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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华胜:“中俄结盟”为何缺乏现实可行性——基于两国关系历史和现实的考量

更新时间:2013-06-09 00:03:58
作者: 赵华胜  

  

  摘要 在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和地区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有观点提出以中俄结盟为战略应对。这一主张认为,中俄联盟能给中国带来一系列重大战略利益。不结盟原则对中俄结盟是现实的限制,但从理论上说,它不是不可逾越的门坎。结盟的正效应实际上不会有预期的高,而其可能的负效应会对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结盟论者对俄罗斯存在误判,一些立论是建立在不准确的判断之上。战略合作仍是现阶段中俄关系最适宜的形式。

  关键词 中俄关系 结盟 不结盟原则 战略合作

  

  一位俄罗斯学者在总结中俄关系的历史时发现,总是尝试不同形式的联盟是中俄关系的一大特点。①这一发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中俄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战略选择,中俄结盟也被提了出来。

  中俄结盟不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不是中国现行的官方政策。不过,对于中国外交来说,中俄是否结盟,是一个重大问题。它不仅将改变中俄关系,而且将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中俄若结盟,将触及中国不结盟原则的红线,又对中国外交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特别含义。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于中俄关系乃至中国外交来说都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中俄历史上的三次结盟

  

  中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正式结盟。

  1896年6月,中俄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称之为《中俄密约》。这是中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结盟。盟约由俄罗斯提议,它的防御对象是日本,期限为15年。从俄罗斯来说,它的主要意图在于获取进入中国东北的途径,取得在中国和远东与日本竞争的优势。从中国来说,其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遭受日本的欺凌,欲联俄以自保。1895年,俄罗斯联合法德两国,迫使日本把《马关条约》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也使中国对俄罗斯心存感激和期望。

  但联盟徒有虚名。1898年,俄罗斯迫使清朝政府租让旅顺。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俄罗斯出兵占领东北全境,并参与攻打北京,中俄盟友关系荡然无存。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是其主要战场,但中国保持中立,没有站在俄罗斯一边。

  根据《中俄密约》,俄罗斯得到了修建经中国东北到俄罗斯海参崴铁路的权力,这就是中东铁路。修建中东铁路是为了必要时俄罗斯可运送兵力和物资援助中国。但自这条铁路修好后,这一功能没有体现,反而成为中俄矛盾和冲突的渊源。两国曾在1929年因中东铁路发生局部战争,这是两国自民国以来最大的武装冲突,中国惨败。这一事件对远东形势造成了深远影响,也成为日本侵占东北的契机。中东铁路问题延宕半个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解决。

  1945年8月14日,中苏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中俄第二次正式结盟,有效期为30年。这次结盟以共同对日作战为背景,但在条约签署之时,日本已经投降。这一条约虽以友好和同盟为名,但用蒋介石的话说,条约既不是为了友好,也不是为了同盟。②苏联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确保蒙古从中国独立,并重新获取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中国政府的目的则是防止苏联在打败日本关东军后留在东北不走,同时希望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通过这一条约,苏联使中国正式承认蒙古独立,与中国共同拥有和经营中东铁路,享有使用大连港的特权和免除关税,并租借旅顺作为军港。国民党政府承认,在上述这些方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损害了中国的权益。③

  中俄第二次结盟同样是短命的。苏联在1950年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0年2月,苏联与新中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中俄第三次正式结盟,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结盟,条约为期30年。条约规定,两国不缔结任何反对对方的同盟,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活动,在一国遭受日本及其盟国侵略时,另一方将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尽管谈判的过程困难,但两国最终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根据达成的相关协定,苏联把中东铁路的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苏联将撤出在旅顺的海军基地,并将苏联在大连的财产转交中国。另外,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

  这次结盟与前两次有重大不同,它是一次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乃至意识形态的全面联盟。中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不过,尽管这次联盟持续的时间比前两次长久,但仍未能善始善终。到19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联盟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及至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两国相互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联盟关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1980年,在条约期满时,两国没有续约。

  中俄历史上的这三次结盟有一些共同特点。三次结盟的防御对象都是日本,即使是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已有两大阵营对立为大背景,但直接的目标也是日本可能的新侵略。中俄三次结盟都没有出现需要为对方参战的情况。抗美援朝战争不属于条约规定的情况。苏联曾在抗日战争初期支援中国,向中国提供了包括飞机、坦克、大炮等大量武器,上千名苏军飞行员以志愿者名义直接在中国与日军作战,两国是事实上的盟友,但当时中苏并没有正式的同盟关系。中俄三次结盟都为时不长,最长的也只有10年多,而最短的几乎诞生不久就即告夭折。三次结盟最后都是不欢而散,在期满之前即已解体,而解体的基本原因都是双边关系出现问题,而不是外部威胁消失。

  

  “中俄结盟”主张的浮现

  

  中俄结盟的主张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完全消失,但声音微弱,只是若隐若现。2012年前后,由于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大声疾呼,这种主张开始在舆论中流传。

  按照持中俄结盟主张学者的判断,中俄结盟存在着现实可能。中俄两国都无法加入西方阵营,美国不可能接受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为盟友。这堵死了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联盟的道路。同时,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俄都面临着战略合作关系弱化和国际压力国内化的威胁,这增加了中俄以结盟应对美国新战略的需求。从中俄双边关系来看,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对于俄罗斯来说,在普京2012年再次就任总统后,它面临着比过去更大的战略压力。西方对普京不抱希望,认定俄罗斯在普京任内将是“更坏”的国家,将加大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没有比与中国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此外,俄罗斯在积极走向东方,中俄结盟有助于俄罗斯在东亚的存在。根据结盟论的观点,中俄结盟对中国有重大利益。

