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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一)

更新时间:2013-07-03 22:00:31
作者: 赵园  

  

  一些年前写过一篇《关于“老年”的笔记》,收在了自己的散文集《窗下》中,一个小友读了,说是有点恐怖,何以将“老年”这题目作成了这样子!或许我那时还不够老。但“老年”本是生命中的一段,与其他任何一段一样理应受到关注。而我自己,则是到了身边的亲人渐渐老去,故去,才体验了发生在这生命途程中的温暖与严酷,且由己及人,想到了与“老年”有关的种种……

  近读《顾颉刚日记》,其中有“老的定义”,包括如下几条:“一、身体各部分功能衰退。二、无抵抗气候变化的力量。三、不可能紧张地参加社会活动。”接下来说,“此必到了老年才会深切地感到,年轻人及中年人均无法领会”。以上文字写于1964年,那年顾氏71岁,所写均为他的经验之谈,“过来人”的切身体验。由顾氏晚年的日记看,他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关注,较吴宓更甚,尤以睡眠、排便为大端,几乎逐日记录。看起来失眠与肠胃疾患像是他的一大负担。吴宓的晚年日记,则几乎逐日地记自己的吃喝拉撒,种种病痛、不适。我猜想吴、顾日记中的如上内容,一定令年轻人难以卒读的吧。

  顾氏多病,日记中反复诉说“老年之苦”。去世前一年的10月29日,在日记中说:“近日天气,忽阴忽阳,殆所谓‘满城风雨近重阳’者。此在年轻时读之,固觉其美,而今日则为胆战心惊矣。老人处境,真不能自己掌握矣。”实则顾氏的老年并不枯槁。顾为苏州人,或许得自早年的陶冶,日记中的顾颉刚,爱花成癖。

  1964年5月5日:“怀念江南之春,不胜神往。”“藤萝花近日大开,朗润园中不愁寂寞矣。”

  5月10日:“近日园中盛开者为刺梅之黄花,藤萝之紫花,扑面者为柳絮。”

  5月18日:“近日校园中仅有刺梅及洋槐花未残耳。绿肥红瘦,又是一番景象。”

  5月19日:“始闻布谷鸟声,委婉可听。此鸟所鸣,苏州有‘家家布谷’、‘家中叫化’两说,徐州有‘烧香摆供’一说,此城中所不闻。洋槐花落,镜春园中殆如以氍毹铺地,使人足底芬芳。”

  1965年4月19日记往北海“饱看春色”,说自己“最爱者碧桃,为其丽而端。其次丁香,为其芳而淡。又次则海棠,为其艳而不俗。若榆叶梅,则过于艳冶,品不高,花已萎而不落,又使人生憔悴之感也”。

  同年5月7日观赏景山之牡丹,说:“举凡姚黄、魏紫、宋白、王红诸名种皆备,置身其间,浓香馥郁,洵可爱也。”你应当想到,那已经是“文革”前夜。

  到风暴将至的1966年的4月3日,顾氏在香山路上,还欣欣然地看“白者李,赤者桃,淡红者杏,吐露在松柏间”。

  同月12日,因“花事正浓”、“徘徊不忍去”,陶醉在香山的花海中。

  当着饱受冲击之后,1971年环境稍宽松,就期待着公园开放,使自己得以“徘徊于林石间”(8月23日。以上引文均见《顾颉刚日记》第十、第十一卷)。

  顾颉刚不如吴宓的健饭,食欲旺盛,对寻常美食津津乐道;也不像吴的随遇而安,对“待遇”多有不满,却酷爱花木,对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纤敏的感受,于此更有文人习性。他们也就各有自己的排解方式,多少避免了被不健康的情绪所伤害。

  由日记看,梁漱溟对公园作为环境情有独钟,且足甚健,京城各大公园似无所不至,散步,习拳,与友人聚谈,饮茶,用餐,兴致盎然。因了情趣,这老人会不惮烦地寻觅某种食物,无论水果还是京城小吃(比如面茶)——是并不奢侈的享受(梁氏日记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

  顾颉刚、吴宓“文革”中的遭遇,因日记书信的面世已广为人知。但若仅由老人生存状况着眼,你不妨承认,无论吴、顾这样的知名人士,还是你我普通知识人,较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中的老人,已经说得上幸运了。曾经有剪报的习惯,至今也偶尔一剪的,就有如下剪得的片段。

  《南方周末》1998年7月6日署名陈冀的文章,同年《文摘报》以《七旬老妇经营淫业只为棺材本》为题有如下摘录:

  四川省安县破获的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容留妇女卖淫嫖娼案,已查实的76起个案发生在秀水镇鸡市街小巷里一间没有窗户、设备简陋的十平米大小屋子里。76岁的房主张秀贞,把它经营成了一个淫窝。

  每当暗娼带着客人来到,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就颤颤地用唯一的磁杯泡上茶,放在靠床的小方桌上,然后坐到门口望风。之后,她会收到嫖客2元、3元、5元不等的“床铺费”。一年里,12名暗娼在这里接客76次,张秀贞收入大约292元。

  ……

  秀水派出所审查一名嫖宿人员时牵出了张秀贞。警方从张家墙角的米坛子里搜出了她292元赃款。

  在提审室里,老妇人担心那292元钱要被没收竟大哭起来:“那是我的棺材本啊!”

