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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邬志辉:再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中的几项议题

——兼对韩彩英教授、庞晓光副教授的回应

更新时间:2013-07-30 16:06:53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邬志辉  

  鉴此,笔者认为李醒民提出的“学术断然拒绝平庸“思路下的“断然”逻辑因为“平庸”认定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而值得怀疑。笔者在《三论》中也正是基于此,提出“以‘平庸’之名扼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批判与范式革命”和“理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平庸’的两大真相”两个论点,从而担心李醒民先生“学术断然拒绝平庸”背后所可能导致的各种学术评价危机,因此,笔者在此意义上,认为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韩文在其驳论的最后部分认为“从李涛和邬志辉的论说方式来看,他们所论说的‘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应改为“学术断然不可拒绝‘平庸’”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三)在本文中,笔者从整个学术生长的宏大视角来看,也坚持认为对那些“尚在路上”的学人所辛苦做出的尚不成熟的“平庸”学术也绝不可“断然”拒绝之,而应该有更多起码的包容。精彩的学术成果绝不是一蹰而就的,它必然是在反复的试错中形成,即便是反复试错之后研究者主观认为不错的学术成果也可能在层次更高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被认定为平庸,这就存有笔者在《三论》中所指出的“真平庸”和“假平庸”二类,笔者《三论》中的推论绝不是如韩彩英文章中所述为“制造学术平庸者辩护”,笔者认为“学术断然拒绝平庸”这个论点如果要成立,就必须严格限定适应范围和针对对象,绝不能一概拒斥。其一,学术断然拒绝的应该是“切实具有主观恶意的真学术平庸”,这类真平庸学术成果在主观上首先存有粗制滥造的学术动机,在客观上则是不学无术而实力不济,反而又想通过平庸化的学术生产而获得权力、声誉和资本回馈;其二,学术断然拒绝平庸针对的主体是学者本人,学者本人作为个体应该有这样的道德自省与学术操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的为学态度。

  而对于那些主观上是善意的且不断努力奋斗着的学人来说,他们所精心制造出的学术成果,也可能存在学术失败,甚至诸多学人一辈子的所有研究都可能是失败的,这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显的尤为突出,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穷其一生所努力构架的社会解释理论框架与实证观点结论均是错误的情况也并不在少数,此时我们面对这些错误的观点,这些被证明为因各种原因而无效的且无突出诠释力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应该“断然”拒绝了吗?事实上,诸多学人竭其一生所制造出来的学术,存在诸多平庸认定尴尬,在自然科学领域,假如爱迪生最终真的没有制造出灯泡,难道他所竭力开展的那些灯泡试验就可以因其失败而被认定为平庸而断然拒绝之吗?历史上又有多少此类无名英雄就因为没有最后成功的学术精彩而被断然拒绝了呢?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平庸与精彩更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一旦转换视角和立场,平庸和精彩的评价就可能马上迥然不同起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学术研究中“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对立命题”[6]、“ 卢卡奇、福柯等人各自学术著作的评价分野”、“政治哲学中因各种主义之争而不断被改写和更新的各种版本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存在与否之争”等等,诸多难以调和的命题都不约而同的证明了平庸和精彩评价中的困难性,正如黄宗智先生在《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7]一文所指出的“以我自己任教3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为例,此前那种严谨的客观学术评审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互容忍。在学术评价的场合,互相让对方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士来做评审”。笔者认为,片面的只强调学术精彩而断然的拒绝学术平庸就可能导致学术精彩生长的青黄不接,因为我们知道,学术精彩总是在千百次的学术平庸之中诞生,如果大家都过分强调学术精彩而断然拒绝平庸,那么则可能导致对学术绝对真理的黑格尔式“终结论”膜拜,那么谁也不敢轻易的把自己的学术成果面示于学术同行,而总是在梦幻深处期待自己将来某一天学术成果一出手就宣告该领域的其他研究终结了。这样的心态显然并不利于现代学术的发展。不断然拒绝平庸的背后,实质上是承认学术真理的有限性和学术研究的永恒性,本质上是促进和鼓励学术同行能够及时让学术成果面世而实现同行间积极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哪怕有些学术成果并不成熟,哪怕有些成果在自己看来比较成熟而学术同行事实上认定并不成熟,哪怕有些成果自己和学术同行都认定为成熟了,但从研究本身来讲还并不成熟,这些尚且粗浅的成果都还只是学术精彩的毛坯状态,可能总体还只是出于学术平庸状态,此时,学术难道就可以断然拒绝之吗?其实,学术精彩和学术平庸本是同根生,在实践操作层面,我们的学术评价如果还是如在价值应然层面那般只强调精彩而断然拒绝平庸,就犹如一个公民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只突出权利而忽视义务、犹如企业只突出收益而不突出投入、犹如国家只赞誉成功而不允许失败、犹如社会只关注强者而不顾弱者,这种“成者为王拜者为寇”的逻辑难道在学术领域就是合理合法的吗?鉴此,笔者呼吁我们的学术研究在健康地鼓励合理的学术精彩同时,在实践层面,应该建立允许课题研究失败的主动退出机制和保障体制,创造允许学术成果可以暂时处于平庸状态的宽松培育环境,对那些主观上是善意的且不断努力奋斗着的学人,即使其一辈子也没有取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精彩,也应该对之予以尊敬和鼓励,要知道真正意义上有独立创见且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学术研究,其研究群体中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失败者,而取得不平庸的学术成就者只能是极少数,这样的学术例子古今中外俯首皆是。故笔者批评的是“学术断然拒绝平庸”中的“断然”逻辑,一个真正能够产生学术精彩的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能够包容各种学术平庸的社会,因为谁也不知道最后真正推动了人类进步的学术精彩究竟是产生于哪个暂时的学术平庸粗本之中,而片面的只要精彩而断然拒绝平庸岂不是扼杀了学术精彩生成的多种可能性吗?如此观之,本是同根生的“学术精彩”与“学术平庸”,相煎又何太急呢?一个“断然”拒绝的绝对排斥逻辑岂不是窒息了学术精彩生成的空间吗?

