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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更新时间:2013-06-05 23:06:31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印象之一:锐意求新,但尚有欠缺

  

  听到陈永发教授的名字,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在和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的通信中,得知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在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写中共抗战时期的历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概是在1986年,范教授寄来了这本他十分推崇的著作:《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陈永发教授出版的这本书,给史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往西方的中共史研究著作,通常以讨论中共上层的权力消长和路线方针为主,陈教授的这本厚达690页的著作,却着眼于中共在传统乡村中的作用与反应,深入地探讨了抗战期间中共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的复杂情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极具新意,且有相当说服力的关于当时历史场景的描述。它获得当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有关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应当说是当之无愧的。

  陈永发教授的第二本书,即他用中文在台湾出版的《延安的阴影》,笔者是1992年在美国看到的。这本书同样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有关延安整风的情况,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得不少,系统的研究却鲜有人做。他不仅抓住了这个十分重要的题目,而且深入了进去,做得很有特色,再度显示了其治史的深厚功力。

  几年前,已听说陈永发教授开始根据吴大猷先生的意见,与刘广京、张玉法两先生共同编写一套专门写给年轻人读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陈教授主笔“中共篇”。既然是写给年轻人读的,自然要通俗、简明,提纲挈领,字数尤其要少而精,以他20年来研究中共专史的功夫和经验,写成这样一部小书,自然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不期然,8年过去,他竟然再度推出一部厚达1000余页的大著出来,直逼当年台湾中共史权威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鸿篇巨制了。[1]

  以个人力量写成一部中共通史,这在台湾似已成为一种“传统”,但其难度之大,对写史者各方面的知识、训练,特别是对其掌握资料要求之高,却未必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在大陆中共史研究尚未开放,海内外相关档案资料还十分有限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要凭借台湾所藏中共历史文献,出版几部中共史著作,虽然缺漏错讹在所难免,但也必有些许新意,总是聊胜于无。记得笔者当年初涉中共历史,就曾津津有味地翻阅过郭华伦、王健民、司马璐等几位先生的中共史大作,从中有所受益。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共史研究早已越过了从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著作中汲取知识的年代了。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欧美,无论是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开放,中共史研究较之当年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这十年来,中共史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郭华伦、王健民他们那个30年(1920-1949)史的范围,更多的已经转向了后40年(1949-199?)的研究,这就使得任何以个人的力量来编写一部中共通史的努力,变得益加困难。正因为如此,当笔者听说陈教授正在把他那个10万字左右的小书扩展成一部通史之际,第一个感觉就是担心。

  陈教授的勤奋与刻苦大概鲜有人能够企及,但他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快手”。[2]他写《Making Revolution》,研究抗战8年期间中共在华东、华中根据地的历史,用了10年时间;写《延安的阴影》,研究延安一个地区3年左右的整风运动史,也断断续续用了七八年时间[3]。可想而知,同样用8年时间,要想写出一部高质量,且具有相当新意的中共70年史,岂是易事?

  凡是读过陈教授第一本书的读者,当然记得,他的这本书,除了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视角以外,尤其重要的是,其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的文献及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并辅之以一定数量的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很少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征引及参考资料多达650余种,直接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仅80余种,80%以上的资料是其他人很少利用,甚至是作者独自发掘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或回忆资料。也正因为如此,该书才会新意迭出,让人刮目相看。

  在这方面,陈教授的第二本书似乎稍有欠缺。再加上作者对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深入研究不够,对其“谋略”有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难免对一些史实的判断有所失误。[4]但严格来说,作者在书后开列的140余种中文文献中,属于今人研究成果者,不足40种,仍有将近60%左右的资料还是作者首次深入研究和利用的。因此,该书的新意,明显地也还是建立在作者发掘和掌握的相当数量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的。

  读过其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以下简称陈书),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相对就更薄弱一些了。写通史,要通才。通常写通史者多为集体,而鲜有个人,也正是因为靠个人功力将所有方面通下来,大不易。看得出,陈书走的是捷径,即主要借助于现有的各方面研究成果。根据书末标明的征引及参考书目统计,全书利用各类资料约900种,属于第一手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者,仅为230余种,70%以上利用的是今人已经发表的各种研究成果,与他前此出版的两种著作的情况恰好相反。这对于陈书而言,很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当在较多地利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和写作。考虑到自郭华伦、王健民以后,台湾再不曾出版过能够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中共通史著作,利用各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编写一部比较通俗的中共通史,像吴大猷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提供给台湾有大学程度的普通读者,也确实是很必要的。但问题在于,陈书的写作离开了当初的设想,它目前的定位并不在给台湾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一段脉胳清晰的中共史知识,而是着重于理性的分析与总结,这对于缺少专业训练的读者来说,似乎显得艰深了些。

  陈书以其目前的形式,多半只能给像笔者这样的一些专门家来读。既然主要是写给专家看,就有必要考虑专家们已有的知识结构。可以肯定,陈书从立意、架构到议论,都是锐意求新,对中共史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的视角也很独特,但太多地利用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注定了会在主要史实的组织和叙述方面,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管这些成果来自大陆、香港,还是美国,也不论它们注重于赞扬,还是揭露,对研究它的专家是一样的。况且这种通史的写法又束缚了作者像他过去写第一本书时那样变换新的研究角度,从而使陈书能够提供给专家们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新情况和新知识显得不那么丰富。尽管笔者十分钦佩陈书的诸多议论,但花了两周的时间读完了陈书后,笔者还是留下了这个多少有些遗憾的印象。

