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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更新时间:2013-06-17 22:35:41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由于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已经最后内定解决方案,故21日国民党领导人决定迅速结束争论,就政治委员会的方案达成协议。会议主席胡汉民明确提出:“这次党内纠纷主要原因即在发见团刊之后,情感愈形险恶,但细察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有一个阴谋的党团。现在惟一的解决方法比较的照政治委员会草案甚为适当。”[123]结果,在 8月23日 的会议上,二中全会最终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拟定的《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决议同意共产党员对于与中共之关系,及其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仍“有守秘密之必要”,但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之活动通报于该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124]

  一届二中全会的结果,显然不是国民党中监委所期望的,甚至也与孙中山原先的设想有相当的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决议案一通过,中派(指孙中山等-引者注)显然感到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于是向全会提出还应该发布关于这一问题的训令以‘教育党员’。”结果,围绕着这个训令稿,又发生激烈争论,最终“中派”还是不得不做出妥协。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十分明显地是因为会议召开时,正好出现了极端不利于国民党的严重局面。这次大会开幕之际,恰好是得到港英支持的广州商团为要求释放因走私入境被扣押的军火公开准备全面罢市之时。广州的形势在会议进行期间相当紧张。会议闭幕当天,商团已拒绝孙中山的告诫,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随时可能爆发严重事变。显而易见,这种严峻的形势对孙中山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加上苏联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途中,会议自然不便通过公开谴责共产党人,和明令约束共产党员言行的决议。为了表示不偏不倚,孙中山甚至还发表演说严辞训斥了那些继续鼓噪的老国民党员,并下令开除了不听劝说,坚持公开组织反共活动的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125]

  不过,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不能满意。听说国民党二中全会仍旧通过了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之后,陈独秀当即召回了瞿秋白,斥责其“擅称代表”。瞿秋白虽依据鲍罗廷的解释再三说明这种做法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但中共中央仍以此为耻辱,并坚持认为瞿秋白等理应利用这种机会公开地向国民党右派展开进攻。[126]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报怨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给了我们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继续保持中派态度,他们既不能开除我们,又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反而利用反动派的压力和宣传来压制我们,鲍罗廷却要求我们向这种压力屈服,接受国民党的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我们虽然为此致电鲍罗廷,说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我们的坚定态度,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仍旧这样决定了下来。陈独秀显然对鲍罗廷最感失望。他在信中说:“象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经常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因此,我们“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127]

  

  孙中山的去世及影响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的伤害,毕竟只是形式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的不满很快就告一段落了。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批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弹劾案导致感情恶化而开始变得更尖锐了。在共产党人看来,尽管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决定了一些激进的政策,事实上孙中山的主要精力依旧是用在了军事和政治方面,一切还是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为中心。中共中央重新注意到当年马林的那些意见,进而开始强调革命不能依靠军阀,诉诸武力,而要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一切以宣传和组织群众为中心。他们因此把自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也都归结成是孙中山为维系政权、军队和北伐所造成的结果。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同水火。先是邵力子在上海遭右派国民党人痛殴,进一步又发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仁被国民党右翼打死,并使另外数人受伤的更为严重的情况。在广东方面,国民党掌控的机器工会与中共领导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国民党县长、工厂厂长乃至公安局长随意拘捕工农、阻禁罢工、妨碍成立工会或农团军等情况,也是经常发生。面对这种情势,眼见孙中山进一步公开支持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再度开始准备北伐,五月中执委扩大会议后决定要加强自身组织,并在国共合作中引入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明显地认为已经到了非把自己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不可的时候了。

  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国民党内动辄得咎的亲身经历有关。在共产党内部,广东的共产党人对鲍罗廷的意见应该说是最信服的,但谭平山也明确讲:只要共产党员仍然和国民党捆在一起,共产党就一事无成。他举例说: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参予镇压工人罢工,农民部长在工作时大抽其鸦片,你叫我们在工人部和农民部的党员怎么工作呢?我为此向中共中央多次报告过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的来信说得很坚决: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得同国民党中派一道去镇压罢工和压迫工人。当国民党中派领导人执意反对工农的时候,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工人部和农民部,同工人农民一道进行反对中派的斗争。而事实上,不要说退出国民党,就是要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谈何容易?他在10月举行的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向鲍罗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马上就遭到了鲍罗廷的反对。因为事情很明显,在俄国人看来,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最主要成就,就是成功地树立了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巨大影响。而他们很清楚,这种影响的造成,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众多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起作用,而不能只靠几个苏联顾问。因此,鲍罗廷明确表示:只要退出一个部,那就意味着退出国民党。而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取得的大量阵地都会白白丧失掉。但问题是,这些阵地是否真的具有实在的价值呢?谭平山对此颇表怀疑。他强调,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他抱怨说: 孙 博士同我们的韩麟符同志谈话时公开讲,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面前破坏国民党的威信,说什么国民党是一个不好的党。博士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可是,中国共产党人破坏了国民党的威信,结果陈独秀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还能够继续同国民党共事吗?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让他们去闯,不要管他们。国民党人, 包括 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产党,根本不想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难同国民党再继续合作下去。我要说,我们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国民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去,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不这样,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日益壮大,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倒退。即使国民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那里的民族革命顺利地实现了,但是共产党也垮台了,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压迫并不比资本家好些,可以说是毫无区别。[128]

