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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道顺:镶嵌、自主与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重建

更新时间:2005-04-15 15:03:13
作者: 葛道顺  

  单纯的收入性救济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排斥。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排斥是指不能分享大多数人拥有的机会。……还可以指缺乏进入正常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他认为,“‘尽可能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原则强烈要求社会政策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基础是提高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吉登斯,2002)。社会工作理论一般认为,增权并不是“赋予”案主权力,而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因为权力很少能被送到案主手中(Parsons、Jorgensen和Hernández,1994)。但潜能开发局限于个体微观层面,本文认为,从社会政策的逻辑看,除了激发案主的潜能,在宏观上社会政策更应该通过组织化、制度化、政治化等途径赋予可行能力。

  

  组织化增权

  

  兹佩曾经针对英国工厂关闭后失业的钢铁工人做研究,目的是比较他们十年之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他发现失业后再就业通常会经历的是收入减少,因为失去了年资,即使参加了就业训练,不足以帮助失业者重新恢复过去的收入与地位。情况最差的是转到其它低薪部门,很少的人能够得到高薪的工作。而能够向上流动进入其它高薪与专业部门的工作者,则是因为有亲友从事那些行业,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进修与就业信息。因此兹佩认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除了有助于就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之外,如职业训练和教育,政策制订者同时也要鼓励工作搜寻者运用社会网络和其它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甚至通过再教育的训练增加人力资本而得到提升(Zippay, 2001)。不难看出,再就业群体实现向上流动的案例十分稀少,其中的一个关键是适宜的社会网络能否被创造出来并被失业者成功使用。

  

  组织化增权是指具有同类特质、但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体加入自己人组织,形成自主,并将其嵌入到社会权力体系之中的过程。组织化可以给再就业困难群体带来以下效果。其一是组织化本身就是增权,法人的权利范围要比自然人宽泛的多,只是采取了组织的方式,再就业困难群体自所以无权,往往与他们彼此孤立有关。其二是组织化创造了其它增权方式的信道,如组织化能够减少再就业困难群体的信息不对称,组织能够获得更多的培训及再就业机会资源,等。其三是组织化提高了再就业困难群体的市场博弈能力。

  

  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对低保对象的增权始于组织化,组织起来就是增权,一个法人拥有比一个自然人更广泛的权利,如组织起来的法人即增添了平等的市场主体和民事主体权利。在试点中发现两个方面问题,其一是街道有关部门过度使用社员劳动力;其二是大部分社员缺乏必要的法律和市场知识,在有偿性劳务中不能维护报酬权利。试点计划相应开展了两类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培训,一是社区公共服务社各级管理者的政策培训。二是社员权利与创业培训。培训不仅迅速提高了各级管理者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而且增加了社员的权利和创业意识。课题组和工人村街道继续合作,在社员之间组织了不同类型的分社(经济互助合作小组),通过物业管理、家庭保洁、洗车等创业项目,帮助社员通过劳动互助和对外价格谈判获得增权的经验。

  

  制度关联

  

  武考克对社会资本和经济发展所做的系统性讨论,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他指出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其实需要从下而上,以及从上而下的合作连结,而能够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的良性循环。从下而上的发展就是草根的,需要社区组织或社会团体的公共政策参与,在这个层面上,越是有紧密的社会链接以及普遍的信任关系,则社会整合程度将越高,也更能建构有效地民主参与经济发展的决策。从上而下的关系则是指国家与社会两者都维持一定的自主性,能够引导并调和各种社会团体的需求,从而有效地执行政策(Michae Woolcock, 1998)。必须意识到,不管是从下而上的、还是从上而下的关系,武考克所强调的镶嵌和自主必然要求制度性的独立和衔接,也就是说无论是社区的凝聚整合,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协调,制度的镶嵌和自主是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从大连实验的思路看,如果进行再就业困难群体的身份重建,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政策设计仅仅作为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一部分,难以给这个群体提供足够的社会资本。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发展需要更大范围政策体系的包容。实证调查也发现,随着政策推广及其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发展,社区公共服务组织已经超出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的框架。作为再就业困难群体的社区组织,除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外,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还需要社区社工(Social Work)促进政策、社区推进第三部门发展制度、社区促进就业政策、社区整合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对社区管理方式的变革等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创新与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全面发展牵涉到城市基层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城市社区权力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直接相连。

