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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龙:韩国威权体制转型与阿拉伯之春展望

更新时间:2013-07-09 19:39:06
作者: 王文龙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韩国的威权体制成功转型表明:要顺利地实现威权体制的转型就必须突破狭义的差序格局价值观,形成对普世价值观的共识;文化的超越性与发达的公民社会有利于减少搭便车行为,打破利益集团的权利垄断,实现权利分享。阿拉伯世界宗教的超越性与强凝聚力能有效弥补市民社会的不发达,激励民众的牺牲精神,突破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但宗教的保守性与教育落后,部族主义盛行也使普世价值难以取得共识,如果没有外力帮助,革命各国很容易陷入社会动荡或下一轮威权循环。只有尽快建立现代民主政体,大力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壮大公民社会,加快社会的世俗化进程,阿拉伯之春各国才能逐步形成对普世价值的共识,使形式民主不断实质化,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威权体制 政治转型 普世价值 搭便车 超越性文化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编号 (08BJY040),阶段性成果。

  

  自年初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运动就风起云涌,形成蔚为壮观的阿拉伯之春,并且,这场运动至今还没有停息的迹象,大有进一步席卷叙利亚、也门之势,并可能动摇伊朗神权政治的根基。这场发源于阿拉伯世界,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运动被一些学者誉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它进一步动摇了世界各地权威体制的合法性,使远隔重洋的岛国新加坡也感受到民主化的冲击,加快了民主化转型步伐。然而,对于阿拉伯之春的前景,民主化转型成功的可能性,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太乐观,因为二战后那些顺利转型的国家要么是具有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东南欧国家,要么是智利这样有长期民主传统、独立历史悠久的国家或基本西方化的西方前殖民地。除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特例外,民主化似乎只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专利,中国台湾由于族群分裂,转型显然还需要长期的巩固,因此,二战后真正比较成功的非基督教文化转型特例就只有韩国。那么,作为与基督教文化传统迥异,被亨廷顿现代化理论贬抑的阿拉伯伊斯兰诸国能否像韩国一样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阿拉伯之春的未来到底会怎样?

  

  一、韩国威权体制转型的特殊性

  

  现代化转型的前提就在于承认西方的民主市场体制是当今世界所有不完善体制中最好的体制,尽管这种体制由于文化的差别可以有北欧式,欧陆式,日本式,英美式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承认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民主法治、人权保护是其内核,转型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这种体制。在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时代现代化模式或许还有多种可能性,如社会主义模式、法西斯模式等等,但经过历史的选择,到今天,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残暴的法西斯主义模式显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西方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已经使民主市场经济赢得了制度竞争的优胜,成为当前唯一具有吸引力的现代化模式。对于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民主市场化,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和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浪潮似乎更确证了这一点。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经典著作《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中提出了终结论,认为全球体制最终都会向西方体制靠拢,统一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下。尽管福山的论断有些武断,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因为一者历史有很多不确定性,虽然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挑战失败了,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没有其他的现代化路径;二者西方的现代化也不是完美的,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过度膨胀已经导致世界性的生态、能源与社会危机。然而,在当今世界上,西方现代化模式虽然也有许多缺陷,但相对于其他发展模式,民主市场经济依然是后发国家最好的选择。

  

  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经济的市场化相对容易。尽管市场经济的信条曾经遭受过苏联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进口替代模式国家的国有制,东亚模式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政府强干预的挑战,但无论是哪种公有制,由于违背人类本性,不能合理解决产权问题,导致所有权虚置,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严重不足,使体制运行成本过高,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尽管这种体制借助于政府计划的非人道强制,在严重侵犯人权基础上可以取得一时的高效率,但终究由于缺乏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而衰落。计划虽然可以做一些宏观的规划,但存在着哈耶克所说的信息超载问题,特别是在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它更难以针对巨量的微观经济信息做出有效反应,这里既有信息收集能力的限制,也有信息传导中的扭曲,还有人的有限理性制约;只有市场机制的分散决策才能有效解决信息问题,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并且,计划必然导致决策权力的过度集中,政治上的专制,人的有限理性与不受约束的决策权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决策灾难,中国的大跃进与当前北韩的灾难就是例证。计划经济与公有制还会造成大政府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对公民权力的粗暴践踏,私人财产权的丧失使个人自由与人权失去最后保障,必然造成严重的人权危机。因此,所有的公有制国家,进口替代战略国家,以及强政府干预的东亚模式国家都存在着严重人权问题,并且人权问题的严重性与公有制程度和政府干预强度成正比。正是由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违背人性和经济发展规律,最后所有这些对市场的挑战都归于失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全球共识,除少数几个公有制化石外,世界其他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与经济的市场化转型相比,政治的民主化转型就艰难得多,因此,现代化转型的核心任务就是政治的民主化转型。因为如果没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体制的保障,政府失灵就会不断加剧,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激化就可能导致内战、普力夺社会和持续的社会动荡,使现代化难以持续。二战以前的德国,日本,集权体制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最终为缓解社会危机,这两个国家走上法西斯道路,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直到被打败后接受盟军强制性的制度与文化转型,才走上民主化和平发展道路。苏联则由于专制体制与文化的强路径依赖,未能实现政治转型,最后崩溃,并为今天独联体地区留下浓重的专制阴影,使这些国家的民主化举步维艰。阿根廷,巴西,南非,印尼等很多国家也都曾经有过经济的奇迹,但由于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的民主体制,这些奇迹就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因此,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何克服前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特权体制,确立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共识,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市场体制才是关键。

