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讲两大重大事件，一件是马丁文章事件，一件是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秦柳方小报告事件，唐宗昆（时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经济研究》为当时经济学界最权威刊物，编者注）是当事人之一。
先讲马丁文章事件。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理论版“社会之声”栏目发表了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宋龙详署名马丁的文章，题目是《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章所列十大转变分别是，1）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2）从对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到科学分析；3）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4）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5）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6）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7）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8）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9）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10）从线性知识结构转向复合型知识结构。应当说，马丁的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和正确的。《工人日报》发表该文也很正常。
问题在于，文章发表后，出现了一大堆事情。先是日本时事通信、《读卖新闻》、美联社转载，歪曲报道了这个事情。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电讯，说什么“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议：为了适应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提出《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成果”。
12月19日，美国纽约中文报纸《中报》“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12日报道”发表社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尖锐批评马丁文章关于《资本论》已经失去有效性和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的观点。这就大大歪曲了马丁文章的原意。
关于这个问题，马丁文章讲得很清楚，我也不用讲了。他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百年前，马克思写作不杇巨著《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经济运动规律，论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资本论》正是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和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最无情的历史性判决，它是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厉害的重磅炸弹。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为马克思从未陷入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他是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最一般、最抽象的预见。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可见，马丁文章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价值。而问题就出在那些望文生义的外国文章出口转内销之后，就变味了。
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提前一天发回《中报》的文章。1986年1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内刊《理论交流》以《纽约〈中报〉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为题，转发了《中报》的社论。接着，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予以转发。2月21日，新华社编辑的供中央领导参阅的、号称中央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的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社论。这样，对马丁文章的歪曲性报道就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3月4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公开报道，甚至把马丁当成外国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反精神污染的情况下，有人据此将马丁文章看作是经济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在1986年2月召开的企业管理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发表讲话，对《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提出批评，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批判之势已经形成。邓力群在《自述》中还提到此事。
1986年2月22日，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编者注）在报道《中报》社论的《国内动态清样》上批示：“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编者注）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把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
