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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从制宪到革命——张东荪对民二年政局的观察与批评

更新时间:2013-07-26 20:38:43
作者: 高波  

  议会在新旧转换之间成为了国人信仰的中心,则此时政治规则的创立者,主要便是民元时期的临时参议院与民二年的国会。这并非仅指制宪意义上的“造法”,也包括总体的政治目的与手段的示范。在没有先在规则制约的情况下,创制者的公心与自律便极端重要,而民初政治的一大问题,就是各方都不守规则,而且往往是自己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此种心态与作为,很大程度上就发端于民元、民二年间的议会。 虽然梁漱溟认为:“有许多人指摘民国元年临时约法专为防制袁世凯的不是;这或者有不是处。然而在西洋制度里,一面抬你作总统,一面防制你,本是他固有精神,不足为异”,[24] 确实不无道理,但制衡的关键并不在于制,而在于最后能衡,超出法律与政治道德底线的“制”最后只能适得其反。如罗志田师所说:“政治规则即使在对付敌手时也不宜随意破坏,只要开了先例,则对敌之方略也可能随时转而对己”。[25] 袁世凯破毁国会,废弃《临时约法》与天坛宪草,这种因人废法的行为与前此议会的因人制法实是一脉相承;此后新约法的制定,则不过是更为明显的“因人制法”而已。袁氏为了制定新约法,以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召集政治会议,径直将其比作美国斐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ia,今译费城——作者注)会议,张东荪则直指其为比拟不伦,并列举美国制宪会议令人佩服之点四:“一、新法之发生也,必依旧法上所规之程序,绝无先破坏旧法之举;二、始终取起草与议决相分立之主义,绝不自紊其系统;三、以国家、种族为前提,绝无为党派、为个人而生利用宪法之心;四、议事之周密——事先事后均预筹办法”。[26]这一对比式的批评虽然直接针对的是袁世凯制定新约法,但未尝不可看作他对肇始于临时参议院的民初立法的总体批评。

  也正是在对民二国会的观察中,张东荪开始明确地意识到,它在政治上的失败,根本上不在于立法时具体的制度选择:国会那些最为时人诟病的立法,几乎均可从西方诸立宪国中找到根据。如他之后所反复强调的,任一制度均可善治,英美德制度有异,均为强国则一。问题的根本,一方面自然在于如何能让这套西方新制从根本上与中国的历史国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将他心中共和国的真精神——公心与自制——真正能够体现出来。否则,处处皆可从西方的代议政治实践中找到根据的立法,最终却会让所定之法甚至立法者自身都失去存在的根据。

  由此也很好理解他此时为何要竭力主张“法治国”了。正如十九世纪的德国与美国法学家那样,他认为:“夫法力者,非置国家于法律之上,乃置于法律之中”,[27]就此而言,立法首先不是一种范围他人的治理术,而是主权者的自我制限。正如一个自制的人才可能是一个有德性的人,一个能够自我制限的国家也才能说是一个建立在“公”的原则之上的国家。 [28]但是,即使先不谈国会在理论上是否可以作为这一“主权者”,他显然也怀疑现实中的民二国会有可能自我制限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造法”。事实上,他对在中国出现一个英国式的主权议会一直是心存疑虑的。他认识到,英国政体的奥妙在于法律与惯例的巧妙平衡,即所谓法律中权力最大的人(国王)是现实中权力最小的人,而法律中权力最小的人(首相)却是现实中权力最大的人。但他认为素无宪法习惯的中国无法实现这种平衡。他设想的是用条文化的法典来制约任何一个最高权力的出现,换言之,他并不期待主权者的自我制限,而是要限制议会或总统成为唯一的主权者。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在二者之间实现权力的制衡,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成文法典来对二者中的每一个都施加外部制限。

