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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世说新语》中士族的经济生活与精神归宿

更新时间:2013-08-02 10:58:32
作者: 宁稼雨 (进入专栏)  

  

  到了刘宋时期,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人们开始从人生解脱的角度看待贪欲对人生的危害及克服和超越它的意义。《世说新语》开设《汰侈》一门,列举若干士族穷奢极欲的故事,说明刘义庆等人作为旁观者,既清楚地看到了金钱富有给士族文人带来的从精神到物质的巨大变化,又客观地意识到这也正是晋代亡国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佛门的虔诚弟子,刘义庆是从当时佛家否定导致人的烦恼的以贪欲为主的“七使”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魏晋士族的这些奢侈浮华风气的。这种反思比起葛洪等人,更有一种旁观者清的味道,对于人们清楚地认识金钱及享乐欲望给魏晋士族带来的正反两面的效应,都十分必要而中肯。

  

  三、浊中之清

  

  正是因为许多魏晋士族在经济上扬财露富,所以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只要是士族,都必然是家财万贯,肥得流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士族内部,各个家族之间的经济实力并不平衡,财富也不是划定士族的唯一准绳。权势和政治影响才是重要的根据。更重要的是,很多士族文人更为看重的是代表士人独立精神境界的“清流”取向,而不是家财万贯和肉山酒海的污浊之气。面对何曾那些口不离礼法,行动上大肆挥霍的礼教和财富追求者,以及对金钱称兄道弟的污浊风气,阮籍等人发出了愤怒的斥责:“彼勾勾者自以为贵夫世矣,而恶知世之贱乎兹哉!故与世争贵,贵不足争;与世争富,则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11]( 《大人先生传》)。嵇康则从更高的层次上回敬了向秀的庸俗之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者,盖为季世恶贫贱,而好富贵也。未能外荣华而安贫贱,且抑使由其道,犹不争不可令,故许其心竞。中庸不可得,故与其狂狷。此俗之谈耳,不言至人当贪富贵也。”[6](《答难养生论》)这就是说,存在的未必合理,未必高尚。那种以存在为最高追求的思想实在是降低了自己的境界和水准。这种观念反过来又影响了许多士族对财富金钱的取与,造成士族内部贫富不均的现象。

  从《世说新语》及有关材料来看,无论是魏晋时期的北方大族,还是东吴以降的南朝士族,都不乏名望显赫而资产清贫,然而却以精神自由为荣的现象。

  先来看中原大姓。贫富不均的现象在阮籍所在的陈留尉氏阮氏一门表现得十分明显: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世说新语·任诞》)

  阮咸以犊鼻裈与象征北阮富贵的纱罗锦绮相抗衡,表现出以清贫为荣,以奢华为耻的心胸观念。而决定这种观念的动力则是他们各自精神信仰的不同。作为阮籍的侄子和“竹林七贤”的成员之一,阮咸此举自然与阮籍的任诞放达之风同出一辙。本条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灿然锦绮。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挂犊鼻裈也。”北阮和南阮尽管同属陈留尉氏阮氏,但代表阮氏家族传统的北阮信奉的是儒学,所以“善居室”、“善屋室”,“内足于财”;而“尚道弃事”的南阮一支的家道原本也应当与北阮大致相当,却由于“好酒”而落入清贫。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8](《任诞》)他的财产或即多破费在酒害之中。可见不同的生活观念和精神信仰导致了不同的财富观念和贫富区分。

  在琅邪临沂王氏一族中,贫富及其观念又与陈留尉氏阮氏有所不同。司徒王戎亦为“竹林七贤”之一,但他既无文章传世,又不如嵇、阮、向、郭之名声显赫,所以常常为研究者们所忽视。但实际上他的与众不同之处颇能说明其个人特性与社会原因。他最为人知的品性就是好财而吝啬: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世说新语·俭啬》)

  本条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戎好治生,园田周偏天下。翁妪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算计家资。”又引《晋阳秋》:“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据此可见王戎的财富之巨,不在石崇之下。可他与石崇不同的是他并不扬财露富,而是悭吝无比: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世说新语·俭啬》)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世说新语·俭啬》)

  王戎女适裴頠,货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世说新语·俭啬》)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简单地用“剥削者聚敛无度的贪婪本性”来解释王戎的俭啬行为。今天显然应当对此作出深入而令人信服的解释。王戎的财富固然与石崇及北阮之流相似,但身为“竹林七贤”成员,他又有许多超凡脱俗的名士风度。王戎的父亲王浑与阮籍是朋友,阮籍比王戎年长二十岁,但自从与王戎相识后,阮籍对王戎的好感就逐渐超过了他的父亲。“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2](《王戎传》)从此王戎便成为阮籍放达生活的经常伙伴。阮籍至邻家美色妇酒垆饮酒时,王戎是陪同[8](《任诞》),阮籍等人在竹林酣饮时,王戎也前去同饮并相互调侃。直至嵇康、阮籍等人去世后,王戎旧地重游,睹物思人,还对当年的竹林之游、竹林之友深表怀念: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说新语·伤逝》)

  文中“黄公酒垆”当为“黄垆”之误,表示王戎对与故旧生死相隔的慨叹。与嵇、阮同类,王戎亦为性情中人。他中年丧子后,山简前去看望,见王戎悲痛不已,便以“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相劝,可王戎却深情地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山简受其感动,“更为之恸”[8](《伤逝》)。

