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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更新时间:2013-08-08 19:26:54
作者: 李振宏  

  神圣不可侵犯。王权主义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政治的需要;反过来,王权主义巩固和强化了君主专制统治。在政治运行过程中,王权主义直接促进君主专制政治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是指导政治输入和输出体系,即政令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的理论依据。王权主义的表现形式以理论形态为主,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中,王权主义通过多种社会化渠道,直接控制和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刘泽华、葛荃:《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3卷,第24页]

  刘泽华这一时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使用“王权主义”概念,是对中国政治思想或政治文化主题的概括或表述,或者说是“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理论在思想史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个必然性结论。

  从政治权力支配社会,到王权决定思想的形成而概括出“王权主义”,刘泽华观察一切历史的中心点越发明确地指向一个核心,即王权

  对一切历史的决定性支配作用,于是,他终于走向对中国历史的最高概括,即超越了思想史解释范畴的王权主义理论。在刘泽华的学术思想体系中,“王权主义”概念终于从表述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术语演变成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核心本质的理论抽象。这一理论转变,最早见于1998年的《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一文。他说:

  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它是社会经济运动中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还是回复到王权秩序;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等等。过去我们通常用经济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从王权去解释传统社会更为具体,更为恰当。[刘泽华:《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但是,该文也同时声明:“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 刘泽华:《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但是,该文也同时声明:“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

  很显然,此时的刘泽华用“王权”来取代了他原来使用的行政权力、专制权力、国家权力等概念。并且,王权主义也不再是单一的指称专制权力控制下的文化观念体系,而指称整个古代社会的运行机制、社会体制。这样,“王权主义”就完成了一个概念转换,变成了一个如同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一样的表示社会属性的理论术语。

  2008年,刘泽华在一篇文章中,对自己的王权主义理论做了自我总结,除了强调王权主义的三个层次之外,又总结王权主义的具体内容为八个方面[参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思路》,《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按:此文即氏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之“总序”]。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刘泽华自己总结的王权主义的这三个层次、八个方面,是对王权主义理论内涵最全面也最权威的说明。不过,不同的是,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刘泽华所讲的王权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形态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历史观。王权主义既是社会的运行机制,也是社会的存在形态,更是社会存在的中枢和基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属性和本质的理论抽象。认识了这一点,也就认识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刘泽华所以要声明它不是“社会形态”,是不是仍然蜷缩在防御性思维之中,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考虑呢?

  2.解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特质的“阴阳组合结构”说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刘泽华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普遍的现象,即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命题,往往都是一种组合式的存在,很少有将一个单一的命题做无限制推演,而任何一个命题也都必有一个相对应的命题来对之限定或修正。他对这种思想史上的奇特现象,有时称之为“混沌性”,有时称之为“阴阳结构”,有时称之为“主辅组合命题”[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也很正式地使用过“刚柔结构”来概括,其代表作便是他和葛荃合写的《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一文[刘泽华、葛荃:《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又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3卷,第23-38页]。此文认为,“王权主义的体系庞大而完备,它的内在构成呈一种刚柔二元结构。刚是指王权主义的绝对性而言,柔指的是王权主义的内在调节机制”。从王权主义的绝对性上说,王是沟通天人的中枢,拥有统属社会一切的巨大权力,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决者,这是王权主义的绝对性的一面;而传统思想在肯定王权的绝对性的同时,为了防范王权走向极端而失控,又提出了一系列调节王权的理论,比如天谴说、从道说、圣人和尊师说、社稷和尚公说、纳谏说等等。该文写道:

