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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龙:民粹主义的神话与祛魅:社会心理学视角

更新时间:2013-07-09 19:34:31
作者: 王文龙  

   4、长期的人治传统,专制历史也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温床。法制是人权的基本保障,而民主是避免暴力的有效手段,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法制传统,更缺乏民主精神,长期处于人治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也缺乏公民社会的权力制衡,导致中国社会权力分布的极端化,暴君与暴民轮回,成王败寇,在无政府状态与专制状态之间不断轮回。尽管中国已经推翻了封建体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法制依然不健全,民主体制依然有待完善,人治传统依然浓烈,政府权力依然不受制约,因此,产生暴政与暴民的社会环境依然存在。

  

   三、当前中国社会民粹主义泛滥的心理学基础

  

   社会根源是民粹主义沉渣泛起的前提,但如果没有各种媒体、互联网的放大,各种心理机制的催化,民粹主义的泛滥恐怕也难以实现。相对而言,开放式网络对于民粹主义的传播处于中性,封闭的心灵才是民粹主义不断扩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民粹主义的泛滥,我们可以通过下心理机制进行解释:

  

   1、首因效应、从众与群体极化。首因效应指对于各种事物的第一个印象,对所有人来说,首因效应在社会印象的形成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并对今后的印象形成路径依赖。中国长期的极左或偏左的意识形态教育,片面而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对革命人物片面地拔高,使普通中国人很小就接受左的教育,形成首因效应,不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除学校的教育之外,网络左派网站的大量出现,极端主义言词的流行,暴力语言的泛滥,也形成一种场域,在这个场域范围内活动的人会形成从众效应,并引起群体极化,出现去个性化倾向。由于人的归属性需求,在民粹主义场域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场域内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最后被动或主动地成为民粹主义者。并且,在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对垒中,自由主义者要么放弃争论阵地,要么与民粹主义者一样采取暴力语言,以意识形态、漫骂代替理性分析,最后自己也成为极端主义者,在双方的争论中,民粹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比较难,因为这需要思维的开放,智识的提升;而自由主义者转变为极端主义者很容易,它只要放弃理性思维,放弃自己的原则。结果是,双方对垒后,自由主义者会越来越少,而极端主义者会越来越多。

  

   2、思维封闭导致价值观的固定化、锁定和僵化。很多时候,我们发现80多岁的茅于拭老先生却有着年轻、开放的思维,能够接受新的观念,新思想,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由于长期的斗争教育,长期的高、大、全,伟、光、正宣传,对西方民主法制的妖魔化,对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歪曲,使他们接受的教育成为一种绝对主义的教育,并且,很多人终身只接受这么一种教育,导致他们价值观的扭曲与僵化。而中国僵化,灌输式的应试教育也磨灭了大部分中国人思想探索的兴趣,缺乏自我反省和怀疑精神,造成中国人对于书本的腻烦情绪,缺乏终身学习的能力与兴趣,导致思想一直停留在首因效应中。并且,就心理学角度看,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成年以后就很难改变,也很难接受新思维,因此,老年人普遍比较保守。只有那些具备置疑精神和保持开放心灵的人才能与时俱进,打破思维的锁定,接受新思想。

  

   3、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历史的选择性记忆。一旦人们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并在绝对主义价值观体系下长大,就会对与本人价值观有冲突的其他认知信息进行选择性接受,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以减轻自己的认知失调,保持认知的一致性。一旦有人接受民粹主义价值观,他就可能对文革造成的各种社会危害视而不见,只选择性地接受对文革有利的辩护,如文革有效地发挥了群众的民主权力,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严厉打击等。甚至,为缓解真实历史与自己价值观的冲突造成的失调,一些人还对历史进行歪曲,比如对于文革的个人独裁,民粹主义者认为是凝聚力强,领导有力,对知青下乡的悲剧,他们浪漫主义地解释为激情燃烧。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导致他们价值观的僵化,并且在很多时候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成为加害者的辩护人,这在一些文革受害者为文革辩护中可见。此外,为维护个人自豪感,民族自豪感,我们的历史记忆,个人记忆也倾向于选择性记忆,只记忆那些正面的,光辉的事件,而对那些负面,有损自尊的记忆进行有意无意地遗忘,从而影响到对历史的正确评价,也缺乏对错误的深刻反思,使我们经常重复同样的历史错误。

  

   4、印象的主观性与印象的累加模式。对于印象的形成,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有两种信息加工模式,一种是累加信息加工模式,它把多次形成的印象进行累加,其结果一般是印象的极端化,另外一种是平均印象形成模式,它会把多次印象进行平均,其结果一般是中庸化。社会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得出平均模式是一般人印象形成的普遍模式,但对于核心领域价值观的判断,则可能需要引用加权累加信息加工模式,并且判断标准比较主观。例如对于列宁的判断,左派分子对列宁极端崇拜,甚至神化,因此他们对于列宁的优点赋予极高权重,而赋予其缺点低权重,并且,即使对普通人来说属于缺点的评价,也由于他们主观的爱屋及乌而成为优点,比如列宁私生活比较混乱,他们解释为列宁富有激情,热爱生活,精力旺盛,这恰恰是他能够超越众人的原因。这样,通过价值观的主观性解释,以及加权累加模式的信息加工,民粹主义者化解了认知失调,继续坚持了他们错误的价值观并不断强化。

