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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民主要有幽暗意识

更新时间:2013-08-14 11:25:08
作者: 张灏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权力泛滥成灾的历史。权力的问题是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还会造孽”

  

  张灏如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过着安静的退休生活。他已经退休过两次,第一次是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退休,之后他又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任教已几年,再次退休。1937年出生的他今年74岁。

  张灏不用电脑,万不得以用电脑的时候,需要太太和女儿帮忙。“我恐怕还生活在19世纪。”他保持着非常纯正的国语口音,完全听不出他是哪里人。从相貌上看,亦是如此。“我的长相是不南不北,很难猜的。我父亲是安徽滁县人,父亲的故乡就是自己的故乡。其实,我只是在9岁那年,回去过两个月。我从1岁就开始逃难,逃到重庆又回到上海、南京,后来又到了台湾。我在中国待得最长的地方是四川8年、台湾10年。”

  

  “离开大陆到台湾的时候12岁,对1949年大变化的印象是模模糊糊的。”

  

  1949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张灏和家人在南京。国共谈判破裂之后,南京城开始陷入混乱。学校停课,无所事事的张灏和同学们在南京空荡荡的深宅大院里穿梭玩耍,无人阻拦。他记得那是一个灿烂的江南春天,庭园里春光明媚,花木扶疏,绿草蔓生。“这给我一种异样荒寂而沉重的感觉,似乎预示着:周遭的繁华行将消逝。”

  父亲告诉他,共产党来了,我们非走不可。张灏的父亲五兄弟,有4个留了下来。他问父亲,他们为什么不走。父亲告诉他,你现在还不懂。张灏的父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张灏和家人去了台湾。台湾随后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气压极低,在我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我的时代感受与政治意识,难免有些压抑与扭曲。”

  张灏上大学的时候选择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结识了老师殷海光。“我上大学的时候,思想也是糊里糊涂的。殷老师告诉我们什么是民主自由。他会跟我们说‘五四’。当时在台湾,‘五四’是不许随便提的。殷老师讲课很轻松的,拿个粉笔来了,随便谈谈。他是‘五四’的原教旨主义,讲科学民主,反传统,反宗教,非常激进。”

  1959年,张灏留学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学习。在哈佛大学的中文图书馆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大陆的东西。图书馆里收藏有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在台湾是看不到的。在一次聊天中,高友工提到艾青,张灏毫无所知。“他(高友工)对我说,张灏啊,你这个学近代史的,连艾青都不知道啊。听得我满脸通红。”

  张灏记得,大概是在1960年初的一个寒夜,他读到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激动万分。“这些感受对于一个长期在台湾受教育,为逃亡漂泊的心理所笼罩,缺乏‘祖国认同’的青年,有着难以想象的震撼。”

  张灏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开始崇拜毛泽东。思想的左转很快冲淡了他原本就模模糊糊的自由主义立场。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中国30年代的知识分子,注重群体的大我,不顾个人的小我。虽然仍与台湾的殷海光老师保持着通信,但是他认为自己已经开始疏远自由主义。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文革”开始了,虽然是隔岸观火,但这火焰足以将梦中的他惊醒。“我看见了,在理想的狂热中,在权力的斗争中,人是多么诡谲多变,多么深险难测!人性是多么丑陋,多么可怕!”

  他开始思考,如果权力能够受到制度的约束和分散,还会泛滥成灾吗?曾经在哈佛大学访学的美国宗教思想家莱努·尼布尔有两句话让张灏十分受益:“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需。”

  对于“文革”的思考让张灏停住左转的步伐,重新回到民主的道路,但此时,他对于民主的认识有了修正。他反思受“五四”影响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态度过于高调:民主不是国家富强的良药,就是道德理想的体现。对西方民主运作已经有长期观察的张灏不再认同如此高调的民主观。“丘吉尔说过,民主并非一个理想的制度,只是人类到现在还没有想到一个比此更为可行的制度。”“在中国谈民主,常常需要一个低调的民主观,才能稳住我们对民主的信念。”到了80年代初,已经在美国大学里任教多年的张灏提出了“幽暗意识”,这构成了张灏学术思想发展的主轴。“幽暗意识一方面要求正视人性与人世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本着人的理想性与道德意识,对这阴暗面加以疏导、围堵与制衡,去逐渐改善人类社会。”

