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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美国宪法偶像的破坏者——评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

更新时间:2013-07-30 22:51:05
作者: 田雷  

  

  2010年4月,耶鲁法学院的布鲁斯·阿克曼教授应普林斯顿大学之邀发表当年度的塔纳人类价值讲座。面对着由资深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与新锐宪法学家艾德里安·弗穆勒共同组成的评议团,阿克曼向在场听众并且最终是向美国宪法学者乃至整个社会敲响了一声宪法的警钟:“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暑假过后,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0月份出版了阿克曼的同名新著《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Bruce Ackerma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岁末,阿克曼教授入选《外交政策》杂志的年度百位全球思想者,致敬语就是他的新书“敲响了美国激进主义的警钟”。

  这绝不是阿克曼在故意危言耸听,以吸引宪法学者和普通公众的眼球。这本正文仅188页、脚注却长达70页的专著已然表明,阿克曼教授仍然是一位严肃的宪法学者,而不是一位故作惊人论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畅销书作家。全书旨在告诉读者,美国宪制内的最危险分支已经由国会变为总统。而且,由于总统分支和军队领导权的结构性变革、宪法正当性的新理念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与职业新闻业的相应衰退,美国总统的职位上在21世纪将出现更多的小布什,而不是奥巴马。阿克曼选择了两个词来形容这种可能在新世纪内不断出现的新式总统:超凡魅力的极端路线(charismatic extremism)、官僚政治的无法无天(或者译为不守法)(bureaucratic lawlessness)。

  在此意义上,共和国衰落的命题必须区别于两种相关但却存在性质上不同的命题:首先是美国本身的衰落,即美国可不可能继续维持它在二战后尤其冷战后建立起的全球“帝国”,其次是美国民主制的存亡,即美国的两党竞选民主会不会退化为南美式的军人独裁(虽然阿克曼用专门一章分析美国军方的政治化,但军人“干政”显然并不等同于军方独裁)。因此,准确地进行表述,阿克曼的学术命题在于美国共和传统的衰落,而前述的超凡魅力的极端路线和官僚政治的无法无天正在吞噬着理性政治(enlightened politics)和法治(rule of law),而这正是美国共和制的两大宪法要素。

  事实上,由于国内法学界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着美国宪法的拜物教,也由于美国宪法的理论和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宰制着中国宪法学在学理和制度设计时的想象力,因此,阿克曼的警钟就不单单是为了美国读者所敲响的,同样是为中国宪法学所敲响的。而且,考虑到阿克曼的宪法理论在中文语境内的学术影响力,“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也应当是值得中国宪法学认真对待的一个严肃学术命题--无论是为了更好理解美国宪政,还是更好地借鉴阿克曼的宪法学方法理解我们自己。

  

  一、偶像及其破坏者

  

  在中国宪法学的内部有一个始终保持着相当影响力的学术范式。在这一学术范式的指导下,学者研究美国宪法既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宪政机器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转的,更不是希望在比较法的意义上得出社会科学式的结论,而是简单地对照美国找中国的差距,把中性意义上的“差别”或“差异”处理为“差距”。简言之,美国宪法是中国宪法应当去模仿和接轨的标尺或蓝图,是必须膜拜的偶像,为此甚至不惜一厢情愿的“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最终的代价是失去了中国宪法学自身的主体性。

  如果再放宽我们的视野,美国宪法的拜物教可以说是“历史终结论”在全球宪法学内的一种表现。例如,政治学内曾有比较宪法学者指出,“在1980和1990年代,在拉美和亚洲的所有新民主国家都选择了纯粹的总统制……而在目前组成东欧和前苏联的大约25个国家中,仅有三个国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选择了纯粹的议会制。”鉴于总统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失败早已成为比较政治学内的一项准共识,美国宪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在内战结束后,美国宪法学的内部也存在着“(宪法)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式论调。作为美国“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这种论调事实上已经润物无声地潜入到许多宪法学者的脑袋中。但是在美国语境内,我们应当区分两种形式的宪法历史终结论。

  第一种形式是就事论事型的,可见之于阿克曼在耶鲁法学院的同事阿玛教授的《美国宪法传》。(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Random House, 2005.)如果通读这本长达600多页的学术经典,作者的全部阐释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归纳为一项逻辑:“美国宪法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但应当注意,阿玛之所以要极尽宪法歌颂之能事,其意在批判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换言之,阿玛学说中的二元对立是制宪者们(代表着人民)所制定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itself)和法官们(通过司法审查)所发展出的宪法法律(constitutional law)。制宪者们的宪法“就是好”,只是自负的法官精英们未能理解甚至是曲解了制宪者的原意。借用阿玛为《哈佛法律评论》第114卷撰写的“卷首语”,阿玛的“就是好”是为了彰显出宪法文件(document)和司法学说(doctrine)之间的真实差距。

  我们应当反对的,同时阿克曼也在着力批判的是第二种形式的历史终结论,我在这里姑且称为“帝国主义”型的。在这里,美国宪法“就是好”不是为了以制宪者的伟大反衬法官的渺小,而是以美国宪法的“先进”彰显其它国家宪法的“落后”甚至是“邪恶”。这种历史终结论可见之于毕业于耶鲁法学院、而且是耶鲁法学院老院长吉多·卡拉布雷西的侄子斯蒂芬·卡拉布雷西。他曾指出:“美国现已成为人类历史内最大的公法输出国,这绝非偶然。无论我们望向何处,成文宪法、联邦制、权力分立、权利法案、司法审查当下都在世界各处生根发芽……它们的运作要先进于曾经被尝试的任何其它方案。”这可以说是美国宪法新生代中的新保守主义的典型论调。在美国宪法学内部,新保守主义主张一元总统论(unitary executive),鼓吹总统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有权在对外事务上不经国会许可即进行单边行动;而在比较宪法学的意义上,新保守主义者希望试图将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宪政作为福音去启蒙那些愚昧未开化的民族。而这正是阿克曼教授所批判的胜利论调。阿克曼在全书结尾处明确指出:“宪政民主的伟大斗争不是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或者某一个遥远的过度内,它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国家。”

