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侯艳芳:风险社会中环境犯罪既遂形态的立法思考

更新时间:2013-08-02 17:19:16
作者: 侯艳芳  

  

  【摘要】社会发展的高风险化要求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时间应进行提前化调整,完善环境犯罪既遂形态的立法。我国环境犯罪既遂形态的立法,应根据各类环境犯罪的不同特点系统地设置结果犯、危险犯以及行为犯。应将破坏自然资源犯罪、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噪声污染犯罪以及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的犯罪三种犯罪设置为结果犯。鉴于风险社会中防范环境风险的需要,应在噪声污染犯罪以外的污染环境犯罪中设置具体危险犯。而我国环境犯罪中行为犯的设置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

  【关键词】风险社会;环境犯罪;结果犯;危险犯;行为犯

  

  社会发展的高风险化为社会制度的组织性变革提出了挑战。“20世纪以来,随着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刑法体系经历了重大的变迁。正统刑法理论及其研究范式面临来自刑事实践的严峻挑战。”[1]面对不断加剧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人类自我毁灭的环境风险,刑法制度及其理论应当做出积极且科学的回应。“当代社会的风险性质使得刑法承担了预防、惩治严重危险行为的功能和任务”,“刑罚提前处置危险犯变成了刑事立法的必然选择。”[2]社会发展的高风险化要求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时间应进行提前化调整,完善环境犯罪既遂形态的立法。

  

  一、法经济学视角T风险社会中的环境犯罪

  

  环境犯罪是社会经济发展异化的产物。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增强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同时,也在加大人类毁灭自我的能力。环境犯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环境犯罪人是经济社会中的人。对风险社会中的环境犯罪进行法经济学分析是找寻有效防治社会经济发展异化方式的基础。

  “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3]风险社会中环境犯罪的法经济学分析方法首先假设人类是具有理性且为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环境犯罪的行为人追求犯罪预期收益的最大化、预期成本的最小化。环境犯罪的行为人实施犯罪的预期成本包括:(1)刑罚成本。所谓刑罚成本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后,遭受刑罚追究的可能程度以及所处刑罚的严厉程度。(2)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是犯罪人实施犯罪所失去的从事特定合法职业的时间和精力。(3)预备费用。所谓预备费用是犯罪人实施犯罪所支出的时间以外的其他费用。[4]在环境犯罪中,行为人实施犯罪的预期收益是指犯罪人从其犯罪行为中所希望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满足。

  有效遏制环境犯罪,要求提高行为人实施环境犯罪的刑罚成本。环境犯罪的刑罚成本,是由刑罚概率和刑罚严厉性决定的。一方面,环境犯罪的刑罚概率由行为是否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和行为受到刑事司法追究的可能性两个因素即刑法的严密性和刑事司法的有效性决定。另一方面,刑罚的严厉性由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和幅度决定。环境犯罪的刑罚成本中决定刑罚概率的刑法的严密性和决定刑罚严厉性的刑罚种类和幅度是对刑事立法的考察,属立法层面;决定刑罚概率的刑事司法有效性则是对我国刑事司法的考察。现有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行为的范围过窄,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时间点过于滞后,这就降低了行为人实施环境犯罪的刑罚成本。有鉴于此,增加行为人的刑罚成本、将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时间点提前势在必行。

  有效遏制环境犯罪要求提高行为人实施环境犯罪的机会成本和预备费用。环境犯罪行为人从事的活动具有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性质,是生产、加工过程中追逐利益行为的副产品。环境犯罪的产生方式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方面,环境犯罪行为是生产、加工等行为的直接副产品。行为人生产、加工的过程就是侵害环境的过程,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同步性。此种情形,行为人实施环境犯罪没有任何的机会成本和预备费用,试图通过增加犯罪的机会成本和预备费用遏制环境犯罪存在困难。因此,增加刑罚成本成为刑法调整该类行为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环境犯罪行为与生产、加工行为有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此种情形,犯罪人需要付出相当的机会成本和预备费用,如人力成本。在生产、加工行为和侵害环境行为之间设置障碍,增加二者间转化的成本,成为刑法调整该类行为的主要方式。

  有效遏制环境犯罪要求减少行为人的预期收入。环境犯罪的产生源于生产、加工等经济行为,而这些行为的预期收入是市场经济本身决定的。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市场经济要保障经济主体的自由竞争。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缺陷,要克服该缺陷就要求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应通过对有排污需要的市场主体增收环境税等经济杠杆,调控从事具有高污染性、高破坏性的生产、加工的市场行为,对作为市场主体的环境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减少其实施环境犯罪的预期收入。

  风险社会中完善刑事立法、增加环境犯罪的刑罚成本是遏制环境犯罪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们必须看到,影响环境犯罪机会成本、预备费用以及行为人的预期收入的因素是行政管制措施和市场宏观调控措施。在当前我国环境行政管制不力、环境犯罪案件高发的情形下,用刑法调整敦促行政法调整、动用刑罚方法促进环境保护行政管制的有力施行,对于有效遏制环境犯罪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风险社会中环境犯罪进行法经济分析可以看到,当前环境犯罪防控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增加环境犯罪的刑罚成本,而环境风险防范的需要要求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时间要进行提前化调整以增加环境犯罪的刑罚成本,因此对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时间进行提前化调整、完善环境犯罪的既遂形态是有效防控环境犯罪的重要方式。

  

  二、环境犯罪既遂形态立法之传统领域的限缩--结果犯“设置的立法现状与完善

  

