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论“钱锺书文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9 次 更新时间:2013-07-05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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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每个工具都带有用来创造它的那种精神。

—— 物理学家海森堡

“文体”(style)一名实含多义,有语体、笔法、笔性、文类、风格等义,从表层看,它是文本的语言秩序和话语体式;从深层看,它负载着特定的文化精神和作者的个性素质。

大作家、大学者、文化大师必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任何人无法模仿的文体,融汇贯通着他个人的所有智慧才情综合着语体、笔法、笔性、文类、风格而以他的名字命名之。

钱锺书是一个哲学家型的作家、一个审美鉴赏型的文化学者、一个机锋谈笑的通人,他以生气勃勃充满思辨智慧和极富想象力的格调议论风生夹叙夹议,融铸成一种深刻博雅的文化随笔,无论在小说、随笔还是文评中都表现了这种“钱锺书文体”的风致,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风景线内最漂亮风趣深隽耐嚼的人文话语。

钱锺书乃中国最出色的文化随笔大师,他的文化随笔兼融着风华绮丽、鉴赏旨趣、渊博睿智、狂士才子气质而成,其中有义山诗美宋诗风调,也有巴洛克风格,有小说家法闲聊情趣,也有全知全能式的批评家纵横臧否的兴致。超然的、打通的、哲学的、心理学的、审美的、批评的、博学的、游戏的,种种尽在其中。

探讨“钱锺书文体”是一次灵魂的冒险。

一、“随笔式的叙事”和“说书式的随笔”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小说文体是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时时现身说法对人物和故事作一番批评。萨克雷在《名利场》序文中说:“这场表演……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他的议论就是台上点的蜡烛,他那批判讽刺的目光照明了台上的把戏,他的同情和悲悯笼罩着整个舞台。这种小说文体,可以称作“评论式的随笔叙事格调”。由于议论的处处介入,便使感性叙事变成了分析性的解剖叙述与评说性的闲聊,这是一种混合文本,混和着进入与跳出的视角、绘画与解说的功能,这便是随笔,叙述反成了宾从附着,讲解才是它的格调。

在英国牛津留学的钱锺书,他的小说文体和萨克雷的一样,“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把萨克雷《名利场》翻译过来的,正是钱夫人杨绛。钱锺书的讽世杰作《围城》,作者在四面点的蜡烛,一点儿也不比萨克雷的少。例如下面一段:

胡子常是两撇[议论,引者注,下同],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

他二十年前早留胡子,那时候做官的人上唇全毛茸茸的,非此不足

以表身份,好比西洋哲学家下颔必有长髯,以示智慧[议论]。……

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

不像样[议论],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

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议论兼描写]。(《围城》第七章)

仔细一分析你会大吃一惊,钱锺书文体中的议论简直可以说占了文本的一半,而且还是生成推演的主体,叙述描写倒像是融入去的血肉。他总不肯老老实实的叙事,才走了几步甚至一步,就荡出去游戏一番,这游戏或许是感觉性的发挥,或许是议论性的鉴赏,或许是想象性的评论,或许是联想性的类比。无论是以作者立场的叙说,还是以人物视角的叙说,笔法与话语格局都是如此。也许你会说他的小说里叙述毕竟还是流动的河,议论不过是四处流溢的支溪,对的,小说究竟是叙事的文本,不过他的叙述常常是化了装的议论讲解,活泼得左跳右跃,一路采花拈草,掳鸟捞鱼,有时跑上水边高地纵目远眺,有时深入沟谷丛林徜徉流连,包括他笔下人物的思维感觉也是这样的生气勃勃。不过尽管贪玩和技痒,散漫和忘情,叙述的主线却是极紧凑的,其中的理性简洁有力。

如果说钱锺书的小说用的是“评论式的随笔叙事格调”,可以称之为“随笔小说”,那么他的随笔和文评则是“意境式的随笔议论格调”,可以称之为“说书式的随笔”。前者叙述为主,辅以“四面点着蜡烛”式的随笔议论;后者议论为主,辅以按捺不住的文化意象意境的想象。例如著名的《宋诗选注·序》一段:

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

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

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

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

随笔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灵活又最有张力的一种,叙述时要复合格调,议论时要两面神思维,把感性的往理性升华,将理性的往感性演绎。只有像钱锺书这样的大师才能以自己的文体超越了文类的格式,无论叙事还是评论,都那样地形神毕具,性灵飞扬,纵横恣肆,文理自然。再看下面一段: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柜,忽

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

一种意外的喜悦 。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而翻翻哈德门的大作

《伦理学》,看见一节奇文,略谓有一种人,不知好坏,不辨善恶,

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红皂白,可以说是害着价值盲的病。当时

觉得这个比喻的巧妙新鲜,想不到今天会引到它。借系统伟大的

哲学家(并且是德国人)来做小品随笔的开篇,当然有点大才小

用,好比用高射炮来打蚊子。不过小题目若不大做,有谁来理会

呢?小店、小学校开张,也想法要请当地首长参加典礼,小书出

版,也央求大名人题签,正是同样的道理。 (《释文盲》)

这段文字既表明钱锺书的文体主张:“文章要小题大做”,也表现了他在小题大作上那种即兴感性生动活泼的闲聊扯淡格调,这是“钱锺书文体”出神入化无所不至的文化风流才调。闲谈扯淡的特点就是旁枝斜出,散漫引申。不过同是随笔的旁逸散漫最能见出作者的雅俗与智愚,是天才殊调还是庸人废话,往往专从旁逸散漫中见出。上引一段的正意是关于“价值盲”的论述,却从意外发现妙句的感慨入手,再引出一段联想,用发现旧钞的情事心理作比,之后又感慨开篇大才小用好比高射炮打蚊子,笔锋一转,说出一段做文章的诀窍,取世俗附庸场面作比。洋洋洒洒,层层推宕,仿佛闲笔,其实却包含价值发现的意外喜悦,小题目要有大价值来升华,讽刺世俗价值势利的风习几层意思。

“钱锺书文体”从不为了条理分明而弄得层次简单,从不为了好懂而弄得平铺直叙。这里可以看出钱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的根性,他生存在二十世纪,却自足洒脱地抵制了这个世纪的科技思维对诗性思维在文本上的强暴侵犯。“自然科学要把复杂的弄简单,人文科学却故意要把简单的弄复杂。”他的文章好读,但更耐读。许多人在他的文体里如入迷宫,因为它每一个干上生枝,枝上又生枝,枝上又繁叶,立体地,波澜叠起地生发着、异延着,是一种“网式结构的文体”。这不是他故弄玄虚要表现得渊博复杂,而是他的智性深入到文化深层的复杂内涵,非此种文体不能表现着一种人类性的“同样的道理”。这是打通万有的文体。随笔的价值就是用人生观的一切琐碎现象作论证的通例,通过闲谈扯淡趣味横生地显出它的以小见大和艺术性。

“钱锺书文体”显然有一种很大的“一贯万殊”的文化野心。《释文盲》里又有一段:

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

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

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看文学

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

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

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这段话的闲谈扯淡够大的,由文学鉴赏盲引申到太监对美人的能力价值盲,再引申到非冤家不聚头的人生笑剧。钱氏批判的不仅仅是文艺的价值盲,而包括一切的文化价值盲。

人说“钱锺书文体”善用比喻,特赏其如何新奇贴切,殊不知这还是表面之论。钱氏比喻固然是意象审美的需要,但更是打通、博综的手法。“钱锺书文体”的中心是集中的,正意是骨,但宾意甚多,旁逸丰沛,为什么他不象一般人那样立定中心正意,然后在此专题范围内正经八版地专心论证呢?他的引申异延全为了哲学的需要,他不作专家狭门的论证,他的企图是通人式的博综,所以他的文体的手法常常是旁征博申、散漫扯淡、旁敲侧击、小题大做、比喻类比,而且他的文体的枝蔓之多还包括对引申的阐释,阐释后又阐释,例如:

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工夫,好比向

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

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

袭人呢?(《释文盲》)

自“不幸得很”以下是比喻后的进层生发,对喻体加工发挥,这种描写性阐释是诛心之论,宾意已远,揭示动机是深入一步,自然使文体更立体了。又岂止是层进深入呢?钱氏的许多风流才调趣味鉴赏大多集中在这种引申异延的发挥里。

人或微词“钱锺书文体”在文评中是札记语录,却不知道钱锺书常常在札记语录中使用一种手法:“片断中寓系统。”例如《谈艺录》九一:“论难一概”一则,他发现的结论是“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先言诗文作家如此,从中国古人到从英国、法国举例,继而引申到“一身且然,何况一代之风会、一国之文明乎”,又继而从文学到哲学。最后批语“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呪 。”指出“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钱锺书文体”是把借题发挥异延引申与简洁凝缩不作专著结合一体的,他的系统至大,远远超出专门家的范围,他的旁逸引申很多,洋洋洒洒,但他不写专著,繁与简在他那里达到最高智者的境界:作为文类的文体是精简的,但其中的系统却是繁富复杂的。

二、文化的联想和解构

“钱锺书文体”的实质是“联想”和“解构”。

钱锺书选择文化随笔的话语方式,是要像蒙田一样故意以毫无系统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文化阐释,像罗兰·巴特一样,以随笔文体来实现他的解构主义。

为什么一些文化大师要选择没有系统的文类形式来作表述工具呢?为什么解构主义学者会以随笔的方式来进行非常哲学化的文本操作呢?我想文化大师的天才思维方式必然是先天地与科学系统的范式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自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思维建构了规范化的科学文本范式,形成了逻各斯主义一种强大的形式霸权。由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顺理成章地形成了“结构主义”的倾向。德里达在《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一文中指出:“中心的作用不仅是要引导、平衡和组织结构――人们其实无法想象一个无组织的结构,而最重要的,则是要保证结构的组织原则对或许可称之为结构的自由嬉戏的现象加以限制。”“中心又将它自己开放,并使之成为可能的自由嬉戏封闭起来。既作为中心,它就成为一个点,一切内容、构成成分、或者条件项的替换在这里都不再可能。在中心点上,构成成分(当然也可能是一个结构中包容的多个结构)的变更或转化是被禁止的。至少这种变更一向是被阻断的。”结构对封闭和完整性的欲望,由于作为意义和可理解性的保证,变成了压制的手段,变成了表现既定结构所依赖的创始过程始源的压制手段。因此德里达提倡写作中“脱离中心”的现象,这种对结构的批判,形成了解构主义的基础。①

由此可以理解钱锺书为什么要拒绝系统结构的著作形式。钱锺书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②又说他有太多的想法,若要一一铺开写来,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其实钱锺书对于“结构”有着不信任的态度:“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③注意钱氏的自白:他喜欢“鉴赏、评判”,“有太多的想法”,“系统结构终究都垮塌”,而随笔形式正是发挥鉴赏评判,太多想法和使个别见解得以流传的自由形式。科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结构”是一种归纳,用人工制作的强制手段整合一种否定自由精神的机械形式,而哲学、人文科学的本质却是自由阐释,以葆生命原生态的丰富情状。德里达认为写作本身存在着某种最终逃避一切系统和逻辑控制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意义不断地隐现、流溢和扩散,它们不能被完全纳入本文的结构范畴。这种情况在文学的话语中最为显著,哲学也如此。④这段话移用来理解“钱锺书文体”十分恰当。杨绛这样比较《围城》和《洗澡》:“我跟锺书无法比。他笔下是生气勃勃的,是旺盛的,我笔下是干枯的。他的《围城》看了要哈哈大笑的。我的《洗澡》看了哈哈大笑的也许有几处,比较少,文字上开玩笑也比较少”。⑤可见在人文学科中有两种类型的文本:一种是生气勃勃的旺盛的解构主义随笔文本,一种是规整、老实、明晰的结构文本。随笔文本本质上是解构主义的,是演绎联想功能的话语;结构性文本是逻各斯主义的,是归纳整合的封闭格式。