  

   四、对国内民粹主义神话的祛魅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早已随着人民公社、文革乌托邦的破产而宣告失败,因为民粹主义既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力,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公平,只能导致普遍的贫穷和专制,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有效解决社会危机。因此,要避免中国现代化的逆转,我们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民粹主义的威胁,使中国的民主化转型顺利实现。

  

   首先,要消除民粹主义的威胁,我们就必须根除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重建开放社会,促进发展机会的均等,实现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中国社会民粹主义泛滥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和世袭,导致社会机会的闭锁,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因此,要消除民粹主义存在的土壤,我们就必须打破机会的闭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要实现这个目标,从宏观角度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推动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只有进一步推动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我们才能打破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实现权力的分享与制衡,制约寻租,在此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精简行政机构,提高政府效率。只有进一步推动市场化,逆转国进民退的逆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打破国有企业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实现公平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大幅降低私营企业的税费负担,我们才能为普通大众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尽快废除各种不合理的二元体制,纠正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体制,建立统一、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机会均等的实现创造条件。从中观角度看,我们应该尽快制定合理的薪酬体制,对国有垄断企业、政府职员的薪酬进行管制与听证,使体制内外的收入、机会更加公平。我们也应该尽快发展公民社会,组建各种公民政治、经济团体,进一步夯实民主的根基,使公民权力的保障更为有力。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体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援助与关照。从微观角度看,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法制,有效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与财产权,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特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根除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

  

   其次,我们还必须消除民粹主义产生的思想土壤。鉴于首因效应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国民普遍缺乏学习兴趣,初始教育阶段正确价值观的传播就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摈弃假、大、空,绝对主义,极左主义、专制主义色彩浓重的传统教育,与世界接轨,用理性、多元、开放、人道的先进现代思想教育公民,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培养理性、全面、辨证地分析问题的能力,改变国民绝对主义,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引导他们积极反省历史,避免重犯文革覆辙。只有进行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教育,我们才能对国民进行合理的初始教育,形成正确的首因效应。当然,由于背景,亚文化、接触到的思想不同,导致不同人的首因效应不同,特别是在落后地区,贫困阶层后代更容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形成错误的首因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纠正他们错误的思想,形成正确的近因效应。要达到这个目标,言论、出版自由非常必要,只有在理性的交流与辩论中,真理的光辉才能够显现,谬误的荒诞才能够被人们了解,价值观的优胜劣汰才能够实现,误入歧途的被蒙蔽者才能清醒。只有尽快摈弃片面的、绝对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教育,进行开放、多元、理性的价值观教育,并允许言论、出版的自由,我们才能够从根源上消除民粹主义产生的思想土壤。

  

   再次,大力提高公民教育水平。郭宇宽老师说民粹主义是人民的青春期,应该说符合人的认知发展规律,年轻人由于接触的信息少,比较激进、片面,看问题容易极端化,很容易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因此,要减少民粹主义的影响,我们就必须让公民特别是年轻人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去极端化,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他们理性思维与辨证思维能力,获得更为客观、全面的信息,从而摆脱民粹主义的极端思想的影响。当然,教育的量也需要质的配合,没有质的变化,公民受片面,极端的教育越多,其思想可能就越封闭,因此,在提高公民受教育年限的同时,我们更要花大力气改善教育的质量,用正确的价值观武装民众、启蒙民众。只有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用现代思想武装年轻人,并不断提高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我们才能让更多年轻人走出青春期,更加理性、全面地分析问题,摆脱民粹主义的诱惑。

  

   最后,对底层民众的不满进行疏导,严厉打击极端主义言行。尽管民主宪政是解决中国民粹主义威胁的根本手段,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防止社会矛盾的过度激化,陷入无政府状态,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为社会减压。要为社会减压,我们迫切需要做三件事情:让信访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把司法机构独立出来,进一步完善针对贫困阶层的社会救济制度。信访制度由于错误的维稳思维而被扭曲,只有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矛盾调解功能,才能为社会减压,获得真正的稳定。司法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手段,必须摆脱行政权力的干扰,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维护社会正义。而社会救济既是人道主义的需要,也是防止贫困阶层激进化的有效手段。在有效疏导社会矛盾基础上,我们还必须严厉打击各种极端主义言论,削弱民粹主义的影响。鉴于群体极化效应的存在,政府应该对于极端民粹主义言论与网站,书刊,组织进行关闭与取缔,防止他们危害社会。这种压制并没有违反言论、出版自由,因为自由也有底线,他必须保证不宣扬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暴力,色情,对于违反底线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国际社会都采取压制态度,这是公共利益的需要。

  

   只有标本兼治,重建开放社会,完善民主体制,我们才能彻底根除民粹主义的威胁,建立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欧阳峣.西方学者研究大国经济的思想轨迹[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04):41-46

  

2 王文龙.国家兴衰探源:宏观社会资本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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