  张秀贞一生未曾生育,儿子是丈夫的,因为家境贫寒做上门女婿去了外乡。五年前,张秀贞的老伴过世时儿子回过一次家。丧事办完,儿子拉走了张秀贞放在床下的三根圆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秀贞从此落下一个心病,棺材就是她一生努力的回报,死后一口好棺材,几乎就是一生善终的全部保证了。然而她最终没能要回那三根圆木。

  我未核对原文,不知上述摘录能否反映该文的原貌。我得承认,这故事让我感到的不是嫌恶,而是无边的荒凉。上述报道中老人处境的绝望,使得人们面对容留卖淫嫖娼这样的罪恶,也不免心情复杂。

  2001年第2期的《法制与新闻》所刊《“孤儿寡母村”见闻》(作者山晓),记述了一位乡村母亲的故事。那是鄂西北大山深处的竹山县。当年这个贫困县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到河北、河南、陕西的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私营小矿窑挣血汗钱,且往往一个村子、一个家族集体出动,一旦发生矿难,对于相关家庭以至村落,就是灭顶之灾。这个名叫李玉兰的老人,在矿难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婿。

  “这日,漫天的雪花伴随着落叶在大山中飞舞,李玉兰老人独自背着一个背篓在公路边守候着。嘴里念叨着:没啦,都没啦……”

  矿难后女儿、儿媳不堪重负,相继出走,儿媳还带走了唯一的孙子。“两位老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俩常常在黑夜里哭喊道:吃人的矿窑啊,现在日子咋办啦……白天,他们常会神经失常般地到几公里外的公路边,望着一趟趟班车来来往往,希望总有一天奇迹会出现……”

  我没有读到过较之这篇更令人沉痛的关于“矿难之后”的报道。这一对老人在他们的衰暮之年所承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彻底地摧毁了他们残余的生活。人生至痛,无过于老年丧子,且失去了仅有的生活保障与生存的理由。对于这样的绝境,很难想象当时的地方当局能够施救。

  近年来发生的矿难中,有精神失常的母亲拨通了井下早已身亡的儿子的手机,欣喜若狂,一次次地拨打,直至将电耗尽的故事。在“孤儿寡母村”之后的变化,是倘无瞒报,死者的亲属可以指望稍高的赔付,但又有什么能补偿丧子之痛?

  《南方周末》2003年8月7日第31版《唐全顺赌球案调查》(作者为《南方周末》驻沪记者刘建平、实习生朱红军),记述了一位曾较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1988年全国甲级足球联赛的最佳射手,因赌球而进班房的故事。看来赌球由来已久,不知何以拖到了近期才被“引爆”。这篇报道令我不能忘的,却是赌球案衍生的次要情节,一个插曲,即犯案球员的老母亲的故事。该文说,那位老母亲久已见不到儿子,在上海杨浦区棚户区的生活极其拮据。据记者所见,这位老人“住在一间旧房内,床板上铺了一张补了又补的凉席。上海正值酷暑,记者坐着尚且汗如雨下,而老人的家中,既没有一台电风扇,也看不见一样电器”。“邻居们主动地跑过来,他们抓起一瓶没有标签的腐乳告诉记者,这就是老人每日三餐的下饭菜。为了省米,老人三餐喝粥,为了节省一点煤气,不等粥煮开,就将锅端下来,靠着余热将米涨开。”“有人传过话来,唐全顺还要为赌球罚款2000元。老人为此夜夜痛哭,不知该到哪里找这笔钱……”

  不知这篇报道之后,老妪的境遇是否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杨浦的棚户区已经改造,改造后的该区还有没有这位老人的栖身之所?

