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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津·萨利:亚洲经济自由增长的故事

更新时间:2013-08-06 19:30:20
作者: 拉津·萨利  

  然而需求却跌倒了GDP的35%。企业存款——绝大多数的SOEs从政府保护市场中获得收益——占据全国存款的一半。简单来说,SOEs的收益是以中国工人与家庭可得到的工作,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为代价的。

  亚洲的其它国家情况有所不同。印度的储蓄与投资率目前来讲正以发展中经济体正常的速度在增长,不过它需求所占的GDP比率比中国高得多。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私人投资显著下降。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投资和需求在东亚南亚国家都有所增长。

  中国的发展在一个以投资为动力的跑步机上。这对于一个追赶式的发展来说是正常的;之前东亚老虎在它们的追赶式发展时期也是一样的情况。但是,投资引导型经济的利益趋减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就表现为国有银行和SOEs对于资本的大量浪费。因此,中国的经济需要“再平衡”。储蓄和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率需要降低,投资效率需要提高。私人消费需求尤其需要增加。如果继续现有的发展模式,必将导致严重的增长缓慢甚至是瘫痪。从另一方面来说,以生产率和消费需求为引导的高速发展是更合理与稳定的。经济再平衡需要更多的国内资源,以及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再平衡并不会随着宏观经济的“微调”而自然发生。诺贝尔奖得主Friedrich Hayek曾指出,政策制定者们披着社会工程师的外衣就可以操纵宏观经济总量来取得预期目标只是一个狂妄的幻想。然而,真正的再平衡需要困难的微观经济——也就是市场——改革。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开放了它主要的产品市场,但仍旧对其要素市场保持着严格的控制。因为政府扭曲的政策,比如利率控制、压制的汇率、能源价格的上限、给予SOEs的廉价资本和土地,要素投入——土地和资源、劳动力、资本——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一个价值等同于总GDP10%的津贴。它偏好于出口商、投资者、制造商、房地产、建筑业、国有银行、SOEs和沿海省市,却损害了消费者、服务行业和内陆省市。开放要素市场——不仅仅是金融产业的改革——会巨大地伤害到政党国家的核心既得利益。这就是这种结构改革难以实现的原因。

  尽管要素改革需要在全亚洲实行,但中国是规模最大且最需要进行要素市场改革的国家。开放要素市场可以释放发展所需的国内及区域化资源——尤其是在如今西方遭受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商品的需求大大减低的情况下。但是,令人怯步的政治障碍挡在了改革之路上。

  

  (二) 贸易与投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到处是贸易和FDI 自由化,但是自由化的进程至此之后就减慢了,有些国家甚至停止了改革。不过,不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亚洲经济危机,还是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自由化的逆转并没有在亚洲发生。2008年以来,非关税保护主义开始在亚洲缓慢地发展,不过目前它只影响到小部分的国际贸易。面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紧缩,保护主义并没有卷土重来,证明了经济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供应链仍旧保持反弹的能力。全球供应链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拒绝它所要付出的成本,是阻止保护主义反弹的最强力量。

  但是,保护主义仍旧以不同的变化形式在亚洲存在着。南亚比东亚有着更强的保护主义思想。香港和新加坡的自由港口是全世界贸易自由度最大的地方。日本、韩国和台湾也相当地开放,其次是那些先进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再次是存在一定保护主义色彩的中国、越南和印度,以及那些坚持着保护主义的贫穷南亚、东南亚国家。

  关税壁垒仍旧是很多国家的问题所在,不过非关税壁垒对贸易和FDI的阻碍更大。这一类壁垒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各种国内政策法规中。与西方国家相比,亚洲国家的国内繁文缛节——财产权、合同、特许安排、纳税、注册和注销公司、劳动法以及海关手续——扼杀了这些地区的商业气氛。世界银行的Doing Business索引目录反映了这一情况。前10位中有8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新加坡和香港排在第一第二;OECD成员韩国排在第三)。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在前20中。而中国排在第19位,印度第132位,印度尼西亚第128位,菲律宾第138位。同时,在索引贸易成本代理的“跨国贸易”这项类别中,排名有很大的变化。新加坡和香港仍旧居于榜首,韩国第3,马来西亚第11,泰国第17,日本第19,台湾第23,印度尼西亚第37,菲律宾第53,中国第68,印度第127。