  若仅就立法而言,最具示范意义的无疑是宪法的制定。自清季以来,朝野各方都开始认为宪法是显示统治合道性的标志,在亡国焦虑的刺激下,制宪更进一步与避免“不国”联系在一起。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不国”,不仅是指没有宪法就没有政府(state),而且更是如独立后的美国与大革命中的法国那样是指没有宪法就没有国族(nation)。也因此,民初制宪问题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国性联系在一起。当时名义上为国民党人的王宠惠在论及这一问题时说:“宪法之制定,有二要义焉。一曰,宪法者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也。二曰,宪法者非因一时而定,乃因永久而定也”,“故宪法须依一国之恒态而定,不能依一时之特别事故而定。此特别事故,倏然而兴,亦倏然而灭。若不惜以一国宪法殉之,其结果将变更时起,国无宁日。”[29]王氏此处强调要依一国的恒态而制宪,很反映当时人以稳定的宪法奠定国基的心态,但在张东荪看来,王宠惠的观点中存在着一个矛盾,如果宪法“以归乎恒度恒态为原则”,“吾中国数千年以来所谓恒度恒态者,非专制而何耶?”中国由帝制改为共和本就为“旷古之巨变”,“果特别态度不宜定为宪法,则神圣之共和,永不见于宪法之明文矣”。他因此认为,制订宪法,“所以欲者,乃民意之表示,正欲以一时之事而使之永远,非必关于永远者,始得定之于宪法。” [30]

  张东荪说中国几千年来一贯专制,这只是在重复清末民初人的一贯说法,事实上,他对此说法是十分不以为然的。如他曾说:“故世人谓中国自秦以来历代专制,此中国之国民性,殊不知尧舜之揖让真具共和之精神,亦未始非中国之国民性。”[31]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地看到立宪这件对中国来说从所未有的“一时之事”实际上是“特别态度”的产物,在历史传统中缺乏真正的基础。而问题在于,这件“一时之事”如果不能与本国历史建立起某种真正的联系,则“使之永远”就又是不可能的。张东荪明确地说:“各国宪法之成立,无不以其本国之历史、国情为转移,以本国之地位、民性为单位”,[32] 换言之,若不能做到“因群立法”,则宪法就不能成立。可是反过来,对于民初人来说,却正是要因法而立群,没有宪法,那个能让中国避免灭亡命运的“新群”又如何可能产生呢?

  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提示了我们,当张东荪与王宠惠反复争论中国的新宪法应该为刚性宪法还是柔性宪法[33]时,他们到底是要争什么。也因此,我们才不会被两人明明都主张刚性宪法,却争论激烈的表面现象所迷惑。[34]布赖斯(James Bryce)所关心的英国宪法与美国宪法的不同对张东荪并不重要,纵然他清楚地知道美国宪法与普通法传统下的英国不同,是在自然法学说指引下人为创造的产物,但问题是在他看来,美国的这一创造并非如中国那样是纯粹的无中生有,而是在其历史传统中自有其脉络。因此,对他而言,中国采用刚性程度多高的宪法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既有的历史传统中自然生成还是人为创造出宪法的问题,而是这个无中生有的人造物如何让既有的历史传统容纳自己,并转而能改造传统的问题。

  简言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并没有多少直接对垒的争论。两人都想为共和政治奠定宪法的基础,都想维持宪法的稳定与尊严。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必须让宪法难以修改,否则就易于变成政治的工具而遭到破坏,后者则认为必须使得宪法易于修改,否则就难免变成政治变革的障碍而遭到破坏;前者认为必须增多宪法条文以使宪法能真正为共和政治奠定基础,后者则认为必须减少宪法条文以为进一步的变革留下空间;前者要在宪法与普通法律间建立严格的差别而抬高宪法的尊严,后者则希望缩小宪法与普通法律的距离而抬高法律本身的尊严。二者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在这些主张背后,却是几乎相同的关怀与意图。两人都显示出对于中国宪法缺乏历史权威的极度焦虑,他们对各国宪政结构的看法也大同小异:张东荪对美国的刚性宪法评价甚高,王宠惠也强调不成文宪法对于宪政的绝对重要性,并对英国制度抱有高度敬意。但是这种大同小异的意图与观点却引出了看起来相反的结论。关怀与意图的差别如此之小而争论却如此激烈,一方面显示了宪法问题本身对于他们的绝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宪法引入中国的巨大困难。论战最终结束于7月下旬,伴随的已经是二次革命的炮声了,虽然他们并不是壕堑中相对的两方,但确实也没有什么比眼前的这场内战更显示他们这场宪法争论的背景了。

  

  第三节 二次革命与制宪的失败

  