  但是王戎毕竟与嵇、阮有所不同。王戎在怀念嵇、阮时所说“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的话,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嵇、阮去世后自己的变化。这个变化并非他个人的意愿,而是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他不得不以明哲保身的态度为人处世。而在他采用的明哲保身的办法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以吝啬的举动给人以斤斤计较于细节小事而忽略于大节大事的印象,从而躲过政治麻烦。对此,王戎同时代的人往往心领神会,孙盛在《晋阳秋》中就王戎悭吝的故事说:“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或谓戎故此以自晦也。”[8](《俭啬》“司徒王戎既贵且富”条刘孝标注引)戴逵也就此论道:“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岂其然乎?’逵曰:‘运有险易,时有昏明,如子之言,则蘧瑗、季札之徒,皆负责矣。自古而观,岂一王戎也哉?’”他之所以能够活到七十二岁寿终正寝,为“竹林七贤”中最长寿者,当得力于这种明哲保身之法。这样的作法表面上看与竹林时期的放诞之举已经判若两人,但其精神实质仍然如一。锺会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评价王戎的话:“裴楷清通,王戎简要。”近代严复对此解释道:“清通者,中清而外通也;简要者,知礼法之本而所行者简。二者皆老庄之道。”[8]可谓一语中的。王戎的行为说明,尽管西晋时期士族已经在经济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因为在政治上尚未达到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地步,所以仍然要受到皇权的严重制约。

  如果说琅邪临沂王戎的守财奴形象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同门中王导的清贫则是实际情况了。《世说新语·德行》“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条刘注引《丞相别传》:“导少知名,家世贫约,恬畅乐道,未尝以风尘经怀也。”《晋书》本传也称“导简素寡欲,仓无储谷”。可见他的确囊中羞涩。他与王戎同有吝癖,但他则是因贫而俭:

  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烂败,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世说新语·俭啬》)

  因家境贫约,所以要省吃俭用,结果反而造成浪费,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不过从王导的话中,可以得知其子王悦更为悭吝,可谓家有传人了。至于王导贫约的原因虽然没有文献说明,但台湾学者何启民认为,王导之“恬畅乐道,未尝以风尘经怀”既为其天性,则犹同南阮之阮咸辈以“尚道弃事”,“好酒而贫”,则“家世”之所以“贫约”,似也非偶然的了[9],不无道理。

  太原王氏中也不乏清贫之士。如以真率见长的王述: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世说新语·赏誉》)

  本条刘注引《晋阳秋》:“述少贫约,箪瓢陋巷,不求闻达,由是为有识所重。”类似情况在《晋书》本传中也有记载。根据《晋书》本传,王述的经济来源似乎主要依靠那些“颇受赠遗”的财富,但因为他“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所以总也富不起来。他那“不求闻达”和“清洁绝伦”的性格又与阮咸和王戎接近,则士族中的清贫者多为清高孤介之士[10]。

  再来看东吴大姓。《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然而四姓之一的陆氏家族,就不以财富见长。如《三国志·吴·陆逊传》记载陆逊不以财富为重,“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故而临终时“家无余财”。看来陆逊这样已经取得士族资格的大户进一步将为国出力、建功立业作为子弟的最大追求,而并不看重家庭财富。这是三国时代的社会风气使然。然而到了西晋时期,由于东吴成为西晋的臣属,陆氏家族的财富变化就受到这一政治格局变迁的制约:

  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世说新语·自新》)[11]

  这里可以看出,从江东来到洛阳时的陆机,“辎重甚盛”,《晋书·戴若思传》也说他赴洛时“船装甚盛”,家道颇为殷实。但来到洛阳后则显得比较清寒:

  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锺声,言多慷慨。(《世说新语·赏誉》)

  按照当时南方的习俗,兄弟长成后就要分居。但按照政府规定,官员在任职期间则可以住到官府拨给的府宅中,卸任后再回到自己的私宅。只有少数得到皇帝宠信或年高望重的大臣经皇帝特许后,方可以自己的家宅为府署。可陆氏兄弟来到洛阳后,既没有分居后自己各自的私宅,也没有官府拨给的府宅,而是兄弟两家挤在这一明两暗的僚佐公用宿舍(参佐廨)当中[12]。其窘迫之状,可见一斑。其原因就在于包括陆姓在内的吴郡四大旧姓受到中原新潮思想的同化,其兴奋点已经从家庭的发家致富转移到与中原文化同步,以求得政治上的发展。陆机兄弟和四姓之一的顾荣入洛求官的本身,就已说明此点。所以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认为吴郡士族因此而在东晋进一步得到发展,而会稽士族则因为抱残守缺而逐渐衰落[13]。

  由于江左地区的主要经济、政治力量都在吴郡的大族一边,所以永嘉之乱后,过江的中原大族为了避免和吴郡大族的政治和经济冲突,基本上都将自己的家园安置在当时士族力量相对薄弱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地区,以求得与吴郡大族的和平共处。经过西晋时期的大肆挥霍,永嘉丧乱和举族过江的颠沛流离,中原大族的经济实力受到重创,所以东晋时期过江大族以清贫居多。与此同时,过江之后的中原士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安营扎寨,长居久安的意识,而是随时准备返回中原[14],因而也并不注意在江左发展经济和扩大财富。西晋士族的穷奢极欲,往往被指责成为亡国之征兆和起因,所以东晋士族经过国家兴亡和士族自身的荣辱兴衰,更加认识到对于士族来说,精神与灵魂的充实和富有比起物质的享乐更为重要。因此过江士族尽管也有谢安那样蓄妓为庄园之乐者,或者王羲之父子那样为崇奉道教而不吝钱财者[15],但多半还是继承了阮籍等竹林名士的风骨,清贫而志趣高远。对于这个历史状况,《世说新语》着意反映的是士族喜好清贫的一面: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世说新语·德行》)

  “五碗盘”为六朝至隋唐时期流行于江南的一种成套食器。每套由一个圆形托盘及盛放于其中的五只小碗组成,故以为名[16]。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的御食每餐有一百二十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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