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晓原:“蒙古问题”和冷战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更新时间:2013-06-22 22:04:06
作者: 刘晓原  

  

  美苏超级大国的争夺是冷战时期公认的国际政治主题,向来也是冷战史学研究的中心。可是实际上“冷战时期”的历史比“冷战”要丰富得多。本文试以一种“本末倒置”的眼光来研究冷战时期的历史,即不以冷战为聚焦点,而把超级大国的对抗看作其它历史进程的外部和“边缘”的条件。具体说,通过探讨冷战初期的“蒙古问题”,本文意图不在说明中国的边疆事务对于冷战如何重要,而是试图揭示美国从冷战出发的对华政策如何成为中国解决民族边疆问题的一种条件。

  中国古代传统政略的要旨之一是注重“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1]清代满族统治者以满、蒙、汉、藏、回五部相互制约为立国的基础,依然重在各部人民的隔绝,用血缘、文化关系确定内外亲疏。这种情况到了民族主义在亚洲崛起的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中华民族”从代表单一汉族的族称演进为包容多民族的政治概念,成为坚持中国统一的主导观念,同时中国边缘地区的各非汉族也形成自身的现代民族观,并追求用文化或政治方式加以实现。这时传统的模糊的“内外亲疏”观念早已不适用于中国的国家事务,取而代之的是用法律明确界定的“内政”“外交”范畴。于是,在中国从一个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形的过程中,和中国“主权”“领土”息息相关的民族冲突难以避免,核心问题往往涉及某个边疆民族的“内向”或“分离”,解决过程常有国际势力卷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延续几十年的蒙古问题便是一例。

  从冷战的观点来看,二十世纪中期的蒙古问题不过是细微末节。但是对中国和蒙古民族来说,这一问题却至关重要。当时,蒙古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意味着与外蒙古关系的正式“外交化”和内蒙古继续的“内政化”。对蒙古民族这则意味着同一民族被一道国界一分为二。从1921年到1945年外蒙古演变成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和苏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早已为人熟知。但是如果以为1945年8月的中苏条约和10月在外蒙举行的全民投票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蒙古问题,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些从法律上确定外蒙地位的事件恰恰加剧了中国境内的蒙古问题。战后,一些内蒙人士受到外蒙分离成功的鼓励,并利用苏蒙联军占领华北、东北一些地区所造成的便利条件,开始积极争取内蒙与外蒙的合并或内蒙在中国境内的高度自治。由此而起的斗争牵涉到党派斗争、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在中国国内,当时正在进行殊死斗争的国共两党对内蒙民族的自治要求有不同的理解和对策,但在维护中国对内蒙主权这一点上,国共并无二致。在国际上,苏联的战后外交政策继续维持传统的缓冲战略,在苏联东部边界满足于巩固外蒙的卫星国地位,而对外蒙政府的泛蒙古倾向则加以约束。这样,美国作为在战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势力之一,自然被内蒙一些自治派别看成是最有可能援助它们的国际力量。但是本文对美国“内蒙古外交”的研究表明,冷战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对当时在内蒙出现的自治和分离运动并没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消极意义上讲,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抑制战后内蒙古对中国离心的国际条件之一。

  

  “东部边疆”

  

  二战结束不久,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泰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宣称:“现在中国是我们的东部边疆”。[2]显而易见,福莱斯泰尔的欧洲中心观使他不习惯把中国看成是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的“西方”国家。他有美国人开发新边疆的冲动,可是对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关系则是不知所云。与从西、北方向同中国接壤的英、俄帝国不同,在历史上美国向来是自太平洋方向从东向西与中国接触。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东亚的影响急剧上升,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依然遥远而神秘莫测。以往美国政府经常可以借助英帝国长期的殖民经验了解中国和亚洲的种种问题,可是内蒙古则例外。尽管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内蒙地区一直是英国势力的一个盲点。[3]战后内蒙政局动荡的最初几个月,英国驻华外交官们不得不承认:“对内蒙的情况,我们的困难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因此,我们的评断搀杂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凭空猜测”。可是英国官员们并不缺少对蒙古人的偏见。在他们眼里典型的蒙古人“不懂也不管任何‘主义’”,仅仅希望“不被打扰,能和他的妻女们、骆驼、畜群住在一片肥沃的绿洲,近处可以听到喇嘛庙的悦耳铃声”。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没有莫斯科阴谋策动内蒙进入苏联的“外层网络”,内蒙古人自己绝没有能力进行和保持任何独立的政治运动。[4]