2月23日，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批示：“启立（胡启立，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刷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望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已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其中，“此件意义之重大已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一句值得特别关注。
与此同时，《北京周报》、《新华文摘》也转载了，但是照着《工人日报》转载的。这两家就打报告给中宣部，要求他们澄清事实。
事情的真正转机是赵紫阳3月3日在胡乔木上转秦柳方“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的信上的批示，才把这个风扭转了。这个批示后面再讲，因为跟后面的事件连在一起。
根据赵紫阳（时任国务院总理，编者注）批示，3月22日，中宣部根据薄一波的批示，专门就马丁文章事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朱厚泽委托王惠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持，参加的人有于光远、董辅礽、王若水、苏星、冯兰瑞、廖盖隆、曾彦修，还有相关媒体的负责人喻权域、张惠卿、汪永芬、李禹兴等，共30多人。
于光远（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编者注）首先发言，肯定马丁的文章是一篇好文章。大家都在批评新华社论内参谎报军情，干扰中央决策。要求对向中央谎报军情的人进行批评处理，不能随便放过。王惠德在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宣部宣布两条决定：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前次对马文的报道失真，应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重新发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写一简报，上报中央。
至此，马丁文章事件便告一个段落。
对此，我想做一点评论。
人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还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作者宋龙祥（笔名马丁）本人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所写的文章也是一篇很平常的文章，只是概括了经济理论研究中实际发生的一些变化，并没有什么创新的见解。《工人日报》也不是主要的理论报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很正常。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思想控制，外国人对国内的情况无法了解和充满好奇，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进行一些猜测也是常事。然而，国内的一些人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见风就是雨，唯恐天下不乱，而且常常是出口转内销，拿外国人的话说事，只要它符合自己的需要，那管它符合不符合基本事实。但是，这一次却选错了对象，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暴露了自己。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这些人，有的还升官了，这是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里讲的，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事也不会绝迹，它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出来。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好恶，而是这种体制之树结出的硕果。
再看第二大事件，就是秦柳方给胡乔木的小报告及其掀起的波澜。
先给大家讲下，秦柳方其人。秦柳方（1906－2007），江苏无锡人。1927年入党，后来脱党，1929年参加由陈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无锡农村调查团，1933年参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出版《中国农村》杂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担任《文汇报》社论委员兼经济版主编，《经济周报》编委，属于所谓进步文化人士。上海解放后，重新入党，历任上海军管会中纺公司代表处顾问，华东区花纱布公司经理，华东贸易部计划处、物价处处长，中央商业部工业商品局副局长，中财委六办商业组副组长，国务院八办商业组组长等职。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领导小组成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科研处处长、《世界经济调研》常务副主编兼《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
在经济理论上，秦柳方没有什么建树，是中国农村经济学会的末流人物，在抗战时期写过一些短文和评论，解放后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理论文章。秦柳方以打小报告和整人见长。在国务院八办时，秦柳方曾经揭发批判过许涤新。1957年，秦柳方又给他的前任李维汉的秘书郑新如贴大字报，调门很高，把郑新如当成敌人，因而成了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50年代末，经济理论界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云南一化名LX的人给《经济研究》写稿，主张商品经济，秦柳方给云南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受到批判。浙江省委党校有人给《经济研究》投稿主张商品经济，秦也给浙江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也被整。孙冶方当了经济所所长以后，秦柳方经常把孙冶方的言论报告给中宣部，中宣部也越来越不信任孙冶方。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对翻案风、单干风、悲观风，经济所过去受过批判的人提出申诉，秦柳方说所内有“三风”，翻案风特别严重，孙冶方、冯秉珊、项启源、何建章等不同意秦的意见，秦就向中宣部打小报告。张闻天关于集市贸易的意见及其在经济所的讨论，也是秦柳方打小报告给中宣部告发的。这样一来，在1964年经济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派了七十多人的工作组搞出了个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秦柳方成为唯一的大左派。有鉴于此，陆定一曾经提议让秦柳方当经济所所长，只是于光远和林涧清说“秦柳方的市侩作风太严重”才作罢。