  

  三、学术虚无主义了吗?——重申学界“无中心”和“祛导向”的立论基点是“方法论”层面绝非“本体论”层面

  

  笔者在《三论》中一再强调:“笔者当然同意严格意义上学界学术本体(中心)论,但是如果抽象地谈论这样一种本体(中心论),则毫无意义,因为这个论断是一个典型的循环论证,一方面,以学术本位制造了学界概念和区隔了学界身份;另一方面,又以学界概念与学界身份反过来论证其应该学术中心,这明显毫无意义,是一个被虚拟建构的伪命题,这个伪命题可能唯一的意义仅仅在于对学界作道德主义的异化批判而已,但这对于学界之疾的祛除并不起治本功效”,就好比说“教育界要以教书育人为中心”、“医学界要以治病救人为中心”、“军队要以保家卫国为中心”等逻辑一样,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性论点,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教书育人”、“治病救人”、“保家为国”这样的社会功能才制造了教育界、医学界和军队这样的概念,才区隔出来了教师、医生和军人这样的身份,反过来,又以教育界、医学界和军队这样的概念以及教师、医生、军人这样的身份反过来论证应该以“教书育人”、“治病救人”和“保家卫国”为中心,这是一套始终在本体层面游刃的逻辑循环论证,如同语词游戏,并不增添新的意义和内涵,毫无真实意义,笔者当然同意这样的本体层面上的学界学术本体(中心)论,但笔者并不满足于在这样一种无法增添新内涵与意义的先天分析判断论证链中循环,因为这样一套本体论意义上的论证体系只可能对当前学界偏离学术中心的异化行为展开道德主义式的批判,而并不能深入到学界之疾的核心。因此,笔者在李醒民本体层面学术中心(本体)的基础上,把此命题引向更有价值的方法论层面讨论之域,即此时研究的问题就应该进一步深化下去,以教师为例子,“教育界在教书育人这一本体中心基础上,在方法论上其教学主体究竟应该是以“学生”为中心呢?还是应该以“教师”为中心?在教学方式上究竟应该以“知识讲授”为中心呢?还是以“对话讨论”为中心?在教学场域上究竟应该以“课堂”为中心呢?还是应该以“生活”为中心?在教学类型上,究竟应该以“素质教育”为中心呢还是应该以“应试教育”为中心?在教学目标上,应该以“培养现代公民”为中心还是“培养接班人”为中心等等,学界究竟应该以什么为中心,此时的讨论就应该是在学术中心(本体)基础上,在方法论层面,学术究竟应该以什么为中心?或者到底要不要中心?而对这个方法论层面上的学术命题解答就需要分解为以下系列追问:学术的载体究竟应该是书写中心还是言说中心?学术旨趣应该是本质中心还是现象中心?学术生成的对象应该是思想中心还是技术中心?学术加工格式究竟是论文体格式中心还是随笔、杂文、评论、诗歌、片段或者对话等其他思想流体中心?学术研究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还是以“学科体系”为中心?学术的获得渠道到底是以“理论”为中心呢还是以“体悟”为中心?学术的权力来源究竟应该以“学术权威”为中心呢?还是以“政治权威”、抑或“资本权威”为中心?