  美国官员虽然比英国人对战后的蒙古问题更加关注,但他们对内蒙的情况同样茫然无知。二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在察哈尔首府张家口设领事馆,希望以此为窗口窥测日、苏在蒙古的动向。随后,由于日、苏势力在内、外蒙迅速扩张,这个窗口不得不关闭。[5]中国抗战后期,中美军事情报人员一度进入内蒙。从1944年1月到1945年11月,中美合作所在绥远省陕坝设立了一个情报集训中心,44年冬戴笠和美驻华海军小组的米勒斯曾亲往视察。该中心共训练了九百多名人员,多数结业后加入傅作义手下的美式装备的“游击”队伍,与当地的中共力量缠斗。[6]除此以外这个机构并没有帮助美国政府增进对蒙古问题的了解。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美国先后在中国东北的长春、大连、沈阳、西北的西安、兰州、迪化开设领馆,唯独忽略了两地之间广袤的内蒙地区。[7]1945年10月,出于对美国长期战略的考虑以及对东北、华北政治军事局势的关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应对这种缺陷作出弥补,提出美国应取得在内蒙和满洲勘测绘图的权利,并以此作为同国民党政府战后合作的条件之一。[8]虽然这一要求没有实现,此后马歇尔对中国内战的调停使命却为美国进入这些地区开了方便之门。1946年初,国共一边谈判,一边在绥远、热河争夺地盘,美国军用飞机则载着国、共、美三方小组到各个热点执行停火。当时国共双方同意,美国飞机和地面观察人员可以在赤峰、多伦、承德等要害地区“毫无限制地行动”,[9]美国的所谓军调人员因此得以就近了解内蒙古的民族政治情况。在马歇尔使命失败以后一段时间内,在东北和华北的美国外交、情报人员以及美国中国救济署的官员依然可以继续向美国国务院输送有关内蒙的情报。可是到了中国内战的最后两年,美国势力随国民党政府南撤,与内蒙地区的直接联系就此中断。此后,美国政府中即使还有福莱斯泰尔式的“边疆开拓者”,对内蒙古边疆也是鞭长莫及了。

  

  从张家口到王爷庙

  

  在美国决策人心目中,蒙古边疆即是同苏联竞争的战线,因此美国官员甚少从中国国内民族政治的角度来看蒙古问题。换句话说,美国官员把战后中国看成一个壁垒分明的竞技场,国共分别以美苏为后援,各执一端,内蒙古的民族争端仅是这场大竞技中的一个小场面。

  在日本投降前夕,在重庆的美国使馆官员从国民党方面听到一种说法,即中共正在策动内蒙蒙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以便使中共根据地和苏联势力范围联成一片。1945年9月,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果然出现了一个“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张内蒙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稍后,一群在重庆示威的反共学生指称中共和莫斯科是在内蒙西部制造蒙古分离运动的罪魁祸首。开始时美国使馆官员对这类指责并不相信,认为蒙古人的行动可能是自发的,与国共之争无关。[10]

  为国民党当局所始料不及的是,战后头几个月在西蒙发生的事件仅仅是内蒙民族主义的一颗火星。事后国民党也一直没有向美国人通报,这颗火星恰恰是被中共扑灭的。[11]中共当时对内蒙民族运动的态度是反对“分离”指导“自治”。1945年11月,中共授权党内地位最高的蒙族干部乌兰夫(云泽)在张家口主持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采取措施向外界澄清中共对内蒙自治问题的态度。三个月后,在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及另外一些中共干部的陪同下,乌兰夫接见了美国情报官员“白智仁”(FrankBessac)。这次谈话的内容至今不为外界所知。中国国内出版的《乌兰夫年谱》仅仅说,白智仁“在谈话中极力挑拨中苏、中蒙关系和蒙汉关系,还提出了许多挑衅性的问题和荒唐的建议,乌兰夫等用大量事实给予了有力的驳斥”。[12]