  《民主与法制》2004年4月上半月袁艺的文章,以《讨不来工程款,包工头以命抵债》为题,刊登在《文摘报》2004年5月2日第8版上。这是一个因被房地产商拖欠工程款,石家庄藁城市包工头王爱民被逼上吊的故事,其中李孝民老人的故事也只是一段情节,一个小小的插曲。这老人的儿子、儿媳在石家庄打工时死于煤气中毒,家里有患尿毒症的老妻,与八岁的孙女。六十多岁的老李撇下病重的老妻,在王爱民的工地上挣钱养家。包工头被欠款,“老李只好离开工地,背着行李开始在火车站附近乞讨,想积攒几个救命钱回家过年。天寒地冻,无处栖身的老李手脚被冻得化脓溃烂”。当此之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包工头王爱民……

  这么一些年后,包工头被欠款、农民工被欠薪的故事仍随处上演。至于老李的老妻,或早已不在人世,老李和他的孙女是否有一份温饱的生活?

  《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记者柴春芽《甘肃民勤县:沙患与水荒中的艰难抉择》一文中,老光棍丁泽年的故事算不得凄惨:

  7月4日中午,字云村四社最年长的老光棍丁泽年尾随着羊群,艰难地在沙漠边缘穿行。“我现在啥也没有。地不能种了,我就替庄子上的人家放羊换口饭吃,现在羊也不让放了,怕把固沙的草吃了呢,要让圈养哩,我还是偷着给人放吧,不然咋活哩?”放牧一天的报酬是吃一碗面,丁泽年急忙赶着羊群往村子里走,生怕错过了当天的午饭。

  丁泽年家弟兄6个,他排行老大。2001年内,他的五个弟弟和他们各自的家庭全都落荒而走,丁独自住在“先人”留下的一间黑土屋里,门前是弟兄们走后留下的大片废墟……

  “文革”期间我曾有两年时间在乡村生活,知道每个村子都有丁泽年这样的老光棍,他们不能婚娶多半因了穷;兄弟多的,则兄长是当然的牺牲,晚景无不凄凉。

  ……

  同一家报纸曾对我家乡河南的一个村庄(小常庄)有一段时间的关注,关注所及的,就有那村子中老人的生存状况,比如那个同村人也大多不知其名的“老队长”,和另一个叫常文付的老人。该报关于小常庄的最后一次报道,老光棍“老队长”已然死去。“麦前,老队长被送进了敬老院。”他几乎已经不能动了,佝偻在只有一床破被的空荡荡的老屋里。“麦后,他被拉回来了。一茬麦子之间,人生画上句号。”(《南方周末》2008年1月3日第24版)

  这家报纸关于小常庄的报道已经中止,小常庄的故事却仍在继续。或许还有读者对这村庄有一份惦念,比如希望知道,常文付老人和他卧病在床的老伴,是否得到了子女或村民的照顾;常文付老人是否已无需再住在牛圈里,守着那头被作为生存之资的老牛;常文付老人的腰病是否已加重,记者走后,还会有人陪他去医院吗?他是否还有另一次机会,在附近小餐馆里享用他从来不敢奢望的“美食”?

  剪贴在上面的文字,多半嵌在长篇报道中,或许是其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段落,只是我不能忘记罢了。之后继续由媒体读到老人的故事,也仍然过目难忘。2009年9月4日《报刊文摘》摘登《广州日报》8月31日的报道,说在广州玉龙新村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裸着上身,蜷缩在不到一平方米的箱子里,那是他贫困的儿子所能为他提供的住所。电视剧《蜗居》热播时引起不少共鸣,但这样的“蜗居”,却是剧中那些“蜗居”者不能想象的。

  在上述显而易见的贫困之外,更有隐蔽的贫困,易于为人忽略的贫困。

  2005年在陕西,听到了“613870部队”的说法。61指儿童,38指妇女,70即老人。在男人外出打工后的农村,农田中劳动着的就是这支“部队”。听当地一位省级干部说,他曾在欲雨时分在田间看到,女人拉车,儿童帮车,老人撒肥料,为这一景而动心。这位有悲悯之心的干部没有提到的是,乡村中逐年增多的“空巢家庭”,留下的是孤独无助的老人,甚至被弃养的老人(1)。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些老人付出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牺牲,为“改革发展”的牺牲,却不能免于被“发展”了的社会所遗忘,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甚至被亲人、子孙所遗忘。

  妇女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老妇也因此,往往比老翁要经受更长时间的苦难。多年前曾经在电视节目间看到过一个公益广告,是动员对老人的慈善捐助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慈眉善目。你看到她拣柴,背对着你向坡上走,在坡顶院子的门槛上稍坐,由屋里向院子里泼水,独自烧火做饭,用尖细的嗓子向记者唱当地的山歌。旁白说,这样的老人,每年四百元就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公益片播放不久,不知何故由荧屏上消失了。其实那片子拍摄的,远不是最凄凉无望的情景。将老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呈现在媒体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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