秦柳方在经济所的名声不好，孙冶方平反回到经济所以后，秦柳方自觉脸上无光，在经济所呆不下去了，才找到钱俊瑞，调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为什么秦柳方找钱俊瑞，他是钱俊瑞的救命恩人。钱俊瑞在文化部党组犯了错误，被弄到无锡当地委书记，文革中间，老百姓在揪他，他逃到北京，躲在秦柳方家里，躲过去。所以这个时候，秦柳方找到了钱俊瑞，钱俊瑞收留了秦柳方。有人给秦柳方做了四个字的概括“思想警察”，这个评价确实入木三分，极为正确。不过，秦柳方的行为既与个人品德有关，也是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如何防止那些政治品质低劣和学术品质低劣的人再次得势，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么，咱们看秦柳方的小报告。1986年2月22日，秦柳方给胡乔木寄了一个整整15页约五千字的小报告，题目是《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者不仅开门见山，而且深知内情地写道，“近年，一些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非难，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重视，书记处作了讨论，耀邦同志也作了指示，但最近一段时间，经济理论方面还存在一些混乱现象”。接着，秦柳方仅就他看到的材料，以理论问题为主，分四个问题揭发和批判了经济理论方面的一些所谓自由化现象。我们下面只就第一个方面做点介绍。
在“一，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秦柳方揭发了7个所谓自由化问题。
认为“第一，主张价格改革可以冒更大的风险，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让农民进城，压低工资水平”，是自由化。这是从985年11月《经济研究》杂志第11期发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写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调查报告，题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摘录出来的观点。
第二，主张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实行'股份化'。也是自由化。
第三，主张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要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也是自由化。
第四，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与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是自由化。
第六，认为'经济学缺乏新概念'。要创新经济学的概念，也是自由化。
第七，全盘否定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也是自由化。
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条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六四”事件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清查和批判自由化时，曾经复印出来在所内传阅的，这一条没有圈掉；一个在向上转报稿子的复印件，这一条被圈掉了。据此推断，转报的稿子可能是被胡乔木圈掉的。
其他几条我不说了，时间关系。而且秦柳方的小告还提出了四点建议。
今天看来，秦柳方的小报告是荒唐的和可笑的，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什么争论。而就当时来看，小报告的内容也是站不住脚的。
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情况，我这里说了当时关于劳动力市场，关于择业自由、失业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这些都已经是改革讨论的事情了。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经济理论界在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时自然而然提出来观点，也是在试验和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中遇到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把这些问题都当做自由化加以批判。那么还怎么改革呢？
问题的解决也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是精心安排，事情就是这样紧锣密鼓地凑到了一起。下面，我们排列出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1986年2月21日，《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关于马丁文章的社论。有关马丁文章的信息就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2月22日，薄一波在《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上批示：“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同志把各方意见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份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此件阅后仍退我”。
同日，秦柳方给胡乔木打了上面的小报告，揭发批判了经济理论方面的“混乱现象”和“自由化倾向”。
2月23日，胡乔木在《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上批示：“启立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刷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在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
2月24日，胡启立批示：“按乔木、一波批示办”。
3月1日，胡乔木写信给中央领导，随信送上秦柳方的小报告。
胡乔木的信全文如下：
“耀邦、紫阳、启立、厚泽同志：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份《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似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另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附件较多，从略。
胡乔木
三月一日”。
收到胡乔木的信和秦柳方的小报告以后，赵紫阳于3月3日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提倡大胆探索”。