  谭平山的说法,反映了相当多数共产党人这时对国共党内合作内心的困惑与不满。

  中共中央的态度远比广东共产党人更为强硬。在注意到鲍罗廷总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孙中山的做法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改变孙中山和国民党目前的错误方针,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要求苏联停止在军事方面为国民党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只要孙中山继续坚持他的军事方针,继续从与军阀的各种形式的联盟中寻找出路,他就绝不可能真正左转,国民党也不可能走向革命。到头来,苏联的“军事援助等于是在武装右派和中派来反对工人、农民和我们”。在参加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讨论之后,瞿秋白悄悄写信告诉鲍罗廷说:一些中共领导人甚至激烈地要求中共中央正式向共产国际控告您,“因为您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因为您一向不把中央放在眼里”。[129]

  为了设法抵制鲍罗廷的“错误路线”,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专门派高尚德前往广州坐阵,以便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同时还要瞿秋白打电报“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需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130]只是,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决定来得颇不是时候。由于这时广州商团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宣战,原本不赞成维系广东政权的共产党人马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也不得不站到国民党这边来。

  商团事件的发生,本与广州商界乃至相当多数市民对广东政府为维持庞大军政开支而征收苛捐杂税的积怨有关。再加上港英当局的挑拨和地方军阀作祟,广州商界领袖陈廉伯等由自行组织商民武装自保,渐至走到与政府公然对抗的地步。自其走私武器被扣之后,商团与广东政府之间的冲突更不能不日趋白热化了。面对广州政府可能被推翻的严重危险,共产党人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鲍罗廷说得好:“现政府尽管依靠的是军阀,但它比以沙面、香港和伦敦为靠山的陈廉伯政府要好些。在许崇智支持的现政府下面,我们仍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既定的必要的大量合法的工作。陈廉伯上了台,工会就将被消灭,我们的组织就将被消灭,我们自己也得转入地下”。[131]于是,要不要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维系广州政权的问题,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在得到首批苏联武器[132]之后,鲍罗廷立即推动孙中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将已经落入右翼军阀势力手中的广州政权夺回来,同时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联合的军事力量总司令,迅速发放武器武装工人和农民,随即展开了对商团的进攻。

  在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与警察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商团事件被一举平定了。这大概是孙中山去世前国共两党之间最值得提及的一次合作了。孙中山对此相当满意。事件的平定也缓和了鲍罗廷与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紧张的关系。过去,在政治委员会上,鲍罗廷提出的每一项激进的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几乎都会受到反对。国民党领导人很明白地告诉他,苏联许诺援助武器,至今未曾见到一枪一弹,既不援助武器,又怂恿国民党去到处得罪列强和国内各派势力,让人无法接受。而如今,这样的意见不见了。国民党不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消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商团武装,而且由于苏联公开提供武器来装备国民党的学生军,使广州附近心怀鬼胎的各派军阀一下子变得恭敬多了,孙中山第一次感到扬眉吐气了。

  10月23日 ,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成功地把曹锟赶下了台。他进而发出通电,呼吁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面对这一突发性事变,一向希望孙中山能够在北京发挥作用,一举成就中苏同盟关系的加拉罕力主孙中山应该接受邀请。鲍罗廷因此极力劝说孙中山北上进京。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却依旧是反对的。即使在商团事件发生以后,他们的观念也丝毫没有改变,依旧公开批评国民党,不相信任何政治路线或军事路线可能达成革命。他们声称:坚持军事行动和广州政权,只能不断地造成“战争、苛税、杂捐、开赌、拉夫……等等恶政”。“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得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党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133]在得知孙中山准备应冯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的消息后,他们的看法依然是:北京发生的一切并无特别意义,那不过是帝国主义美国决定抛弃吴佩孚,代之以冯玉祥,孙中山不应当到北京去与军阀们搞在一起。[134]总之,中共中央的心目中,革命只能按照俄国的方式,即通过动员宣传民众,最后以群众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任何通过政治妥协或依靠军队逐步打败对手的办法,都不能算是革命,而且必然带来腐败和对群众运动的反动。

  当然,中共中央的这种观点无论如何都过于机械了。孙中山对此不屑一顾,鲍罗廷更是积极推动孙中山北上。就连维经斯基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看法。毕竟,能有机会把革命的影响迅速扩散到全国范围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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