  但在这种胜利主义的论调下,美国宪法被请上了神坛,塑造为偶像。阿克曼所要进行的工作就是要打破美国宪法这尊偶像。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纵向剖析阿克曼的宪法思想,那么在总统制(或者说是立法权和执法权分立的制度,因为英国式议会制内并不存在着内阁和议会的实质分权)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越来越悲观的阿克曼。在1990年的《我们人民》第一卷内,阿克曼虽然承认美国分权制在问责性(responsibility)、透明性(transparency)、和决断性(decisiveness)上比不上英国议会制,但坚持认为联邦党人的宪法至少避免了一个更大的邪恶:政客们在常规政治时期假借人民的名义而推行多数人派系的暴政。(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在1999年的《新分权》一文中,阿克曼在比较宪法学意义上反对美国输出它的总统制,主张新民主国家借鉴德国在二战后建立的有限议会制(constrained parliamentarianism)。但即便是在这时,阿克曼也承认总统制在美国是一种成功:“虽然(总统)体制在美国运转地非常之好,但总统在别国被证明不亚于一场灾难。”(Bruce Ackerman, “The New Separation of Power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3, 1999)而到了2010年,阿克曼已经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进行宪制的改革,总统制在新世纪内极有可能毁灭美国的共和国传统。

  

  二、美国总统制的病理剖析

  

  衰落!这可以说是阿克曼抛下的一个重磅炸弹。因此,本节必须在有限篇幅内重述阿克曼所诊断出的美国总统制的病理。

  即便可以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中找到启示,总统制确实是美国制宪者的原创之笔。在制宪先贤们设计联邦政府的蓝图时,他们将新国会视为最重要因此也是最危险的分支,正因此,制宪者选择将国会一分为二。同时费城制宪的过程可以表明,各州(主要集中于大州和小州、自由州和蓄奴州同时也基本对应于北方州和南方州)之间的国会代表权分配是争议最激烈的问题。而在执法分支的设计上,制宪者很快就否决了多人执政团的设计,而创设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总统”一职。但阿克曼却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认为,仅仅因为我们都称他为‘总统’,奥巴马所占据的就是乔治·华盛顿、甚至理查德·尼克松的那同一个职位。”换言之,总统职位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尽管头衔还是那个头衔。

  在1787年制宪者的世界内,总统应当是一位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的社会贤达(事实上,就是华盛顿本人)。总统之所以可以成为总统,应当是基于他在过去为共和国立下的汗马功勋,而不应当是在竞争性的选举中向社会大众许下的未来承诺。虽然在二元宪政的框架内总统同样代表着人民,但总统不应是一位煽动人民的野心政客。但在阿克曼的学说体系内,制宪者的原意在1800年的杰斐逊革命中就已经破产。(Bruce Ackerman, The Failur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Jefferson, Marshall, and the Ris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全国性的政党和竞争性的选举出现后,总统很快成为了一个平民主义的职位,成为了人民的声音,在宪法时刻内成为历史的推动者。但制宪者的理论破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总统会成为共和国的毁灭者。恰恰相反,从杰克逊到林肯、罗斯福,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都是共和国的挽救者。但遗憾的是,这些人民的英雄、共和国的守护者却经常在法律人的笔下被描述为反法治的人物。

  总统职位所具有的三种特质促进了总统职位的前述转型。首先,总统是唯一的可以在法理上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政府官员,而国会的议员们只是代表着他们各自选区内的选民。其次,总统不仅是一个职位,还是一位活生生的人。国会每年都会休会,最高法院每年都要休庭,而“总统却从不睡眠”。第三,国会两院和法院都是多人决策机构,但总统却是一人负责制,因此,总统更有效率。但也正因为这三种特质,总统总是拥有单边行动的“先手优势”;新保守主义者甚至鼓吹,在国家安全领域内国会应当甘做总统军事行动的“橡皮图章”。因此,正是这些让总统成为历史上的共和国的守护者的同样特质,在新时期内有可能让总统成为美国共和传统的掘墓人。

  首先看总统是如何可能成为超凡魅力型的极端主义者。阿克曼在书中指出了三种主要原因。首先,政党初选的出现将总统候选人的党内选择权交给了本党的群众,而不再是“在烟雾缭绕的密室内”的政党大佬们。这种政党组织的民主化原本应当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发展。但由于美国选民众所周知的低投票率,即便是在总统大选时往往也只能维持在50%,因此在初选中投票的基本上是共和党的右翼选民和民主党的左翼选民,这一结构性的选民组成决定了两党经常会推选出更意识形态化的候选人。同时,像奥巴马这种魅力型的政治家也可以借助互联网直接诉诸于本党内的群众,从而战胜党内建制所支持的希拉里。其次,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以及总统在入主白宫后,通常会雇佣职业的媒体化妆师和民调专家来设计自己的竞选或施政策略。新的传播技术可以让总统以及化妆师进行所谓的“片段化的政治文宣”(sound bite)。这些媒体专家可以设计出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宣传,再辅助以社会科学性的民意调查,从而回应、控制、塑造、并且在必要时候煽动群众性的民意,推销总统的极端政策。一句话,制宪者们最希望控制的煽动政治在新技术条件下却成了一门(伪)科学。最后,互联网的兴起也在破坏传统新闻媒体的商业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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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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