  (一)环境犯罪中结果犯设置的立法现状

  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6]从法益的表现形式上,可以将法益分为有形的法益和无形的法益。有形的法益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被人实际感知的、来体现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无形的法益是指不能被感知的非物质客体。[7]结果犯不是仅仅威胁到合法权益,而且对合法权益造成危害,并且这种危害须造成有形的物质结果。这种有形的物质结果,是对合法权益危害的物化,属于”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即行为的逻辑结果“[8]。

  法治先进国家的刑法将环境犯罪的既遂形态较多地规定为结果犯,其立法形式主要包括直接将某种侵害环境的行为规定为结果犯、在危险犯或者行为犯中规定结果加重犯或者行为加重犯以及针对结果加重或者行为加重设立单独罪名。《芬兰刑法典》、《蒙古国刑法典》、《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等刑法典都有直接将某种侵害环境的行为规定为结果犯的立法规定。而各国刑法中更为多见的是,在规定了危险犯或者行为犯之后接着规定行为若造成实际侵害后果则处以更为严厉的刑罚,即在危险犯或者行为犯中规定了结果加重犯或者行为加重犯。《罗马尼亚刑法典》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即做了此种规定。[9]此外,芬兰等国家针对结果加重或者行为加重设立了单独罪名。[10]就该独立罪名而言,其既遂形态为结果犯。

  我国刑法将绝大多数环境犯罪的既遂形态规定为结果犯。例如我国1997年《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污染环境罪[11],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等犯罪的成立,都要求发生实际的侵害环境结果。我国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既遂形态中结果犯的设置比例高。由此可见,结果犯是我国环境犯罪既遂形态立法的传统领域。

  (二)我国环境犯罪中结果犯设置的立法完善

  环境犯罪是社会经济发展异化的产物。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一面丰富着人类的物质财富、增强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侵蚀着人类的环境财富、助长着人类毁灭自我的可能。因此,环境犯罪的刑事惩治应当在人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进程中找到最佳平衡点,做到既不放纵侵害环境行为,又对经济发展不会统得太死,从而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前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和刑罚谦抑性的要求,决定了结果犯这一刑法调整环境行为的保守立法方式仍然会大量存在。但是,由于环境风险的不断加剧,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时间点提前是一个必然趋势,环境犯罪中危险犯的设置呈现扩大化趋势,因此环境犯罪中结果犯设置的比例必将下降,结果犯这一环境犯罪既遂形态立法的传统领域必将限缩。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将破坏自然资源犯罪、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噪声污染犯罪以及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的犯罪设置为结果犯:

  1.破坏自然资源犯罪应设置为结果犯。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人类热爱、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通过道德和法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人与自然相和谐。[12]”人类必须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和其存在的意义,不再以人的需要取向为判别各种事物价值和效用的依据,而应以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需要为判别依据。“[13]这就要求人们发展社会经济既要提供人们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的基本物质条件,同时也要保障人们享有真正的环境权。侵害环境的行为本身往往表现为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生产活动,因而如果不处理好环境犯罪惩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则可能无谓滋生妨碍社会工业化的阻力。究竟哪些环境伦理上之”恶“应当被遴选为环境犯罪上之”罪“,是由该恶害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决定的。

  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动力和基础。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与合理利用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以经济的停滞、倒退为代价,不能以人们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实现的物质基础的骤减为代价。刑法对破坏自然资源犯罪的惩罚应具有谦抑性,刑法作用的范围与力度应尽可能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对于已经穷尽了其他调整手段仍惩治不力的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由刑法调整。刑法应当尽可能审慎的划定破坏自然资源犯罪的犯罪圈,这体现在既遂形态上就是将破坏自然资源犯罪的成立时间推后,将其规定为结果犯。

  2.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噪声污染犯罪应设置为结果犯。随着人类平均居住空间的变小,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噪声污染问题逐渐凸现。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噪声污染的规定,而噪声污染的危害具有实然性,因此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的噪声污染行为应当进行犯罪化处理。而如何对噪声污染犯罪的既遂形态进行立法规定,直接影响着噪声污染犯罪惩治的力度与效果。

  1998年修订的《德国刑法典》将噪声污染规定为危险犯,对于违背行政法义务,在设备尤其是工厂或机器的运转过程中造成噪音,足以危害其他人健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不宜将噪声污染犯罪规定为危险犯,而应将其规定为结果犯。原因在于,若将噪声污染犯罪规定为危险犯,只要制造噪声的行为已经产生了侵害环境法益的危险而无需造成具体的实际侵害后果犯罪即成立,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判断制造噪声的行为已经产生了侵害环境法益的危险具有困难性。噪声污染的被害人距离噪声源的距离不同、个体体质所决定的被害人对噪声的反应不同、噪声污染发生的时间性差异等因素决定了噪声污染作用机理具有复杂性,制造噪声的行为产生的危险难以判断。将噪声污染犯罪规定为危险犯,在操作上需要清晰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标准,而这在当前的技术上存在困难。为了维护刑事立法之于国民的可预测性,噪声污染犯罪的既遂形态应当规定为结果犯而不是危险犯。

  3.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的犯罪应设置为结果犯。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的犯罪是指行为人因直接违反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命令等行政管制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犯罪的既遂形态不宜设置为危险犯。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的犯罪所侵害的环境法益较之于破坏自然资源犯罪和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环境法益具有特殊性。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的犯罪是通过对国家环境管理秩序的直接违反而对环境法益产生的侵害,其直接表现为对环境管理秩序的违反,而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的行为一经作出就产生了对环境保护管理秩序的危害,这里只存在对环境保护管理秩序的实际侵害后果严重与否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产生了侵害环境保护管理秩序的危险问题。因此没有将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犯罪的既遂形态规定为危险犯的余地。

  直接违反环境保护管制犯罪的既遂形态不宜设置为行为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6387.html
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