  正当中共在西蒙调整确立自己对内蒙自治运动的姿态时,内蒙民族主义的大火却在东蒙燃烧起来。1945年8月10日,乘日本投降在即,一部分伪满“兴安省”日本军校的蒙族教官和学生举行了兵变。随后,部分蒙族知识分子和前伪满政府官员以早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名义在当地组党,并提出内蒙并入外蒙的主张。在外蒙拒绝了合并要求以后,东蒙运动将其短期目标改为在中华民国境内争取高度区域性自治。为此目的,一个“东蒙人民自治政府”于46年1月在兴安盟首府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成立。这些事件对内蒙全局意义深远。当时中国境内蒙族人口的大多数分布在东蒙和西满地区,内蒙部分地区和东北尚处于苏蒙联军占领之下,而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斗争也在这些地区开始白热化。在这种极端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王爷庙为中心的内蒙自治运动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本地力量。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国人对东蒙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46年2月末,国民党当局把“东蒙政府”派往重庆的一个代表团阻滞在北平,这使美国战略情报处官员“司马笑”和“德尔思德加利”得以会见了担任代表团领队的东蒙领导人之一玛尼巴达拉。在会谈中,玛尼巴达拉竭力想使美国人相信东蒙运动是反对中共的,它的政治目标仅限于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取得民族自治。美国人则针对东蒙运动的组织、历史、领袖人物、区域、党派等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最使美国人最感兴趣的是东蒙运动和中共、苏蒙联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他们要玛尼巴达拉澄清东蒙领导是如何“欢迎”苏联援助的,王爷庙“政府”在什么程度上受当地苏军当局的指导。美国人表示难以相信,鉴于东北的复杂情况,东蒙运动怎么可能不被苏联利用。他们甚至问,既然苏军已进驻东北,为什么东蒙领导不向苏军要求批准自治,却要派个代表团去重庆?为了确定东蒙运动对国共斗争的态度,美国人要玛尼巴达拉表态,对王爷庙“政府”来说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政策对内蒙自治更有利?如果国民党政府不赞成东蒙“政府”,东蒙领导将会采取什么样的下一步行动?对这些问题,玛尼巴达拉声辩说东蒙运动是中国内部的事情,绝无苏联背景;东蒙对中共目前的态度是互不相犯。但是当美国人进一步试探,表示有兴趣到王爷庙访问时,玛尼巴达拉则以安全为由说要得到苏军事当局的批准。美国人对苏联插手内蒙问题的疑虑,在这些提问中可见一斑。与乌兰夫不同的是,玛尼巴达拉不仅没有“驳斥”美国人反而称美国是内蒙民族的“恩人”。他只是建议美国政府多多研究欧文·拉铁摩尔的著作,以取得对蒙古事务的正确理解。[13]

  由于后来东北战局恶化,以上会见成为东蒙运动和美国方面的唯一直接接触。当时美国方面对东蒙尚没有明显的政策意图,会见的目的主要在于收集情报,只是美国国务院对内蒙局势的了解并没有由于这些情报而有所改进。1946年6月国务院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向美驻苏使馆通报了国务院迄今获得的关于内蒙的“最佳情报”。据报,云泽是受过莫斯科训练的绥远蒙古人,在45年6月组织了“内蒙自治联合会”(正确日期应是45年11月)。至于王爷庙的情况,艾奇逊以轻蔑的口吻说那不过是几个“没有被解除武装的前伪蒙人员”搞起来的一个临时自治政权。不久,搬到南京的美国使馆向国务院发回它对内蒙局势的第一份详尽报告。在报告中美使馆对国民党政府的蒙古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蒙古人的自治要求有其“合理性”。使馆还认为,尽管目前的内蒙自治运动可能受到苏联和外蒙的影响,但是这些运动的根源在中国国内;国民党政府最近拒绝接见东蒙代表团,因此已经失掉了加强王爷庙内部反苏反共力量的机会。报告对内蒙政治派别的说明反映了当时美国驻华官员中一种带普遍性的误解。报告说内蒙现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运动,其一以云泽为首,活动范围限于察哈尔,这个运动受中共指导并“带有明显的分离倾向”。其二以王爷庙为中心,“是一个发自本乡本土的温和的运动,仅要求在一定限度内的自治”。美使馆认为,中共对蒙古问题的有力和激进的政策会得到内蒙民族的“真诚的源于自身的”响应,国民党政府则没有积极的对策可以抵销中共的号召力,因此云泽派很快就会兼并王爷庙派。根据这一推论美国国务院只能看到内蒙问题的一种前景,即在中共掌握下的内蒙古分离运动。[14]

  这个判断的错误在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504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