  其一,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不断增强。中美结构性矛盾、中日的地区结构性矛盾呈现尖锐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结盟的需求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需要与战略利益相同的国家结为同盟,特别是有实力的大国,以减轻国际压力。

  其二,没有盟友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主导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国际结构正在向着中美两极结构发展。对于这种前景,中国不应惧怕,而应努力争取。与俄罗斯结盟有助于实现这种可能,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两极之一的最好途径。

  其三,中俄结盟还将防止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现1∶4的局面(中国对美英法俄),为形成争取法国中立的2∶2(中俄∶美英)结构奠定基础。

  其四,中俄结盟可维护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在远东地区仍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远东和平的积极作用。美国有退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倾向,中俄结盟可以阻止这种倾向的发展,确保雅尔塔体系在远东继续发挥作用。

  结盟论者认为,中俄结盟不会实质性改变大国关系性质,不会加剧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太可能形成中俄与美日的对抗局面。结盟不是新冷战,而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行为,它与冷战思维没有必然联系。由于中国在军事实力上没有超出俄罗斯,中俄同盟将不是主从型同盟,双方都不会受到压制,但客观上实力对比将向中国倾斜,中国是联盟中的强者。中俄联盟将形成的是盟友而不是朋友关系,维系它的基础是利益而不是感情。因此,“诚信”不是主要问题,只要共同利益存在,联盟就可以持续。中国也不必担心因结盟被迫卷入战争。俄罗斯的核武器足以防止大战,而小规模战争俄罗斯有能力应对,无需中国支持。最后,在不结盟政策问题上,结盟论者认为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因为不结盟不是中国的一贯政策,也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不结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读,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不是不结盟,而是独立自主。④

  

  对“新结盟”环境和条件的分析判断

  

  中俄结盟论的出现不是凭空而来,它有特定的政治氛围和历史环境。或者说,自196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中俄结盟的政治和现实环境。

  所谓政治氛围,是指中俄关系达到和保持着高水平的友好与合作,使结盟具有了政治基础;所谓现实环境,是指两国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相互支持的结构性需求,使结盟具有了客观条件。

  中俄关系达到了高水平,两国官方都认为,现在是中俄关系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当然,对于这一判断,可以提出许多问题。

  中国和俄罗斯在17世纪初期开始正式接触,迄今将近400年的历史。中俄在1689年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这被视为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开始,迄今也有300多年。在这全部300多年的历史中,1950年代是中俄友好与合作的最高峰。与之相比,现在的中俄关系在诸多方面有所不及。

  在中俄民众之间,已不复有1950年代那种热烈的友好感情和浓厚的兄弟之谊。就此而言,现在的中俄关系不如1950年代。不仅如此,现在的中俄关系时常受到民间问题的困扰。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民意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低级政治”对“高级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中俄民间出现的问题很容易对两国关系造成政治冲击。例如2009年俄罗斯军舰击沉“新星号”货轮,造成7名中国船员死亡;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使大量中国商人蒙受巨大损失。这两个事件都在中国民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应。

  1950年代,两国相互保持着最佳的国家形象,“莫斯科—北京”的歌声深入人心。现在中俄相互的国家形象则复杂得多。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形象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把对方当成友好国家的,也有把对方当成威胁的。两国都有对中俄关系持怀疑态度的舆论,存在着相互不了解和误解。

  在经济领域,中俄的利益融合显然也不及1950年代深。如果说现在中俄在政治关系上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经济关系上却不能这么说,“经济落后于政治”一直是中俄关系中的问题。经济上的深度融合较为困难,俄罗斯担心过度的经济融合会使它变成中国经济的附庸。

  尽管存在着这些不足,但认为现在的中俄关系为历史最好仍是有理由的。

  中俄完全解决了边界问题和领土问题。在中俄关系中,边界和领土争端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没有一个问题比它更持久地影响过两国关系,它是两国关系不和与冲突的渊薮。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把中苏推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对此两国都记忆深刻。中俄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艰辛和漫长,历经无数挫折反复。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不说是中俄关系的历史性突破。2001年,中俄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宣布相互没有领土要求,这根除了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隐患,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创造了重大条件。

  现在的中俄关系以平等为基础,这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从没有过的。从中国的观点看来,过去中俄关系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平等。即使是在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也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兄弟。毛泽东与苏联决裂,原因之一是不能忍受不平等的地位。1989年,邓小平在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说,中俄关系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同样,俄罗斯也是自尊心十分强烈和敏感的民族,从内心里不能接受对方居高临下的地位。所以,平等对于中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俄关系好于以往的重大特征。

  中俄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就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现在的中俄伙伴不如1950年代。但是,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是建立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关系基础上,中苏不仅是国家间的同盟,也是意识形态的同盟。在许多情况下,意识形态利益代替了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原则代替了国家关系准则,意识形态逻辑代替了国际关系逻辑。事实证明,它的结果是悲剧性的。现在的中俄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一方面,两国关系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中俄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它不应成为两国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现实的国家利益基础上,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人将之批评为“没有爱情的婚姻”,但对国家关系来说,这种“婚姻”可能更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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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5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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