  这一情形表明大部分亚洲国家还没有从“第一阶段”的华盛顿共识型改革,比如贸易和FDI的边境自由化,转型到“第二阶段”的结构型改革——更加复杂的,有一定政治敏感度的国内规章制度改革,开放竞争、提高生产率。这也包括之前提到的要素市场的改革。

  中国的市场改革在过去六年中呈现停滞状态,同时利于国有SOEs的产业干预政策数量增加。出口限制、中国特有的技术标准、补贴、高科技和网络限制、服务和FDI壁垒、政府采购与知识产权的限制都混合在这些干预政策中。这使得中国与美国及欧盟产生贸易摩擦。中国2009年强有力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相当于其一半的GDP,并且主要有利于SOEs;它们可以从国有银行获得巨大的贷款。这样的行为加强了公共产业的力量,但却是以削弱国内私有部门和跨国企业的力量为代价。

  印度要做的更多。农业除了遭受高额对外贸易壁垒以外,还面临着较高的国内贸易限制、津贴补助、价格控制、财产权缺失和糟糕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制造业则面对着严厉的劳工法。拥有超过10-20个员工的公司如果要解雇一位员工,需要向自己省市的劳工部门申请——“Inspector Raj”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大型的印度制造商更愿意投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市场,而不愿意关注劳力密集型的产品。和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相比,印度在劳力密集型商品出口方面表现差劲,至今都没有经历工业革命。最后,虽然印度在信息服务产业出口方面表现出色,由于国内的限制条件与低生产率,印度大部分的国内服务业处于未改革的状态。

  过去十年里,自由贸易协议(FTAs)已经在亚洲扩散开,但这些协议都是“trade light”的。较强一些的完全消除了关税,但它们的歧视性条款包含了多重复杂的“原始地规则”,增加了商业成本和延迟。同时,这些FTAs几乎不处理非关税和政策上的壁垒。亚洲也有区域经济一体化,但它比那些双边的FTAs还要trade-light。即使是最强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共同体在非关税和政策壁垒上也没有取得有价值的进展。

  现实情况是,亚洲的大多数贸易和FDI自由化产生了单边的和非歧视的潮流。政府开放自治区——我称之为耐克战略(“Just do it!”)——互相复制,而不是通过繁重的、官僚间国际谈判来达到自由化。通过这种方式,东亚国家吸引了信息沟通产业(ICT)的对内投资,全球供应链中的区域生产网络因此蔓延。

  相反,南亚是全世界最不具一体化的区域:区域内贸易只占总贸易额的4%,区域GDP的2%。南亚在亚洲总贸易额中只占5%的比重,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5%的比重。除了少数例外,南亚没有加入东亚制造业的工业链。

  从上至下的贸易协商不太可能完成所有任务;单边自由化应成为东亚及南亚新贸易、FDI以及国内结构改革的推进器。FTAs、区域主创性和世贸(WTO)协议最多只能作为辅助。

  总结来说,开放贸易和FDI对于在亚洲扩大经济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存的壁垒仍旧在阻碍经济自由。Fraser 协会的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索引目录中只有两个亚洲国家在前20——香港和新加坡,其它的都远远排在后面。亚洲的经济体系——公共管理、财产权执行、国内法规机构——仍旧相对薄弱,导致商业贸易成本居高不下,并抑制了创业、创新和消费需求。

  

  (三) 能源与环境

  