  显然,笔者在方法论意义上所提出的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的立论正是建基于李醒民学界学术本体(中心)论之上的深化版,笔者认为在上述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中心论中,非要确定一个现代主义式的合法性中心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学界在学术方法论上应该是充分自由的,学术载体既可以是书写,也可以是言说,绝对不能够只重文本上的科研,而忽视知识的教学与传输;学术研究的旨趣既可以是本质主义式的挖掘,也可以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感知和体验;学术的生成对象既可以是思想层面的也可以是技术层面的,在自然科学中,思想层面表现为基础性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则表现为应用技术开发,在社会科学中,思想层面多表现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的观念型研究,在技术层面多表现为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实证型研究。学术加工格式既可以是严格规范的论文体格式,也可以是诸多包括随笔、杂文、评论、诗歌、片段或者对话在内的多种其他思想流体、前者如康德、黑格尔的严格学术论文体专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法哲学原理》等,后者如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理想国》、鲍德里亚的片段体作品《冷记忆》等;学术研究中的学人既可以做“问题意识”型的学术,也可以是“学科体系”型的学术,前者如公共知识分子、后者如学院派知识分子;学界内部的权力来源既不可以是“政治权威”也不可以是“资本权威”,同样在当前学术体系群团和帮派化的情况下,“学术权威”也应该高度警惕。由此可见,笔者建基于“方法论”层面而绝非“本体论”层面上的学界“无中心”和“祛导向”立论绝非标新立异。

  韩文对笔者的质疑观点显然带有主观偏见而非符合客观事实,纵观笔者《三论》全文,笔者没有一处主张了韩文所述:“他们(李涛和邬志辉)一概反对文章结构形式要求、完全放任作者‘诗性’地构造文章的主张”。笔者纳闷在学术方法论上以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目标的学术自由哪一点就导向了韩文耸人听闻所论的“学术虚无主义”,哪一点就“势必加剧国内哲学社会人文学科领域已经泛滥成灾的‘粗制滥造’之风”和“‘泛滥成灾’的抄袭拼凑之风”,哪一点“加剧腐败的学风”了。在《三论》中笔者多次强调在学术中心(本体)层面上,坚决同意学界以学术为中心,因为如果不以此为中心“学界”不能称其为“学界”,此处的学界就应是伪学界,那些学人就是伪学人,即便这批伪学者能够给学界带来各种资源,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学界中人也应该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毅然地把此类伪学者“扫地出门”。那么在学术方法论层面,各种学术霸权式学术中心论则是我们质疑的,我们坚决反对各种单一格式、模式化了的以各种固定样本呈现的学术统一“生产-加工”逻辑,并美其名曰叫“规范”,以此“规范”为中心而宣告其他各种学术研究载体、旨趣、格式、渠道、权力的非法性,这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学术多重生长的可能性,当然笔者《三论》中没有任何一个论点是在论证要“拒绝必要的形式”,笔者学术形式上的“去中心”和“祛导向”意思只是说面对不同的学术研究输出成果(或思想的或技术的),我们应该选择最合理的呈现形式去承载学术,而不是绝对的以被中心化了的论文体格式来呈现,当然如果论文体格式是最合理的,那么毋庸置疑,应该选择论文体格式来承载学术并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显然诸位的质疑文章是错误解读了笔者的意思。

  

  [作者简介] 李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与教育政治学、政治哲学与知识社会学;邬志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分析与农村教育研究。本文系笔者主持的2012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2BS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11SSXT102 )的阶段性成果

  该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李涛、邬志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三论——问学于李醒民教授》,《学术界》2012年第1期,第109-117页。

  [2]韩彩英:《反对学术虚无主义——驳李涛和邬志辉的“不可断然拒绝‘平庸’论”》,《学术界》2012年第4期,第80-89页。

  [3]庞晓光:《也谈“学术”与“平庸”——与<三论>作者商榷》,《学术界》2012年第3期,第92-99页。

  [4]崔平:《老师与大师—中国学术大师确认潜规则的现代破产与未来显规则》,《学术界》2009年第4期,第112-117页。

  [5]高自龙,刘峰:《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优化探析》,《江淮论坛》2011年第6期,第8-12页。

  [6]刘志洪:《重新理解和评价恩格斯晚年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江淮论坛》2010年第5期,第70-76页。

  [7]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第60-78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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