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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我为毛泽东拍“内片”

更新时间:2013-06-18 20:36:24
作者: 叶永烈  

  

  在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时,我从报上读到记者采访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报道:

  1975年,她接到了一个任务:要为毛泽东主席录制一批京剧唱腔。用二胡来演奏京剧唱腔,既要展现京剧演唱的韵味,又要保持二胡自身的特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闵惠芬曾在不同的文艺团体工作过,又具有相当高的二胡演奏功力,再加上当时年纪轻,于是,她决定全力以赴攻克这个难关。为了掌握京剧声腔的特性,那段时间,闵惠芬在京、沪两地到处求教京剧名家,不但自己学唱,还仔细揣摩不同流派的区别。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她跨进了京剧的大门,并且用二胡录制了一大批京剧唱腔。……不久前,她从新华网的一篇《毛泽东遗物故事》中得知,毛泽东主席生前收藏着许多唱片和录音磁带。文中写到“在众多乐曲中,毛泽东更喜欢闵惠芬演奏的二胡曲。他生前特别喜欢听闵惠芬独奏的《逍遥津》、《斩黄袍》、《卧龙吊孝》、《连营寨》、《哭灵牌》等名曲。”她读后不禁泪水盈眶。

  我在遇上闵惠芬的时候,也不由得跟她聊起当年拍摄京剧唱腔“内片”的情形。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内片”是怎么回事。那是28年前,我奉命为毛泽东拍摄“内片”……

  1976年5月初,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内片”摄制组。我突然被任命为上海“内片”摄制组导演。

  当时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这一任命,不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的同事们都惊讶万分。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干将”、“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干校”度过3年,然后则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砖。这样的“臭老九”,怎么可能去拍摄“内片”呢?

  在当时,所谓“内片”,也就是保密性极高的影片。进入“内片”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接受任命之际,我理所当然提出自己的疑问。经过解释,这才明白,这些“内片”是“中央直接交办”的,是专为中央首长拍摄的娱乐性影片——代号为“文集内片”。

  当时,对“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在任务下达之后,必须在半个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

  上海一共成立了两个“文集内片”组。我所负责的这个组有50多名工作人员,赶拍《驯兽》以及京剧唱腔音乐。另一个组则拍摄京剧“旧戏”———才子佳人戏。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后来才知道,这些“内片”专供病重的毛泽东观看,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各成立“文集内片”组。

  后来才知道,我作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其原因是:为了确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办”的“文集内片”,必须挑选“手脚快”的导演。在诸导演之中,选中了我———因为我在同行之中向来有着“快手”之誉,不仅剧本写得快,拍摄影片也快。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日子里,我变成了“忙人”,兼编导于一身———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从1976年5月接受任务,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短短4个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由于“文集内片”的拍摄处于极端秘密之中,关于其中内幕,我只在1992年第二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见到齐英才的一篇回忆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齐英才原是著名京剧演员,当时担任上海内片组总负责人。

  他回忆道: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

  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迄今,我手头还保存着当年的一份“内片《驯兽》情况汇报”。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我除了把已经拍摄的内片完成收尾工作之外,又奉命写摄制小结。

  我在1976年9月22日写出摄制小结初稿,9月26日改出二稿。

  在我改定这份小结,过完国庆节休假后,便从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四人帮”被粉碎了!

  从此,我这个“臭老九”走上了新的电影创作之路,并在1980年捧得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奖杯……

  

  来源: 《往事》2004年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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