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俊祥:将权力和真理都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官员、专家和大众在政治领域中的角色

更新时间:2013-08-14 09:11:46
作者: 刘俊祥 (进入专栏)  

  规定“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吏师除以博士官充任外,多由各级官吏充任。这种“以吏为师”,是君主圣明的具体化,有助于掌控思想、知识和真理的创造权、传授权以及话语权,也使追求真理的学者高度依附于权力象征的官员。

  权力就是真理,权力越大真理越多。君权专制的盛行,必然导致“权力等级”决定“真理等级”的现象,最高的真理永远只能在最高权力那里,至高无上的权力孕育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的真理。而且,强权政治的推行,就会在官民心目中幻化出一个心理定势:权力就是真理,权力越大真理就越多,凭官阶决定对错。这种“权力真理观”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如林彪、“四人帮”曾经鼓吹“权力真理论”,他们叫嚷:“有权就有一切。”按照他们的说法,必然是有权就有真理,权力越大真理越多。他们利用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人民大众对领袖的认同感制造现代迷信,把领袖的一些只言片语(有些是经过他们歪曲和篡改过的)说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奉为“最高指示”,等等。现如今,有的官员也误以为自己有权就有一切,真理也似乎总握在他的手里,听不得相反的意见,个人说了算,独断专横。在一些情况下,当权力和真理发生了冲突,不是权力服从真理,而是真理为权力作出了牺牲;掌权者不是服从真理,而是把真理当作自己(其实是他掌握的那份权力)的奴仆。

  权力干预裁判真理,把谬误变为真理。如果权力被当成真理,权力能够左右真理,那么,权力和权威人士就能够评判、裁决思想、知识的真理性。如林彪、“四人帮”倡导“绝对权威”论,以权威人士的言论、思想和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上,许多政治权威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宣示为真理,或自诩为真理的代言人及最高的真理裁断者。而且,不受制约的权力还会凭空变幻出真理,把谬误变为真理。中国古代的“指鹿为马”,就是极好的例证。这个故事表明,强权者可以颠倒黑白,把谬误变为真理。然而,这种强权变真理,毕竟不是真理,为了保障其强权地位,有的掌权者甚至会运用权力,压制真理的探索,阻碍真理的发展。如意大利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布鲁诺,因为相信科学,坚持挑战宗教神学的“太阳中心说”(后被证实为真理),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于1600年被教会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权力以真理作为合法性基础。权力的合法性,也可称为权力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通俗地讲,权力合法性是指掌权者依据某种理由说明其具有支配他人的资格,服从者又依据某种理由应当服从这种支配的道理。即是说,合法性是对权力的基础或来源的正当性的论证或说明。在作权力合法性证明时,人们通常以影响力、习惯惯例、意识形态、道德法律等为依据或标准,由此而形成强力合法性、传统合法性、个人魅力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道德(正义)合法性、理法(制度)合法性等合法性形式。

  前述的几种权力掌控真理的权力与真理关系状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强力合法性。然而,从根本上讲,“强力”或“暴力”决不会成为“正当”的理由,即使是靠强力获得政权的当权者也不认可强力是获得和执掌政权的终极理由。虽然(公共)权力的效用是以强制力为其后盾,但毕竟权力源于人的动物性强力本能,并不符合人类社会文明理性的发展方向。因此,在现实中,有权并非一定有理,权力大未必真理就一定多,权威不能成为裁判真理的标准,强权终究不能成为公理。正如培根所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刘少奇在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时也曾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李瑞环亦说过:“权力和真理是两回事,权力大,未必真理一定多。”总之,诚如卢梭所言:“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于是,“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⑨

  由于对真理的追求源于人的理性,对真理的服从符合人类本性,按照真理行为是人类文明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需要。“人类天生有探求真理之欲望。探求真理是人类走出野蛮、塑造文明、超越自我、建立典型的历史动力。”⑩所以,真理性与合法性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互助性,为了使权力的取得和行使更符合人类的本性、需要和文明发展方向,有权者往往将合真理性作为权力合法性的最高依据。即使革命者们,也总不免把自己的革命化主张冠以“自明真理”,以便强化其革命诉求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实际上,除了强力合法性之外,传统合法性、个人魅力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道德(正义)合法性、理法(制度)合法性等合法性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可以以真理性证明其权力取得和运用的正当合理性。

  综上所述,权力掌控真理就是人的动物性掌控人的人性,是人的本能战胜人的理性,是文明向野蛮低头。权力掌控真理是弱肉强食的动物式生存行为方式,而非人类文明理性的生活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赤裸裸的强权即真理或权力即真理,就是社会暴力横行和政治专制腐败的直接根源。虽然“合真理性权力”是一种符合人类本性和文明发展的合法性权力,有助于人类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构建,但绝对化、神圣化和封闭式的意识形态真理性权力,则是强调“主义”之争的现代政治社会动乱和灾难的重要原因。譬如,当今埃及等中东国家权力恶性斗争、政治动乱不止和社会暴力普遍化,与神化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信仰不无关系。

  

  三、真理掌控权力的利与弊

  

  权力掌控真理必然导致权力的专制腐败,可是,人类又离不开权力和真理。那么,让真理掌控权力又会如何呢?

