化”绑架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要挟政治制度“变色”，而是真诚地切实地为“政治民主化”搞好研究、当好向导、出好主意、探好路径。总而言之，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就是要有利于发扬人民民主和扩大人民自由，进而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第五，保障法制日臻健全。改革政治体制，可以更好地为建设法治国家服务，可以更好地为依法治国开辟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法律真切地走近百姓，改变了中国。在巨大的社会进步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截至2011年12 月底，中国除通过现行宪法外，还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9 件，制定行政法规714 件，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8921 件。2012 年8月，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征集到557243条网上意见，创下历史之最。在谈到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和建设法治国家时，习近平强调：“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依法执政已经得到全社会普遍支持和广泛认同，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现象开始呈现下降态势，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遭到严格禁止。毫无疑问，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必将更加有利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更加有利于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并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第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将进入生态文明。欧美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建设起工业文明。当前，中国正在加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从体制机制上有力确保国家更长远的发展、更持续的发展、更健康的发展，就是从体制机制上要求各级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更加注重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不断探索出新道路、创造出新成绩。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仅仅停留在认识上和制度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出坚定的决心和付出坚实的行动，让更多的人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胡锦涛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三、如何正确认识改革所处的阶段考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怎样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处的阶段？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过”；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触及本质”；还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如果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在中国长期实行的传统体制又是怎样退出统治地位的呢？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果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触及本质”，那么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这无疑不符合逻辑；如果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那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又是怎样得到有力推进并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呢？这肯定不符合道理。很显然，把一切矛盾、问题和困难简单地笼统地归咎于中国政治体制既不全面，也不正确，更不科学。“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第一，改革处在关键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从最初启动到艰辛探索、再从艰辛探索到稳步推进的历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步，有力推动了中国政治建设向前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所谓关键阶段，就关键在中国迎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牢牢抓住和利用好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是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这对党执政能力和民族自强能力是重大考验；所谓关键阶段，就关键在中国政治民主较之以往空前扩大，政治文明较之以往快速提升，全体人民政治参与意愿和政治参与程度较之以往普遍提高，这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功能、效率以及适应性、优越性是重大考验；所谓关键阶段，就关键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结构加快战略性调整，这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重大考验；所谓关键阶段，就关键在中国文化、社会、法制、生态文明各方面进入新的建设高潮，这对政治决策力、政治执行力、政治领导力也是重大考验。正是这样，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期待。
第二，改革处在困难阶段。当改革推进到“深水区”之后，矛盾错综复杂，问题层出不穷，困难接踵而至，似乎“剪不断，理还乱”。这些矛盾、问题和困难的存在既有那些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难以避免的必然性，也有中国在一定发展阶段不可回避的特殊性。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矛盾还会更加突出，问题还会纷纷出现，困难还会不断增加。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和困难，不从战略全局考虑不行，不统筹兼顾不行，不凝聚全党全体人民的智慧不行，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行。习近平认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政治体制改革是“医治政治弊端的良药”。比如，在遏制腐败问题上，必须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否则就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在谈到如何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问题时，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面对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对更加尖锐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如何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经受住多种考验和抵御住多种危险，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因此，在进入困难阶段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务必保持方向不能变、步伐不能乱、信心不能减，务必以坚忍不拔的毅力、锐意进取的精神、踏破艰险的勇气继续全面推进。
第三，改革处在进步阶段。尽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处在关键阶段和困难阶段，但是总体上处在进步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条件更加具备，力度更加增强，程度更加深化，措施更加具体，经验更加丰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步是在攻坚克难后取得的，因而改革的意志更坚定；是在风险考验中取得的，因而改革的承受力更强大；是在反复探索中取得的，因而改革的模式更成熟；是在人民拥护下取得的，因而改革的支持更广泛。由于长期地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当家作主得以有效保证，党和国家活力得以极大增强，人民积极性得以空前调动，社会主义民主得以充分扩大，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得以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以快速发展；由于长期地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得以健全，民主形式得以丰富，民主渠道得以拓宽，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得以保证。虽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将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也必将继续向前发展，从而引导人民更积极地支持改革、更深入地投身改革、更广泛地分享改革成果。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彰显，民族兴旺发达、国家繁荣富强、社会长治久安必将拥有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矛盾、问题和困难不是一下子就产生出来的，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和困难也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需要采取更多的办法、需要付出更大的气力。同样的道理，要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毕其功于一役”，一蹴而就地完成全过程，无疑是过高的期待；要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包治百病”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矛盾、问题和困难，无疑又是过高的奢望。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如何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就是坚决巩固和维护那些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性质、能够激发社会活力的政治体制；就是毫不犹豫地改掉那些已经过时、不符合中国国情、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窒息社会生机的政治体制；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那些适应时代发展和满足形势需要的政治体制；就是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政治体制中对我有益的具体形式、良好方法和运行机制。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更好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我们将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向前发展。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伟大的事业才能成功，光明的道路才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只要始终不渝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破万难，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化为生动的现实。
谢远学，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市，430074）。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3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