3月5日，胡耀邦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
“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厚泽同志将紫阳同志的批语转告乔木同志一下”。
其实两大事件，马丁事件和秦柳方校小报告事件真正的解决是赵紫阳的批示。
赵紫阳的批示给了企图借马丁事件和秦柳方的小报告批判自由化的胡乔木等人当头一棒。既回击了秦柳方的小报告及其支持者，又给处理马丁事件提出了指导方针，一石二鸟，恰到好处。朱厚泽根据薄一波的批示，按照赵紫阳批示的精神，指示王惠德召开座谈会，澄清了围绕马丁文章引起的是是非非，很快平息了马丁事件。一场迫在眉睫的反自由化的大批判就这样给化解了。
其实，赵紫阳的批示并不是心血来潮，因为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就明确地讲了要大胆探索，要进行创新，这实际上是当时的既定方针。
下面，我们讲后来发生的事情。因为秦柳方小报告点名批评《经济研究》搞自由化。唐宗昆当时是《经济研究》的常务副主编。老唐在1986年第5期发表署名文章《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旗帜鲜明地支持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不点名地批评了秦柳方的错误态度。文章从七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绩，认为“这一年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之广泛和研究层次之深入远远超过了我国过去任何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但是，“也有个别同志，自己对《决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不屑一顾，却在当前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发现了一片'混乱现象'，失魂落魄地打小报告，谎报军情，主张对经济理论界的'自由化倾向'严加控制”。作者大声质问，“这样的同志究竟想把我们控制到哪里去”。
老唐（唐宗昆）的文章，我也不说了，老唐也在这个地方。总之，老唐的文章批评了秦柳方小报告的观点，并明确支持青年人的探索和创新。当然，老唐的话也比较尖锐。
就在赵紫阳指示以后和《经济研究》批评秦柳方的同时，邓力群在一些会议上声援秦柳方。本来，秦柳方自称他读不懂《资本论》，也没有什么经济理论研究成果，鉴于他反自由化有功，邓力群说，秦柳方是党内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此可以提供佐证的是，邓力群在《自述》中曾说，“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好心”？说穿了就是要整人。
由此可见，秦柳方的小报告并不因赵紫阳批示而划上句号。故事到此并未结束。
下面，我讲一讲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后传。
秦柳方的小报告由于赵紫阳的指示而暂时搁置，接着又沉渣泛起。
唐宗昆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一文在《经济研究》发表以后，过了三个月，高层对该文有了反映。刘国光很紧张，对赵人伟说，“老唐（指唐宗昆――引者注）干这种事，真麻烦，我对秦柳方没兴趣，但老唐这么干，不好办”。1986年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一个“学术动态汇报会”，会议由副院长刘国光主持，院长胡绳和其他副院长出席，参加的人有“经济片”各研究所的所长或分管科研的副所长。在各所负责人汇报完学术动态后，院领导对汇报内容未置一词，刘国光却对唐宗昆的文章提出批评。他说：“学术刊物要创造宽松环境，争论各方不要扣帽子。《经济研究》发了文章批评秦柳方。秦柳方向中央反映情况，他有权利这样做。”胡绳表示“同意国光意见”后，刘国光接着又说：“讨论要与人为善，不要伤感情。现在是打个招呼”。意味着事情并没有完，后头也确实还有事。有人说，刘国光的讲话传达的是胡乔木的意思。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现行体制下，诸如此类的事情累见不鲜，对领导的批示应当如何处理？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
一是如果认为上级的指示有问题，应当向上反映，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刘国光（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编者注）和胡绳都不会这样做，他们没有这样的魄力，也不敢得罪他们的顶头上司。
二是按照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级服从上级。既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发话，刘国光代表院部批评唐宗昆也的确有迫不得已之处，尽管他了解秦柳方的为人，对秦也不感兴趣。但批评后的进一步行动，则是表明其态度和立场的关键。
三是如果他们真的认为秦柳方的小报告站不住，对《经济研究》和唐宗昆的批评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批评以后应当向唐宗昆做出解释，说明原委。这里有胡绳处理有关与刘再复关系的几件大事可以作为佐证。胡绳为《文学评论》的事上面批评了刘再复，要撤他的职，误时再复摔手不干了。胡绳后来让赵复三私下给刘再复道歉，让刘再复继续当所长，当《文学评论》的主编。但是，刘国光与胡绳不同，他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这里既有人物性格问题，也有复杂的人事关系问题，还有对反精神污染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以及宦海的沉浮问题。这一切决定了刘国光对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态度和做法。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赵紫阳被撤职软禁，秦柳方又活跃起来，揭发批判赵紫阳。8月27日，秦柳方写了题为《赵紫阳早就支持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该文首先复述了他1986年小报告（自称为“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控诉赵紫阳：“他看后，却不以为然，于1986年3月1日（应为3日--引者注）写下了如下的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接着，秦柳方写道：“赵紫阳同志的上述批语传达后，在那年3月份的一次北京中青年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一些青年竟然在会上提出，要对写意见书的同志进行制裁……气焰极为嚣张。”然后，他把唐宗昆与赵紫阳挂在一起批判：“那年5月份，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研究》杂志，积极贯彻赵紫阳同志的批语，在显要地位发表了该刊副主编所写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一文，对那份意见书进行不指名的批判。……文章以学术讨论为掩护，对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主张，极尽讽刺、漫骂、诬蔑、诋毁之能事。……在赵紫阳同志的支持、纵容下，建议'要防止理论宣传上的自由化倾向'的意见书，却要受到不指名的公开批判，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