  二次革命爆发之前,国民党在南方程度不一的控制着五个省(安徽、江西、广东、湖南与福建),实力比辛亥革命前强得多,却在举事后不到两个月就一败涂地。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原因是北洋派掌握中央政权后实力加强,但更重要的是,与1911年武昌首义后天下响应的局面相反,此次举事后,中间各方几乎压倒一致的支持袁世凯政府,使国民党客观上处于“失道寡助”的窘境中,这才是其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

  此种“失道寡助”,很明显地体现在时人并不承认这可以算是一次“革命”,而多认为它仅是一场“内乱”。张东荪就认为,二次革命“与前次之革命不可同时而语”,“革命者,对于政体变更之谓也;反是,反对国家机关之人物者,谓之内乱。易言之,革命者,所以反对国家之根本组织。今不反对其根本组织,而独反对依于组织而发生之机关人物,则为内乱”。[35]

  张东荪的意思很清楚,国体已经改为共和,则革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且此时“宪法未定,国本摇动,承认方来,借款甫成”,正是民国政治能否上轨道的关键时刻,国民党“不思所以整顿之道,徒欲为根本上之推翻”,[36]就动机而言确实很难取信于他。事实上,国民党内部武力反袁与法律反袁的争论,在二次革命爆发后也没有停止,而其他各方,更是压倒性的支持法律解决。其通常的理由,则在于宪法正在起草,几个月后就将选举正式总统,即使要倒袁,也只要到时不选袁世凯即可。换言之,如果可以在政治轨道内解决问题, 便绝不可再诉诸武力。

  深受卢梭影响的张东荪不会不知道,在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中,人民革命的权利是内在于这种体制之中的。问题是,中华民国已经建立,这种重新革命的主张,对于试图维持某种形式的政治秩序的人来说,自然是要极力避免的东西。“南北统一,人皆争言文治”[37] 就反映了当时人对于任何重新革命的反对态度。而对张东荪来说,不管是作为一个德国式的法治国理想的信奉者,还是一个担心内斗引起外来干涉的爱国者,卢梭的革命原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都太危险了。更现实的问题则在于,如果说一年前天下响应的同盟会确实可以算是“总意”(general will, 这是张东荪的翻译,今译公意—作者注)的代表,那现在已经落到了失道寡助境地的国民党,即使按照民主政治下“多数决定”的原则,也已经成了应该被否定的少数派了。更不用说在列强环伺、危机四伏的处境下的中国,也根本承受不起这种多数政治的极端代价。

  这就揭示了张东荪反对二次革命的深层动因,即无论如何不愿开以武力解决内争的危险先例。事实上,他认为国民党“失道”,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就认为袁世凯“得道”。正如汪精卫在二次革命爆发后所说:“一年以来,国民有一至普通之口头语,曰‘非袁不可’”,而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局面,根本上在于“袁拥重兵”,“袁之部下,不知有民国,只知有袁宫保。使袁宫保在,专制可,共和亦无不可;使袁宫保而去,则乱且接踵而至”。[38] 汪精卫属于国民党中对袁较为温和的一派,与北洋派的关系也较为亲近,相对更激进的国民党人对袁世凯的评价只会更加负面。

  以上言论虽然不可避免的夹杂着党派色彩,但对内乱的恐惧是辛亥革命时期各方瞩望于袁世凯的重要原因(既存研究论之甚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当时人“非袁不可”的含义中,同样包含着正面的期望。梁启超这样的士林翘楚即以开明专制瞩望于袁世凯,[39] 甚至连反袁最烈的南方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期间也曾表示希望袁世凯作“汉族之华盛顿”。这种带着策略意味的言辞虽然未必能反映他们的真意,但我们如果考虑到当时人普遍以美国建立比拟民国开国,则这一出自敌对方的言论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一般人对袁世凯的期望。

  一个更具包蕴性的观察来自黄远庸。他在民元时论及袁世凯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认为他确实是“物望所向,宜若大有可为”,但是“其危机即伏于物望之中。盖此物望中之所含性质大半为消极的倚赖,而积极的信任之心甚少故也”,具体说来,“常人之言,大抵谓现状非袁莫能维持;而政治之进步,则无可望”。[40]对此,他认为,袁世凯“欲反对此激烈派之所为,则必须有一种光明正大之旗帜足与为壁垒之对峙”,[41]而他实际上却是 “必以旧式之牢笼奔走之术为遂足尽其大略,而于新旧思想之隔阂绝无道以化除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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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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