  张灏还试图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时段中去探究席卷中国的“权祸”有着怎样的思想根源。他将此追溯到1895年开始的“转型时代”,激进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

  1980年代之后,大陆跟海外恢复了往来,张灏回去过几次。“我父亲5个兄弟,除了他,4个留在大陆,没有一家不是搞得很惨的。”

  张灏的小女儿对大陆很感兴趣,去过北京、青岛、武汉等地。“在美国生长的孩子,到了某个年纪会寻根。”但张灏觉得自己年少时的经历对女儿这一辈就像是天方夜谭。

  张灏认为经历决定了自己的学术兴趣。“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克罗齐的话,他深以为然。他那些看似庞杂无序的研究文章,“直接或间接都与我对时代的感受有密切的关系”。

  

  民主的出路

  

  人物周刊:您在台湾待了10年,您眼中的台湾是怎样的?

  张灏:台湾慢慢走出来了,这对整个中国也是一个希望。但有人讲,台湾是小地方,好办。大陆那么大地方,难办。可是不管怎样,台湾原来是威权政府啊,我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的嘛。

  台湾能走出来,一部分原因是把经济搞好了以后,中产阶级出来了。我亲眼所见,50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师殷海光,他反政府,政府解决他很容易的啊,把他解职了,台湾大学不让他教书了,他何以为生啊。可是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之后,就不同了。国民党不给你饭吃,我台南一个工厂的老板可以给你饭吃。在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空间。

  可口可乐的机器可以一下运到台湾去,但是民主没这么简单,要跟这个地方的文化传统社会状况配合的,内部要有力量。台湾经济起飞了,有中产阶级了。党内有分歧,慢慢地变。我的父亲就是立法委员,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来不用选举的。后来台湾人骂了,老蒋也被逼着新选一些委员,开始是10%,后来是15%,再后来20%。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台湾的民主?

  张灏: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成功的。在台湾,基本人权和自由有了保障。可以说,台湾是世界上少有的那么自由的地方,你可以什么人都骂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遭。不错,台湾的立法委员打架。美国议院19世纪还动枪呢,人家搞了这么多年,现在文明一些了。日本50年代也打得很厉害,有个过程。从理想性的自由主义来看,台湾民主可议之处很多,当然不能跟英美比,人家搞了300年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中国大陆这30年的转型?

  张灏:不能只谈最近30年,前30年也要谈。现在说中国大国崛起,这样的崛起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这个沉重的代价我们要记住,不仅是中国,对人类也是如此。“文革”那一套看上去相当荒谬,但还有很多人在怀念毛。激进主义的这些东西,阴魂未散。这些想法的存在还不只是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而是源远流长,这跟中国激进主义的缘起有关系。

  

  人物周刊:您对新左派是怎样的态度?

  张灏:新左派在政治上提出国家主义,用强大的政府去解决问题,这是很危险的。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权力泛滥成灾的历史。权力的问题是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还会造孽。世界的20世纪,凭良心讲,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不知道造了多少孽,可是西方知识分子对这些有反思。我们对“文革”导致的巨大灾难还没有足够的反思。中国的很多问题不需要很聪明的人就能看出来嘛,不是说要懂原子物理的人才能看出来。前段时间,汪晖抄袭的事情,刘禾的那封信写得相当荒谬啊,很多美国学者居然签名。这封信大意是说,汪晖在我们这里是多么不得了的人物,你们居然还敢动他。刘禾他们享受着“西方中心”所有的好处,一直在反“西方中心”,关键时候也把“西方中心”的东西拿出来了,他们的逻辑很矛盾。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后现代主义?