“六四”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所都进行了清查和整党。邓力群把秦柳方事件看作是经济所清查中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由何建章、姜汉章、雷震阊组成的清查整党小组进驻经济所，在邓力群、王忍之的授意和支持下，以整党之名，行夺权之实。这时，经济所的所长是赵人伟，清查组给赵人伟列有五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压制和打击秦柳方。清查组把秦柳方1986年2月22日的小报告印刷全所，上面的第7条并没有删去。清查和批判的主要内容，一是唐宗昆写文章批判秦柳方，二是赵人伟在双百方针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不点名地批评秦柳方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
1990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学者近几年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某些见解”为题向中央报告，肯定和支持秦柳方的意见。“一、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较早地提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批评。……胡乔木同志将此报告转给赵紫阳同志。赵看后不以为然，于3月1日（是3月3日――引者注）在报告上批示：'批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赵紫阳的批示传达后，经济学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滥起来”。
在社科院院部的清查和整党中，秦柳方的小报告也是一大问题。胡绳在院部大会上检查，说秦柳方揭发了自由化，并向秦柳方表示敬意。到了1990年夏天，院部听取经济所正副所长的汇报，吴介民、杨克在场，杨克说，“唐宗昆的文章恶毒之极”。这也是进一步清查和批判的信号。后来在院工作会议上，经济所何建章和副所长于祖尧还在批经济所的自由化。
这个故事大体就是这样。故事讲完了，从这两大事件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因为反精神污染的起因是周扬的学术报告，后来的两大事件更是因学术讨论而起，但居然变成一场政治斗争。
马丁文章事件和秦柳方小报告事件的发生和解决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仅就学术思想的发展而论，就是我题目的中心“思想控制还是学术自由”的问题。这就是关于学术环境的四个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1）什么是宽松的学术环境？2）要不要创造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3）能不能创造出宽松的学术环境？4）如何创造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些问题是学术繁荣和理论发展的生命所系，值得认真思考和进一步讨论。
关于第1个问题，即什么是宽松环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位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和邓力群。
1986年初，朱厚泽在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提出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我觉得他的讲话还是很值得回顾的，他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对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我觉得这是朱厚泽留在世上的名言。
1986年6月，邓力群在安徽调查，公开批判朱厚泽的“三宽”。他说：“既然讲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从上述的引文可以看出，二人对第2个问题的回答是一致的和肯定的。即要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而且这个宽松环境是对所有人的。朱厚泽没有对人做出区分，自然是对所有人而言。邓力群区分了所谓搞自由化的人和反自由化的人，认为对前者有宽松，对后者也应有宽松。但是，邓力群认为朱厚泽的讲话只是对所谓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而对反自由化的人不宽松。很明显，这是无中生有，强加于人。因为朱厚泽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这样的意思。
朱厚泽对宽松环境有一个说明，并提出了“三宽”政策，合情合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既然是探索未知领域，就不仅要允许人家讲话，而且要允许人家讲错话，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讲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观点，不能动不动就以违背传统观点和传统看法，而给人家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否则，我们只能重复过去的老套和旧话。所以，我看邓力群的讲话仍然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认为学术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共产党的辞典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宣传所谓自由化是要受处分的，开除出党，开除公职，治罪坐牢，放逐国外，不准回国，即使客死他乡，叶落归根，也不予放行。这就是胡乔木所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此而论，宽松环境到底是指什么，应当是清楚的。
关于第4个问题，即怎么创造宽松的环境？首先，落实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取消思想控制和新闻管制，让人们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因为思想是最自由的，是控制不住的。其次，不以言治罪，只是发表一些不同观点，包括不同政见，而没有采取行动，不应追究。再次，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平等对待，给以同志的理解和起码的尊重，宽以待人。特别是不能摆出党的理论权威的架式，动不动就进行大批判。