  王权主义的绝对化理论与调节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刚柔互补状态。其中,维护君权至上的刚性原则是王权主义的主体,这些原则是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王权主义的原则是永恒的。调节王权理论本质上是对王权绝对性的理论补充,其立论的前提无一不是对君权的肯定……调节并不触犯君主政治制度本身,调节的对象是那些倒行逆施、背离原则、有损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昏君暗主。王权调节理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只能是使君主政治体制更加巩固。[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3卷,第34页]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发现,它不仅提醒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也给予某些紧紧抓住古代思想的某一单个命题大做文章的偏执者以当头棒喝!近代以来,甚至在当代,也不乏有传统文化的卫道士抓住古代思想中的某些略带积极性的命题肆意演绎,单向推理,似乎一下子就在传统思想中挖掘出了一个可以挽救当代中国的救世法宝,而他们却不知道握在手中的那些所谓积极性命题,也都仅仅是传统思想刚柔结构中的配角和辅料,其实质也仅仅是为着维护君权的目的性存在,它们内在地组合在传统政治思想的结构之中,而且也毫无保留地隶属于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时代!

  1980年代之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刘泽华把原来的“混沌性”、“主辅组合命题”、“刚柔二元结构”等提法,统一为一个“阴阳组合结构”概念,并对之属性和内涵又做了更为清晰的界定。2006年,他对“阴阳组合结构”新的表述如下:

  我们的先哲几乎都不从一个理论元点来推导自己的理论,而是在“阴阳组合结构”中进行思维和阐明道理。这里不妨先开列一些具体的阴阳组合命题,诸如: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圣人与圣王;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罪君;正统与革命;民本与君本;人为贵与贵贱有序;等级与均平;纳谏(听众)与独断……在上述组合关系中有对立统一的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因此阴阳组合结构只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形式和状态,两者不是等同的。我上边罗列的各个命题,都是阴阳组合关系,主辅不能错位。[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南开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仔细想来,“阴阳组合结构”说实际上是王权主义理论在思想史研究中的自然演化,它内在地包含在王权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阴阳组合结构”中的辅命题,是对主命题的矫正和缓冲,是为着修复主命题的脆性而提出的,而其本质属性,是属于主命题的附属物,主辅命题共同构成王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有这样的眼光,才不至于被某些单一命题的表面意义所迷惑,而失去对其思想本质的考察。

  刘泽华所提出的“阴阳组合结构”说,既突出了王权主义的思想主题,又凸显了中国古代思想复杂而圆润的中庸特点,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复杂现象,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工具,一种逻辑清晰的方法论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最近一些年来,现代新儒家以及有些国学热的倡导者,每每抓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某些论题大做文章,大肆渲染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以抵制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如果这些学者都是真诚的话,则就是缺乏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深入了解,暗于古代阴阳组合的思想史事实,不懂得那些思想命题的辅命题属性。只要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命题的阴阳组合属性,我们就不会再犯那些幼稚或偏执的错误,不会再被思想史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可以说,提出“阴阳组合结构”说,是刘泽华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3.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擘画

  刘泽华学术研究的重点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领域,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一个整体性的擘画,极大地拓宽了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并奠定了其后他和弟子们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

  (1)打破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传统格局,提出政治思想有超阶级的一面

  按照传统的看法,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休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等几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刘泽华认为,这样规定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显得过于狭窄,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还有不少问题可以纳入它的范围。他提出还应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政治哲学问题、关于社会模式的理论、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问题、政治实施理论以及政治权术理论等。根据这些问题,他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表述为:“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沦、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按:此文是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前言”的扩充和改写]也就是说,从他出版第一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开始,就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做了有别于传统研究的极大拓展。

  不过,最能表现刘泽华的学识和勇气的,则是他对阶级分析方法的突破。在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阶级性被看作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属性,甚至是唯一属性。而刘泽华则提出,政治思想也有超阶级的社会属性。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他不能直接否认政治思想的阶级性问题,而只能说除了有阶级性的一面,还有非阶级性或超阶级性的一面。他写道:“在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具有最明显的阶级性质。但从政治思想的总体看,又不能全部归入阶级范畴。”“也有一些超出了一个阶级的范围。”“虽然每个人都无法游离于阶级生活之外,但在观念上,并不妨碍某些人会提出超阶级的理论和主张。”“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一定要坚持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求人们简单地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思想命题都统统编排到阶级的行列中。”“即使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也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于是,从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早期阶段开始,就突破了阶级分析的藩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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