  

  如果再考虑到政治转型对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现代化转型就更加艰难,因为无论是东正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还是非洲原始宗教文化圈、欧洲以外的天主教国家,都没有出现繁荣、稳定的现代民主市场经济。(智利例外,如果考虑到智利极为有利的发展条件,长期的独立历史,经济的依附性发展,智利模式难以复制。印度由于其过度的阶层分裂,低度的经济发展,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也远远谈不上理想的民主政体。)从某种意义来说,民主化似乎已经成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特有的现象,因为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已建立稳定民主市场体制的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或他们的前殖民地。唯独东亚例外,因为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已经出现了若干稳定的民主市场经济体制,日本、韩国已顺利地实现了威权体制的转型,中国台湾建立了民主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民主化趋势。如果考虑到日本长期的脱亚入欧行动,对西方文明长期的全方位吸收,以及二战后美国占领军的强制性制度与文化改造,那么,日本的政治转型就过于艰难,难以复制。中国台湾则由于族群问题还很严重,民主化还需进一步巩固,尚需进一步观察。相对而言,韩国的政治转型模式由于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在较短时间内以和平方式进行,把转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种自发性,较少曲折性,成本较低的转型模式更受第三世界国家亲睐。因此,研究韩国如何实现威权主义的顺利转型,在一个非基督教文化区建立稳定的现代市场民主体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韩国威权体制转型的前提条件

  

  从二战后的民主化实践来看,建立形式民主比较容易,在传统型权威衰落,感召型权威随着媒体的发达,民智的提高,信息流动的便利也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法理型权威便成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民主体制从形式上解决了合法性危机。然而,如果没有确立普世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国内各利益集团不能就普世价值观达成共识并取得谅解,那么缺乏普世价值观的民主体制就成为没有内容的形式,缺乏支撑,最后极有可能陷入普力夺或金权勾结社会。另外,制度都有路径依赖性,后发展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即如何打破权力阶层或特权集团的权力垄断,实现权力的公平分享问题,这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利益集团人数虽少,但利益集中,凝集力强,因此他们捍卫自己利益或垄断权力的动机就很强烈;普通民众人数太多,利益分歧明显,凝集力差,人数的庞大使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利益就很少,并且有可能远低于个人行动成本,因此他们采取行动的动机就很弱。面对强势的,意愿强烈的垄断集团,普通民众由于力量分散,搭便车情况严重,尽管人数多,却往往在权力博弈中处于劣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社会虽然存在着严重的不满,利益集团却能长久地掌握权力,形成金权政治路径依赖的原因。

  

  因此,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要顺利实现政治现代化转型就需要实现两个跨越:一是怎样从差序格局的传统文化向普世价值的现代文化的跨越,使基于家族、血统、地缘的小范围的价值认同转向对普遍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观的认同,为民主法制的顺利运转创造条件。二是如何克服搭便车问题,打破权力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实现权力的公平分享,为民主体制的建立扫清道路。对于政治转型来说,两者同样重要,如果只有普世价值观的共识,但难以克服搭便车问题,就不能打破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实现权力分享;如果只是打破了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但各集团之间缺乏普世价值共识,民主也难以顺利运转,社会就会陷入暴力循环,只有两个条件都具备,才能为建立一个实质性的民主社会创造条件。然而,在后发国家中,能实现一个跨越就已属不易,能实现两个跨越的国家就更少之又少,那么作为异类,韩国是如何实现这两个跨越的呢?

  

  随着韩战的结束,韩国的威权体制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起来,一般来说,相对于民主体制而言,威权体制的控制力更强,更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战争动员,因此,民主的美国在冷战前线支持了威权的韩国。但作为一个依附性政权,韩国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并直接面临着北韩的制度与军事竞争,为了延续统治,取得合法性,南韩政府就必须竭力取得制度竞争优势。近代以来的殖民悲情,二战后民族主义的复兴,激发了韩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感,这些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形成一种强大的价值观软约束,对小团体与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形成强大的内在制约,保证了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高效与廉洁,形成另一种强政府模式。长期的殖民与战争,摧毁了韩国国内的统治阶层,土地革命进一步瓦解了上层阶级,使韩国社会基本同质化,减少了现代化过程中的阶层冲突,而民族同一性和文化的同一性,更增强了民族凝集力,使民族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正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合法性与竞争优势的寻求,加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激励锻造了韩国的强政府,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政府失灵,并通过它有效地纠正了市场失灵,充分地利用战后有利的市场环境,积极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了韩国快速的经济起飞。

  

  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总体缓和,韩国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总体军事、经济实力超过北韩,南北方之间的关系逐步缓解,民间互动频繁,南韩已经取得制度竞争优势,而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增强了统治阶级的合治性,缓解了合法性危机,内外部压力的减轻使统治阶级的危机感消失。全球化的发展也导致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全球传播,严重削弱了韩国国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日趋衰落,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分化进一步瓦解了民族主义,导致社会资本的销蚀。在旧的意识形态软约束日渐削弱,新的民主法制硬约束乏力的背景下,政府失灵日益严重,寻租问题猖獗,韩国面临着沦为金权社会还是转型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选择。

  

  按照二战后的历史经验,一般国家很难实现由威权到民主的跨越,最终堕入金权勾结的泥潭,造成国内严重的阶层冲突与社会动荡。然而,韩国通过社会资本的创新,顺利跨越了由威权体制到实质民主的鸿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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