基于以上认识，第3个问题是能不能真正创造出宽松的环境？现在虽有进步，但进步有限，现在还不能解决，因为没有这样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只能寄希望予未来。
国内的一些人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见风就是雨，唯恐天下不乱，而且常常是出口转内销，拿外国人的话说事，只要它符合自己的需要，那管它符合不符合基本事实。但是，这一次却选错了对象，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暴露了自己。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这些人，有的还升官了，这是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里讲的，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事也不会绝迹，它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出来。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好恶，而是这种体制之树结出的硕果。
国内的一些人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见风就是雨，唯恐天下不乱，而且常常是出口转内销，拿外国人的话说事，只要它符合自己的需要，那管它符合不符合基本事实。但是，这一次却选错了对象，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暴露了自己。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这些人，有的还升官了，这是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里讲的，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事也不会绝迹，它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出来。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好恶，而是这种体制之树结出的硕果。
唐宗昆：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我作为当事人。这两大事件，第二件大事我是当事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讨论。这两件事情本身是两件事，但是它是衔接的。
我就讲一些当时的分歧。马丁事件当时闹得很热闹，整个社会上都知道。但是，我们对后面的事件，实际上尖锐程度比前面那个要尖锐，但是我写“五大”也好，后来发表文章也好，社会上没有大张旗鼓的去鼓吹，比较低调。所以，社会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经济学界很多人都知道。那么，这两个事件衔接在什么地方呢？我请大家注意上面讲的时间问题，一个是薄一波的批示时间，一个是胡乔木给马丁文章的批示时间，后面跟着中宣部会议。这三个时间节点很有意思。薄一波的批示是2月22日，胡乔木批示是在后面的2月23日。但是，两个批示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薄一波的批示没有上什么纲，比较按事实本身要中宣部来做些什么。薄一波批示：“……是否请厚泽同志把各方意见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就说“研究一下”，没有再说进一步的话。胡乔木的批示不一样，也是批给胡启立的，他说马丁文章“……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在一两篇文章之上……”，他就是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两个批示，合在一起，就是第三个批示。
胡启立拿到这两个批示，胡启立怎么批呢？他是深思而为，拿两个一块批。2月24日，胡启立批示：“按乔木、一波批示办”。按乔木、一波同志批示办，怎么办呢？究竟是按胡乔木批示办呢，还是按薄一波批示办呢？薄一波的批示有操作性，各方面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中宣部去办。胡乔木批示“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在一两篇文章之上”，这怎么让中宣部办，没法办。于是，中宣部就按照薄一波批示去办，就开了个会。就是刚才讲到的关于马丁文章的座谈会。这点我不讲了。他们会后，写了个报告，把这个事情了解了下。
那么，跟秦柳方小报告事件衔接也很重要。刚才讲胡乔木给马丁文章的批示时间是2月23日。那么，秦柳方小报告送给胡乔木的时间是2月22日，也就是说当胡乔木批示说马丁文章“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在一两篇文章之上”。他就是写这话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拿着秦柳方的小报告，就是准备新的炮弹要发。
所以，这个时间很重要。那么，胡乔木批示以后，隔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吧。3月1日，他就向中央领导胡耀邦送了秦柳方的报告。所以，这样的紧锣密鼓，他的意义本身就很明白。马丁事件和秦柳方小报告，前台是两出戏，幕后是一线牵。
那么，经济理论也就何去何从这样的紧要关头，赵紫阳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写下了“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提倡大胆探索”。这样既给秦柳方的小报告及其支持者以有力的回击，又给正确处理马丁事件给出了指导方针。他的批示没提马丁事件，他在胡乔木送秦柳方小报告的信上面批的。实际上是特别针对秦柳方小报告，也是给马丁事件提出了指导方针。所以，这样刹住了胡乔木、邓力群图谋发动经济理论所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颠倒理论是非，干扰经济体制改革的动乱，起到了平息狂乱的作用。所以，我说他当时是抓住了要害，又是非常及时的。
抓住要害，切中要害，是什么呢？我当时批判秦柳方的文章就讲到这个问题。我提了这么个问题，很简单，中国要不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没出路。要改革，需不需要探索，不探索能不能改革，不能改。我当时就简单提出这个问题。赵紫阳的批语也是高瞻远瞩的批语，他并不是应付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就在批语以后，不到一个月，1986年3月25日，他向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出政府工作报告。题目叫《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从正面更加深入地阐明了他批语的深刻含义。我想举几个帮他还原下，他指出，针对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经济理论研究，要争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索改革过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努力坚持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段话。