  

  印象之二:研究深入,但着力不均

  

  过多地借助现有成果来研究,还会产生一种负作用,那就是对于有些作者研究比较深入,或者现有成果比较成熟的问题,可能写得很精彩,而对那些作者不十分熟悉,或者瑞有成果较少较浅的问题,议论时就可能经不起推敲。原因很简单,现有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着此厚彼薄、深度不一和青黄不接的情况,如果作者搜集到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对手头掌握的研究成果又阅读不细或理解不透,一旦于不经意中把它们嫁接到自己的成果中来,就很容易出错。陈书就有这样的情况。

  陈书中有些错误大概是手边缺少工具书,或写作时不仔细造成的。比如97页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曾“先后前往日本和英国留学”(其实未去过英国);第278页称1934年毛被“撤除”“政治局委员”一职(无其事);300页说1936年3月“中共首先和东北军的王以哲师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应是王以哲军);310页说1937年中共“加速改组陕甘宁共军国民政府新编第八路军”(措辞有误,应为加速改组红军为……,且第八路军并非“新编”军);353页说1935年朱理治等以肃反的形式“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等数十人”(刘志丹1936年死于东渡黄河作战);355页说王明1937年回国后“把周恩来、秦邦宪和王稼祥(国际派)三人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另由同机陪同他返国的陈云和康生递补”(无其事);707页说“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收款”是将“生产所得直接用于投资,而不归农民分配享用”(应是指银行强行收回贷款);716页说毛于1962年开除了彭德怀的中央委员一职(彭从未被开除中委);742页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苏“终于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从未断交);846页说1991年5月“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是在女儿家);915页称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终于出面发表公开讲话了”(无其事);916页说5月19日清晨“赵紫阳和李鹏又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无李鹏);995页称从1927年到1935年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至少改变了四次,“最先是瞿秋白,后来依次是苏兆征和向忠发,再后来是博古”(没有苏兆征)。

  陈书中另外有些错误多半是所据资料出处不同,最后定稿时过于匆忙,没有认真通读检查造成的。比如对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人数的说法,106页说“共有300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176页却说“有1000余工人遭到死难,2000余人被捕,6000余人失业”。如对1927年武汉政府解散工人纠察队问题,108页上面说6月汪精卫就“要求中共交出工人武器并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共不得不委屈求全,下面却又说7月15日汪才“要求中共交出工人纠察队武装”。如对1927年秋收起义后所剩武装人数,211页说毛当时率“残部约1000人”另谋出路,223页却说毛当时“率领1500的残余人马南下逃窜”。又如对国共关系破裂前后的中共党员人数,211页说“党员的人数从60000锐减为10000”,226页就变成了“党员的数量由40000陡减为10000”。如对毛泽东1943年取得的最后决定权的内容,286页说是“取得思想、组织、政策、战略、军事五大方面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377页却是“举凡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方面的重大问题,都由其决定”。再如对1934年江西红一方面军突围人数,289页说“有86000人之众”,291页则成了“在7万战斗部队之外,又有机关人员9千和民夫5千随行?。(这里数字的使用不规范-引者注)另外,对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甘北会师时的人数,290页说“合计不到两万人”,295-296页则说二方面军不到一万人,四方面军有万余人,仅此两部就已经在两万人上下了。又对1958年的农业生产,686页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丰年”,696页又说“其实,1958年的农业生产只比1957年多了几个百分点而已”。关于彭德怀1959年的意见书,709页变成了两封,称有一封“用词尖锐,语多讥讽的意见书”批评人民公社的,还有“一封私人意见书”,批评毛泽东不民主。再者,816页说1976年4月4日深夜华国锋派人移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并驱散群众,但群众拒绝散去,“经过12小时的对峙之后,中共中央乘夜幕低垂,动员十万民兵和工人,配合警察,以棍棒进行强制驱离和逮捕群众。”既为“深夜”行动,说群众对峙12小时,当是5日正午,如何又“乘夜幕低垂”?还有,901页说1984年底中共决定废止价格双轨制度,让全部产品价格自由化,904页则说1984年“冬天,官方废止官定价格不成,又恢复了一些重要商品的官价,形成价格双轨制度”。

  陈书在述及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方面的问题时出现的一些错误,也能够其显示依靠二手资料研究的缺点。如367页说“1940年6月,希特勒悍然发动对苏战争,一时势如破竹,苏联失地千里,四个月后,便被迫通知国民政府无力继续军事援助。”(众所周知,苏德战争爆发是在1941年6月)又如532页称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时,因史达林未到车站迎接,“有遭轻视之感”(史达林从不到车站迎接外宾);说毛泽东“暗示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的话,严重冒犯了史达林,以致史达林把他冰冻在莫斯科郊外的角落里,不闻不问达半个月之久”(实际上毛未与苏联领导人晤谈只有四五天时间,且与外蒙古的话题无关);说当时谈好苏联提供4亿卢布贷款,后因卢布贬值,中共实际只得到了3亿(谈的是美元,并非卢布,且谈的就是3亿);说“毛泽东在1950年3月上旬返抵北京。……三个月后,美国宣布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范围之内,北韩的金日成利用此一表示,迅速得到史达林的支持,于是不顾毛泽东有攻打台湾的心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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