  张灏:后现代主义现在某些方面有新的观点,但是泛滥成灾啊。

  

  幽暗意识

  

  人物周刊:幽暗意识对于我们认识民主有什么作用?

  张灏:幽暗意识就是要从权祸的经验里,吸取对权力的解决办法。自由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警觉性的自由主义,一种是理想性的自由主义。警觉性的自由主义是起码的,美国宪法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非常有远见的思想人物看到权力的问题非常严重,人性的阴暗面一旦碰上权和钱,人一定堕落,没有话讲。专制政权执政多年,里面一定是乌七八糟的。鲁迅不是讲过吗,人一阔脸就变。何况大权独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当年受到莱努·尼布尔的影响,他是基督徒,基督教有些地方是很厉害的,把人看透了。

  

  人物周刊:您的“幽暗意识”是怎么形成的?

  张灏:一个因素是“文革”发生的很多事情使我很困惑。另外一个因素,我接触到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尼布尔的思想。“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需。”这句话发人猛醒。这是他对人性的双重观察。一方面,人有上帝给我们的良知,因此每个人都是可贵的,我们才能做好事情。可是人性中还有一些阴暗面,因此民主是必需的。这就是警觉性的民主观。每个社会都要有政治,没有政治就会垮,有政治就会有权力,有权力就有极大的危险性,民主就是冲着框住权力来的。“文革”产生的悲剧,如果有民主的话,就可以避免了。

  我在美国很多年了,我对民主没有幻觉,民主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我并不是喊“民主万岁”的人。因为民主里面也有很多丑剧,也有很多可笑的东西。民主政治可以很肮脏,但至少比血腥的政治要好。我很佩服丘吉尔的那句话,民主并非一个理想的制度,只是人类到现在还没有想到一个比此更为可行的制度。他这种低调的民主观我很欣赏。我觉得高调的民主观讲乌托邦那样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很多人在民主面前丑态毕露,像马戏团一样。但是,任何人搞出来的东西不要期望太高。特别是人的政治,政治想弄得十分完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转型时代

  

  人物周刊:您参与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撰写,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张灏:当年,剑桥历史系列已经出了好多了,70年代以前,中国的历史一直被忽略,但经过老一辈汉学家的惨淡经营,也开始有些规模了,所以他们想是不是也弄一套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史由费正清主编,他请了一些重量级的学者做撰稿人。我那时候刚刚出道,他不会找我的。我参与撰写的原因很偶然,费正清找的是我的老师——班老师(史华慈),班老师接下这个任务后没写,而是搞他的古代思想史去了。费正清找过他好几次,他一直没交卷,他坦白地告诉费正清,我现在没时间也没兴趣。怎么办呢?班老师就对费正清说,我有个学生叫张灏,你让张灏写。费正清不大高兴,很勉强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写。我说,可以啊。我刚好对那个时代很有兴趣,就写了。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这段历史逼得我对那个时代有一个全面的观察,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看到这个时代的特殊性。

  

  人物周刊: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是什么?

  张灏:说到“转型”,许多学者看法不一样,有的认为是从“五四”开始的,有的认为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有的认为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这些时代你讲“变化”是可以的,但是讲“转型”的话,就要讲基本的价值和宇宙观,核心思想变了才算是“转型”。

  1895年左右的中国符合我讲的“转型”的定义。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国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中国的基本政治秩序要变。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把东亚最大的国家中国打败,这对中国是很大的刺激,激起中国的现代政治运动。1895年开始,康有为从广东到北京考试,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他联络了许多考生公车上书,演变成维新运动。他们开始通过报纸、学会,传播他们的思想。

  这个政治运动的目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要变,最后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3000年来的政治秩序崩溃,开始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危机,这个危机直到现在还存在。

  

  人物周刊:您认为中国的激进主义也是从1895年开始的?

  张灏:我讲的故事都是从1895年开始的,中国的激进主义必须从1895年谈起,才能充分了解它是怎么来的。

  考察中国激进主义的发展,思想的角度非常重要。我认为毛泽东是革命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抱定了马列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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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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