下面再讲到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实现，他的报告中专门有一段，着重讲几个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认识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他讲，充分认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他把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作了概括以后，他明确提出我们在理论上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作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各种途径，坚决变革一切不符合这种要求的思想观念和规章制度。目前，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落后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还不善于对工人的实践做出新的概况。他指出，经济理论的研究还落后于改革建设的实践。他接着讲，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理论研究，鼓励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精神。可见，他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这样的改革基本方向着眼，提出了现在需要的大胆的探索。大家可以思考下，不在理论上去大胆探索创新，你怎么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轨。这个问题是非常明显的问题，所以他鼓励开拓创新。那么，我说这是改革时期，经济理论研究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
刚才讲需要进步认识的问题。下面是第二个问题，是充分认识新旧体制转轨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那么，这么讲的，由于改革只能在探索中前进，经验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工作中产生某些失误也就难于完全避免。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而又自觉的大变革，它对固定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思想上对此也必然有逐步适应的过程，对于改革中的问题有不同的认识，甚至议论纷纷，是很自然的历史现象。
这种种情况客观要求我们各届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新旧体制转化的复杂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对改革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决不能因为出了点问题就惊慌失措，甚至因噎废食，放弃改革。我批驳秦柳方的小报告的文章，说他们一再提到“惊慌失措”。我不是用“惊慌失措”，我使用“失魂落魄”。大家继续谈到这个改革理论问题，有些人失魂落魄地谎报军情。照这样讲，“惊慌失措”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另一方面，下面还是赵紫阳的话。改革实际进行中必须精心指导，周密规划，全力以赴，谨慎从事，认真识别，减少失误，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边实践，边总结经验，边学习。所以，可以看到，赵紫阳是从比经济理论研究更广的宏观层面上面，向全党全国全民提出，对这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革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出现的种种问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不会惊慌失措。所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没有思想准备，对改革成败显然会大不一样。这已经是实践证明了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如果在改革之中，真正警示，真正懂得，并且真正付诸实践的人能够更多些，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成就还会大得多，弯路可以少走许多。包括后来的领导，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胸怀。
最后，赵紫阳3月23日的批语，不是针对一时一事，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其实在今天，也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与这个相对照，秦柳方的小报告以及那些动不动就想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企图，显得是多么无知。我批驳秦柳方的小报告，中心意思就是刚才我讲的，你要么改革，要改革就要探索这个问题。我是针对他的小报告的论点一致的批驳。这些问题都不能探讨，这些问题都是自由化，你还要不要改革。实际上我没有给他扣什么帽子，实际上我没有全文就说你反对改革。也包括胡乔木，也包括邓力群，反对探索，就是反对改革。当时我5月份发的，整整三个月没有反应。外面有反应，收到了很多来信，说什么话都有。但是，上面三个月，整整三个月。我写文章就等着要看看反应。三个月没反应，到整整三个月最后一天，有反应了。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别会议。这个从院长胡绳到经济编的副院长刘国光，还有不管经济编副院长，包括李慎之呀，都要陪着参加，他们两个没表示什么意见。他对会的通知，就通知经济研究处的各位所长、副处长参加，由刘国光主持。名义是要各学术组织汇报学术动态，可是各学术组织汇报完学术动态以后，院领导对汇报内容未置一词，一句话也没说。却由刘国光出面专门对我的文章提出批评，他宣称，学术刊物要创造宽松环境。这话大家要注意，因为是在1986年，朱厚德当中宣部长的时候，朱厚德当时提出了“三宽”--宽松、宽容、宽厚，这个时候，跟1989年政治气候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也要唱这个调子，经济刊物要创宽松环境，争论之方不要扣帽子，《经济研究》发文章批评秦柳方，秦柳方向中央反映情况，他有权力这样做，我没有权力提。讲到这以后，胡绳表示同意国光同志意见。那么最终，刘国光接着说好人要与人为善。我的文章批判秦柳方是不与人为善，秦柳方打小报告是与人为善。不要伤感情，同样的我的是伤他的感情，他补上我的感情。关键是在后面一句话，“现在是打个招呼”。当时，经济研究所参加会的是副处长李宗耀，那时他跟我关系还算好。他回来，私人给我传话。我一听，这些话不是刘国光的口气。有人说，用刘国光的口放胡乔木的屁，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因为我推测后面肯定是胡乔木指使的，他们的话。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无误。根据中央几位，不只是一位向我透露，确实是胡乔木的意思。