  世界上一半的“能源贫困户”居住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其中极大一部分是农村贫困人口。他们缺乏电力,用传统的生物质能(柴火、粪便、农作物燃料)来做饭。另一个极端则是那些“能源富豪”——对能源有着巨大需求的繁华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国际能源署预计亚洲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将在未来二十年内翻倍。这意味着对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和煤——更多的需求。对石油额外需求中的五分之三会来自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因为客用车辆和航空业的发展会带来交通运输的改革。到203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石油用量的五分之四将依靠进口,对天然气进口的依赖也会增加。几乎对于煤的所有额外需求都将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虽然亚洲的产煤国,特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可以满足部分需求,但是必须进口亚洲以外的煤炭资源才可能满足亚洲不断增长的煤炭需求。大规模的水电项目很有可能会支配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源的利用也会相应增加。

  比起金融业,亚洲能源市场中政府、SOEs的干预性节流情况更严重。价格控制、补贴、出口限制和对内投资限制随处可见。WTO规则几乎没有覆盖能源这一块。中国和印度试图通过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工具来保障它们的能源供应——派出得到高额津贴补助的国有石油公司、和国外政府签署长效的合同以及为石油提供压制贷款等。这些措施使得能源市场昂贵且不稳定,它们不能长远的保证能源的供应,同时还加剧了地理政治上的紧张局面。

  更多的能源自由将会提高需、进一步保障和稳定能源供应及其成本效益,并且创建一个和平的国际关系。这需要更多的私人部门投资——国内投资加上FDI——和更自由的跨国界能源贸易。国内外市场需要进行共同的改革:移除价格控制和津贴补助;开放私有化;独立开能源产业中生产、运输、分配的环节;放开国际贸易和FDI(最好是由WTO规则支持的)。

  亚洲需要借鉴美国的能源经验。美国现在处于能源革命的早期阶段,页岩油、天然气甚至是原油的国内生产都大量增加。这是美国的教训,它曾过度依赖于动荡的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用低进口成本来刺激高附加值的国内制造业。

  这种转型不是偶然的;它是以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相对比,欧洲缺失了这种转型,因为环境条例不允许对于页岩沉积进行开采。中国也是一样,尽管其所拥有的页岩沉积储量很可能超过美国。管理定价、SOEs、对内投资限制以及没有保障的财产权是中国能源市场的特色。如果亚洲国家愿意开放它们的能源市场,它们就可以和美国一起享受这种开放带来的福利。包括减少对于中东石油天然气供应的依赖和较低的碳排放量(页岩气比石油和天然气更低碳)。

  提升亚洲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激励了工业化的发展,但也增加了碳排放量,这会对世界以及亚洲自己造成巨大的影响。气候研究人员预报了反常天气灾害、中国水资源短缺、中亚与西亚的荒漠化、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暴风、洪水与上升的海平面摧毁海岸线和低洼岛屿,以及其它的自然灾害。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它承诺通过降低“能源密集度”——每单位GDP所用能源——来提高能源利用率,但是碳排放的绝对值仍旧在上升。政府说中国正在慢慢达到它最终的目标。但是,如果亚洲希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全球约定俗成的目标,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需要出台更有约束力和针对性的政策,尽快降低碳的整体排放量。英国的Stern Review倡议到2050将全球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的50-80%。没有中国和印度的重大贡献,这个目标很难达到。这不是简单的能源效益问题;而是严肃的“碳缓和”(“carbon mitigation”)问题,也就是说减少排放量很有可能会减慢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印度和其它亚洲国家要做的不可避免的取舍。而这对就业前景、减少贫困、扩大中产阶级,以及其它经济发展带来的人类福利,有着极其令人担忧的负面影响。

  怀疑主义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和传统世俗认知相比,气候科学还没有“成熟”。碳排放会对全球气候造成如何的影响,长期预报有其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各自持有不同观点。随着“气候门”——著名气候学家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丑闻——被揭露,公共政策中的科学观点已经因为要达到一些杞人忧天的结论而变得政治化。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有自己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没有做的多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ban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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