钱锺书的艺术审美主张主要来自文化史上自由解构主义的人文传统。他无疑属于庄子一类通过“游艺”以“游心”的文人(他一向以文人自居而不以学者自居)。他天性中有强烈的顽童式痴气,在他大量吞食甜咸杂进的奇书阅读侦探小说的文化修养中,在他纵横恣肆的闲聊喜好中,终生保持着一种趣味主义的游戏精神,于是发为文章,那掩抑不住的自由狂放和游戏旨趣,自然采取了庄子那种“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文体形式。钱锺书颇中意于梁简文帝的“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的主张,这颇可看作他为人与造艺的写照。在宋代文人中,他最激赏的是苏轼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寓妙理于豪放之外”那行云流水姿态横生的文化风度与杨万里的“活法”,而颇有微词于梅尧臣的“平淡”和陆游的平板钝拙,进而对江西诗派的形式主义严加批判。⑥钱锺书对于西学,一、取法于现象学的直观还原法;二、心仪于现代阐释学;三、跳过结构主义而直接进入解构主义。⑦总而言之,“钱锺书文体”既是他的自由生命意志的天性天才的流露,又承继了东西方人文科学“自由游戏”话语精神渊源。物理学家海森堡说:“每个工具都带有用来创造它的那种精神。”信然。

钱锺书说:“我没有什么本领,我不过是善于联想而已。”比喻思维的核心是联想,连类引申演绎的核心也是联想,旁敲侧击、借题发挥、旁征博引、散漫扯淡都是联想驱动下生气勃勃随意任心的表述。在《管锥编》中,他酣畅淋漓地发挥陆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游心境界,引了《全唐文》中韦承庆《灵舌赋》的话:“萌一绪而千变,兆片机而万能。……转息而延缘万古,回瞬而周流八区”,认为赋心者之形容最妙。这其实就是他自己联想的形容。联想是自由的,也是天才的,联想是游戏,也是阐释。联想就像舞蹈,行云流水,曲折翻腾,迂回妙妩。联想即“放荡”,纵横恣肆。联想又是即兴的,性灵的,神龙见首不见尾,鬼怪般的聪明,飘瞥超逸的风致。联想最能有风格,有风流,有潇洒,有才气,足以表现文人习性才子腔调。联想才可以打通,才可以兼融,才可以穿梭进入大大小小各个房间,在迷宫里游走。歌德说谈艺者(批评家)之“见”说:“能入,能遍,能透”,非联想不可以臻此。联想是解构主义阐释的法宝,使意义生出意义,对阐释又加阐释,异延再异延。联想又是闲聊扯淡的驱动器和趣味主义的魔术。文化随笔的本质就是在人文学的一切领域自由联想解构阐释。

据晚近消息说,科学泰斗爱因斯坦脑部结构的秘密,被加拿大神经学家破解。研究小组发现爱氏大脑除了左右半球的顶下叶区域比常人大15%,非常发达(因此特别适宜于数学思维、想象力及视觉空间认识)以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表层很多部分没有凹沟,这些凹沟就像脑中的路障,使神经细胞受阻,难以互相联系,如果脑中没有障碍(即凹沟),神经细胞就可以横行无阻进行沟通,思维活跃无比。研究小组的结论是:爱因斯坦的天才是天生的,并非后天用功求学得来。这则消息使我想到人文天才钱锺书,他已随火飘然融化,我们无法破解他的大脑结构的秘密,但我猜想他的脑部表层一定也像爱因斯坦一样没有凹沟,才可以自由纵横地沟通联想,自由联想正是人文学者创造性天才的标志。我们将永远只能从“钱锺书文体”中揣摩这种自由联想的性灵天才和活法了。