刚才讲了，这个时候，非常有趣胡乔木居然提倡学术刊物要创造宽松的环境。不过胡乔木也好，邓力群也好，他们本心是根本反对宽松环境。精神污染，经济环境怎么宽松？只是因为信任中宣部长朱厚德要为学术研究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再加上赵紫阳也是鼓励开拓创新。这样的背景下，胡乔木也不能马上就提出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帽子马上给扣上。他要等着时机。所以，刚才讲他说秦柳方打小报告，居然是创造宽松环境，我反驳他是妨碍了创造宽松环境。所以，争论各方不要扣帽子，说的更加离奇，明明是秦柳方小报告把自由化倾向强加给《经济研究》刊物等等头上，我作为主编《经济研究》的当事人，不得不申辩，却被指责为我给秦柳方扣帽子。大家可以翻我的那篇文章，我在什么地方给秦柳方扣过帽子。“扣帽子”是个政治概念。他们能在我的文章里找出给秦柳方扣的政治帽子吗？所以，秦柳方打小报，他有权力这样做，这仍然是个强权问题。他有权力打小报告来诬告，你作为被告却无权申辩。
至于最后一句话，“现在是打个招呼”。我心里明白，他是等待时机来报复，所以我随时准备着。那么所以，邓力群之所以这么说，可以看出胡乔木这些故弄玄虚的话也就昭然若揭，邓力群说，“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那么，秦柳方的好心竟在于把正常的学术探索，甚至是创新观点自由化观点。这是他的好心。
1986年6月，胡乔木批评我文章前两个月。注意，胡乔木批评我的文章前两个月，邓力群就已经在安徽调查的期间批判“三宽”，这个我就不讲了，刚才老张已经说到了。就是说，你搞“三宽”只是对搞自由化的人搞“三宽”，反自由化的人就是没有“三宽”。
这些话，不管怎么说，都不过是缓兵之计。他们的目标就是等待政治形势变化，实行反扑。这里面有两段。一段，1987年头几个月，他们就利用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胡耀邦被迫辞职的时机，就加紧了反自由化的攻势，即便扩大经济领域，矛头直指改革开放。只是由于赵紫阳在征得邓小平同意后，支持并且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后，在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的党校干部会议上做了正式讲话，才终止了他们的进一步态势，保证了中共十三大的胜利召开。这是一个。
两年以后，就是“八九”事件，胡乔木、邓力群弹冠相庆，肆无忌惮的对赵紫阳1986年3月3日的批阅进行反攻报复，甚至是通过上发下联对曾经反对他们的人进行政治报复。他们的马前炮秦柳方在1989年8月7日的抛出一篇文章叫《赵紫阳早就支持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个大字报似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帽子和结论，没有任何论据。他首先把他发明的小报告主要说了一下，接着就控诉赵紫阳。刚才已经讲过了话就不重复了，讲到我那个文章，1986年5月份，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研究》杂志，积极观测赵紫阳通知的评议。在显要地位，第一篇就是那期的重头文章，是我个人署名发表的。我知道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后面他们还会出文章。所以，我写文章的时候很苦，一个字，一个字我都琢磨，一条不给他们提供任何话柄。你要批判，你就整个的批判，抓一句话批判，你就批不了。所以，胡乔木对这篇文章特别难，特别恨，恨就恨在这个地方。好像是喉咙里的刺，吐出来不行，咽又咽不下去。所以，当时我文章一写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秦柳方大字报文章是批评文章，跟我一接触是不指名的批判。文章以学术讨论为掩护，要防止资产积极自由化倾向的主张，极尽讽刺、谩骂、污蔑、诋毁之能事。在赵紫阳同志的支持动员下，建议要防止理论宣传自由化的意见书，却要收到不指名的公开批判，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秦柳方的语言，在学术界都能理解的语言，他背着作者，歪曲诬告资产阶级自由化，按他们的话，是和正常的行为。被他诬告的人，光明正大的公开发表文章申辩，却是极为反常的现象。这就是秦柳方一些人早已习以为常的强权逻辑。我写那整个文章，正是要以自己的行动来宣誓，决不能容忍颠倒了“正常”和“不正常”的强权逻辑再畅行无阻。
因为，我从来不相信学术自由可以特别加你，不抵抗不可以，只有靠大家来争取。这样的不正常现象，要出来说话，我写文章就这意思。
所以，那么，最后讲到什么？他俩拿我的文章来整上下两届的所长，前一届是董辅礽，董辅礽是1985年到1988年当所长，刘国光介绍，就把他派出去了。接着赵立人当所长，派了几个联络组来整赵立人。文章是这么写的，而且两个在小会上说唐宗昆的文章（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你应该写出文章来批判，为什么没有写出来。我现在也觉得是没有人写批判文章。
而且，我给大家讲有趣的事，他在院里、所里、大会、小会上面都讲我那个文章是怎么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可是，对着我个人，当面没有一个人找我来说这个文章。为什么呢？他要找我，马上跟他辩论，你说我的文章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非常有趣的事，那时，党员统计登记，各个支部各人都要做思想小结。我做思想小结都是他们事先安排的，他们要派人来监督我，先派人的说身体不好，后来又的派人说有事来不来。最后，没有人监督，我通过了所在分党组讨论通过，得到辩论会认可，而且方针，我现在仍然认为是正确的，没问题，要戳我就是基础理论，我讲到这为止。结果，他们没人找我，我把书面的小结交了上去，也没有人找我。
非常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邓小平后面还讲“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大家知道这些话是在什么地方讲的吗？不是科学大会上讲的，就是在1979年的理论故事会上讲的，题目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讲的。挺有意思，他前面讲了一大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面讲了这么些话。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两个逻辑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他后面，他前面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那些话全否定了。所以，我说不是人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有问题，政治体制不改革，再讲漂亮的话，也没有实际意义。
来源: 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