  概而言之,与权力掌控真理相反,真理掌控权力则是人的人性掌控人的动物性,是人的理性战胜人的本能,是野蛮向文明服膺。因此,真理掌控权力是公平正义的人类文明理性的生活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从古到今,人们都倡导贤人政治、精英执政、专家治国或学者从政等真理掌控权力的思想、制度和实践,主张真理者应该享有权力。不过,真理掌控权力,使权力服从和服务于真理,会产生“权力性真理”。这种权力性真理,如果没有制约,容易导致理性的自负和真理权的专横。

  智者掌握权力的贤人政治。所谓贤人,就是有才有德的人,贤人政治是以贤人执掌政权的政治。为了追求文明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中西古代哲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贤人政治。正如罗素所说:“柏拉图与孔子一样,在贤人政府里找出路。”11不过,由于对“贤人”的理解和要求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贤人政治的根本区别。

  孔子等东方古代哲人所追求的贤人政治,其实是将道德与权力、个人道德品格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德治政治”,总体上是与科学理性相对立的。而西方古代哲人所倡导的贤人政治,如同柏拉图的“哲学王”一样,是理性之治和智慧之治,也就是爱真理者掌权或真理掌控权力。苏格拉底指出,判断真理要靠知识,不能靠多数,认为“知识即美德”,政治并非权术,而是一种知识或技艺,拥有知识的“最优秀的人”才能治理国家。这种“知识治国”论由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为“哲学王”治国的思想。“柏拉图把哲学家看成是‘真正完善的人’,其原因在于哲学家有知识,在这里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知识治国’论,认为治理国家要靠知识,强调了知识的作用。”柏拉图认为:“把知识、美德和权力结合起来,集于一身,才能治理好国家。”12实际上,柏拉图也强调“知识即美德”,哲学家就是“爱智者”,“哲学王”精通科学、崇尚理性、智慧超群,即是“热爱真理的人”,哲学家懂得辩证法,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掌握实在的知识或真理,所以,哲学家应该当国王。萨拜因说:“人类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13柏拉图的这种“知识治国”思想,是在否定强权政治的基础上,主张智者政治,倡导真理者应该享有权力。

  精英掌握权力的精英政治。如果说古代的贤人政治,是由掌握真理的一人执掌政权的君主政治,那么,近代的贤人政治,则是由一批代表真理的精英执掌政权的精英政治(或贵族政治)。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所著的《权力精英》一书中揭示了美国权力结构的一般特点,即由工业、军事和政治三个领域的精英占据着统治地位,三者紧密结合,且政治结构中的这些权力精英只是在维护自己的统治、扩大自身的利益,公众的介入主要是由于被动地接受权力精英的统治,精英与社会底层大众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这里,米尔斯所表达的是精英统治的政治理念。“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和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这种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和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作用,是社会的精英。其中极少数的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掌握着重大决策权,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言行对政治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决定着政治的性质。实际上,在这些精英统治论者看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分化就是少数优秀人物与多数平庸大众的划分,少数优秀人物之所以是精英,在于他们在天赋智力、理性能力等方面超群,由此可以说,他们在思想、知识、理性、能力等方面优于大众,更能够认识和掌握真理,精英统治也就是精英因其代表真理而掌握权力并统治社会大众。如孙中山的“训政”,就是根据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这三大类人群划分,由他这类先知先觉的真理者教训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者,这也反映出孙中山的精英主义政治倾向。

  技术政治下的专家治国。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进程兴起的西方精英政治理论的重要形式--技术政治或技术统治论,是指由科学技术专家或按照科学技术专家提出的原则进行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的政治理论。由科技精英掌握权力进行治国理政,可以说是工业化时代真理掌控权力的典型意识形态,它肯定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其表现形式就是技术统治和技术治国,是技术政治下的专家治国,是知识技术和政治权力结合的能者统治。

  技术政治,就是实行技术专家治国或科技治国论,要求在政治制度中,强调以科技知识和技能作为取得和运用权力的基础核心。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具有科技知识的人应该统治国家,并因此设想了《新大西岛》。被西方学界视为技术专家治国论之父的圣西门则提出,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由理性推动的,未来社会的政治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领导,各类专家是领导者。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提出,工程师与资本家的矛盾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应由科技专家控制社会、实现变革,迫使资本家让出权力,从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斯科特在《技术统治引论》中指出,在现代社会里一切社会问题都可由科学技术来解决。加尔布雷斯在《新工业国》一书中提出了技术结构阶层理论,他认为,在科技进步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二元体系的结构,其中由大企业构成的“新工业国”由于对复杂技术和智能的需要,其权力结构已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即专家组合或技术专家体制。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的中轴已由财产关系转向认识、智力因素,知识成为新的权力基础,掌握新的科学知识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作为统治者被合法化。如此等等。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本质是依照技术的规则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其理论基础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所信奉的是事实真理,它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精英政治和技术专家治国的弊端。在工业化时代或者信息时代,虽然技术政治下的专家治国是真理掌控权力的典型意识形态。然而,代表真理的科技精英掌握权力进行治国理政,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而且,西方思想家也发现,知识、技术和理性并非万能,专断的权力性真理更容易导致理性的自负和真理权的专横跋扈。于是,提出了以民主限制精英,以价值真理替代事实真理,以价值理性协调科技(工具)理性的政治制度设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6678.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7月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