  

  政治策略

  

  拉夫罗维奇指出,失业作为一种劳动惩罚手段,主要对垄断部门有利,而对竞争部分构成伤害。垄断部门得到了国家经济政策的保护,其中的劳动力通过与雇主趋向一致的垄断性的劳资协议也获得了垄断收益(Raffalovich,1990)。可见,竞争部门的劳动者被边缘化,也是政治选择的牺牲品。中国城镇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显性的。21世纪后半叶新中国城镇劳动者不同所有制身份界限森严是不争的事实,而其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高科技导向的市场重组迅速拉开了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距离。下岗大潮和再就业困难群体之落入“流动陷阱”与政治性的发展战略选择不无关系(刘福垣,2002)。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理论特别指出劳动力市场中成立的各种组织,如各种专业协会和联合工会的作用(Miller,1975)。这些组织有些是为“核心”服务的工具,有些则是反对“核心”的力量。分割理论认为这些组织对于劳动者的社会流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这些组织都倾向于为其成员谋福利。但实际上,只有核心部分的劳动力才能真正从中获益,边缘的或次级市场的劳动力即使成立一个缺乏政治支持的自我维权的组织,也可能同样是无力的。政治化策略是弱势群体自组织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组织如果能够成为弱势群体身份重建的一种组织信道而被政策推广,在意识形态和立法的高度调整资源配置,赋予弱势群体相应权利应该是政治策略选择,如依法赋予社区公共服务社法人权力和其它社会权利,使社区公共服务社能够成为弱势群体身份重建的政治组织基础。

  

  简短小结

  

  世界60亿人口中,28亿人,几乎一半,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因为缺乏资产,短期危机和社会分裂都将危害他们的实际生存(Thomas & Wolfe, 2001:p3)。而“资产是希望的具体形式”(Sherraden,1991),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已经成为全世界减贫的重要策略选择。其中特别需要关注地位、关系、权力等非经济性资产的公平再分配,这是因为借助非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得以产生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新的整合模式,解决经济资源的配置不当的问题。

  

  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实验的效果反映了不同“镶嵌”和“自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对弱势群体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其中,只有高整合、高链结的关系网络组合形式能够实现从个体博弈到组织博弈的转化,从而增强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才是符合发展意义的范式。

  

  在建立了基本的社会资本体系之后,金融性资产的注入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政策实验在2004年底通过公益机构的募捐接入了小项目发展基金,为广大社员创业提供金融性资产援助。相信政策实验的进展能够为该研究的预设提供新的佐证。

  

  参考文献:

  

  杨宜勇:“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调查”,载《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华夏出版社,2001。

  

  迈克尔•史乐山,“美国的资产建设: 政策创新与科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演讲稿(2005年1月25日),未公开发表。

  

  E. 巴弗尔德:《社会倒退的道德基础》,纽约自由出版社 1958。

  

  刘福垣:“失业率上升与发展战略有关”,http://www.yestock.com 2002, 2, 24。

  

  Sherraden, Michael, Assets and the Poor.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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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Macmillan, London, 1979.

  

  Parsons, R. J., Jorgensen, J. D., & Hernández, S. H.,1994,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Californi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Zippay, Allison,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Reclaiming Human Capit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ong Displaced Steelworkers,”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XXVIII(4): 99-119. 2001.

  

  Lawrence E. Raffalovich, Segmentation Theory,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Earning Inequality, i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9. 1990.

  

  Miller, S.M..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Current Sociology. 1975.

  

  Shapiro, Thomas, M. and Edward N. Wolfe, Assets for the poor: The Benefits of Spreading Asset Ownership. New Yor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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