三、錢锺書文体的整体风貌

现在我们试图进一步把握“钱锺书文体”的整体风貌。

要把握“钱锺书文体”,往往使人无可措置的惶惑――他是一个不能以现代科技范式来规范的智者,在一个特别讲究科学范型、分工明晰、思维条块分割的时代,他是一个异数另类,一个边缘智者,一个综合性的大师,一个超越型的天才。定性他为学者,他没有二十世纪标准型的学术著作;命名他为文人,他的文学著作(包括文评)中处处表现出学术文化哲学识见的内涵;他的学术著作不专意于逻辑系统结构而有丰富的艺术性文学性,他的文学著作又有太多的理性成分。他自称是个鉴赏家,他自述他的旨趣在打通,又说“我不是学者,我是通人”。以穿梭飞扬任性游心的文才来打通,无非表明他要超越专业立场进入人类一切感性与理性的堂奥而成为智者,大概可以用司马迁的话说,他的理想深心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文人的一面表现了他的自由审美风度,通人的一面表现了他的智慧广度,批评家的一面表现了他的人间情怀。相对应这三面,他的文本表现了三大方面的擅长内容:

欣赏有趣的内涵意味

对人类性(心理、精神)作追究评判

臧否荒谬的,分辨似是而非的,破解矛盾的

钱锺书是一个有太多发现发明的人文鉴赏家,无论是由于他全知全能式的上帝智性,或者是由于他精细的解构分析,或者是由于他的善于联想打通的悟性,都使他尤擅以发现、发明为写作的得意的趣味,也使他的批评显得尖刻无情地科学。无人能及的博学和记忆力,使他的发现发明简直是铁证如山的归纳法,但他偏偏不做“证明”的学术,始终保持着一份发现、发明的追究趣味。这样,他的文体便有了这样的特征:以博综引证来推翻以偏概全的结论,以精辟精细的鉴赏来提出许多艺术发现的新见,以比较连类引申打通的方法来证明人类性人文性的哲理,以心理人性的诛心之论来证明普通习见为常但未加论证的常识,从细节勾勒系统,用考证来揭发历史上人文现象的隐秘联系,千里灰线,万古源流,在他慧眼烛照下三言两语便轻轻拈出。

钱锺书的文体趣味与他对人性的鉴赏兴趣有着根本的关系。钱锺书思想中的一大主题是感慨人性的邪恶,他认为人最灵又最坏又最难防,研究人性解构人性理想主义神话是他的一大旨趣。他对人性中的残酷,对存在的荒诞,对人与人无法沟通而产生的孤独感有着透彻的认识,他是一个对现实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而用他犀利的眼光看来,他对一切人为制造的冠冕堂皇的已成定见的虚伪理论和弱智迂腐的庸见便有了解构破除的分析兴趣。揭破矛盾成了他玩乐游戏哈哈大笑的乐趣。正如他在《论快乐》一文中说:“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这样,悲观和乐观构成了他的文体的一种人文张力,理智上的看透与感情上的理想构成了他的文体的一种矛盾,“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玩笑。”(《论快乐》)又例如他是一个彻底的人文学者,而非常清醒地远离意识形态政治功利,正由于他纯粹哲学的人性旨趣而鄙视太社会化的知识分子作为,他是有社会性而弃社会化,有人间情怀而弃世俗功利。这就使得他的文体具有了“全知全能式的上帝视野”和“鉴赏批评人性”的超越理性主义特征,在理性上是悲观的,在游戏鉴赏揭破矛盾上是幽默喜剧的,在永存理想希望的根底上是乐观的。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中他说:

但是,世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批

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

浏览。

“写在人生边上”这是值得注意的文体视角。在围城外看围城,在人生边上看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走得出此山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只看到钱锺书永远“高高在上”的立场,有些文化人颇不满意于钱锺书那种永远高于一切人的审视与幽默的超然态度。其实钱氏要努力追求作为一个智者,他只好采取一种全知全能式的上帝视角,这才能超脱,能在人性的、价值的、文化的最高度获得一种客观,保有一种比一切人都聪明的灵感和洞察力。他为谁而说话呢?他只为一种存在作解释,他便是一个灵活的现象学还原和解构的学者,一个以真理和人类性价值为阐释对象的智者,哲学才是他的目的。

一旦升上观照的最高立场,理解、阐释和趣味鉴赏便天然地结合起来了,“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悲剧”,⑧表现为精锐、巧思、伶俐、活泼、灵动,在文化风度上便表现为狂放、尖刻,对一切都阐释的以议论为诗、对一切都嘲弄的幽默玩赏,例如这段:

掌柜写账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喂孩子

吃奶;奶是孩子吃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

管理的。她满腔都是肥腻腻的营养,小孩子吸的想是加糖的溶化猪

油。她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的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

算得不落言诠的好广告。 (《围城》第五章)

刻薄人善作文字。一般人对上面这片断的世风会很通达的原谅以表现与人为善,但钱钟书却从文明的高度予以嘲弄,其中不无恶作剧的发挥,便显出一种文化的刻薄。机智首先在于采用诙谐和幻想方式,将那在表面上似乎相同的各种观念或者潜在矛盾丝毫未被觉察的事物细致地分解或分别开来,这是非常敏锐的择别力,透过表层直逼底里的真相。机智既在于清醒,更在于对复杂的洞察,也在于全知全能的超越,同时在于由理智批判带来的喜剧性。批判性思维是严峻的,人生、人性的戏剧在上演,四面点着批判者的蜡烛,照明了台上的把戏。钱氏很好地保持入世与出世的张力,以出世的处境远离社会的污染,以入世的眼光解构一切文化现象,这是一种“热中冷血”的风格。

“文体”是一个融合着文化哲学、人文智性、艺术审美风格和语言表述技巧的综合体。集文人、通人、鉴赏师、批评家、学者、思想家于一身的钱钟书,他的文体博大精深。博学无非是一种表象,智慧才是他的本质;随笔是其选择的文类,解构才是他的目的;趣味鉴赏是他的态度,天真痴气自由才是他的审美天性;借题发挥放任联想是他的方法,打通以欲究天人之际才是他的企图。他有江南文人的风流倜傥,又有欧西随笔巴洛克风格的资养(有那样辉煌华丽的外观,那样细致精巧的内饰技术,那样热烈生动的情调),他的臧否自负横扫一切的漂亮,无非是一个严格的人类文化立场上天才的批判表现。在他的文体里,锋芒与涵养,散漫与严谨,畅支与致幽,幽冷与华美,游戏与批判,精细与宏观,肆端与博综,阐释与幻想,卖弄与激扬,玄索与通解,性灵与机智统统集大成地水乳交融成一体,成为他特有的“五色笔”,他的文体是超越简单文类语体风格的天人文本。钱锺书是中国文化随笔的真正大师,能站在自由精神的立场解构阐释人类文化的审美者,他才真正使他的文体上通于神下达于人间世,他的著作真正做到了“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萌一绪而千变,兆片机而万能,转息而延缘万古,回瞬而周流八区”。这是一座宝库,我们岂能轻易窥破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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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91年10月版

2 《中国诗和中国画》

3 《读<拉奥孔>》

4 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

5 见89、4《光明日报》宫苏艺《杨绛谈<洗澡>的写作》

6 参见《谈艺录》三二、三三条

7 参见胡河清《真精神与旧途径》第四章,河北教育出版社95年5月版。

8 英国H·沃尔波尔语,又译:“这个世界对思考的人而言是喜剧,对感

觉的人而言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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