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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在史料的丛林中──读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更新时间:2013-06-05 23:04:22
作者: 高华 (进入专栏)  

  

  一

  

  中共革命为二十世纪的重大现象,近代以来,出版业渐趋发达,在30-40年代就已有许多有关中共革命问题的论述问世,如今这些资料已可由学者自由使用。1979年后,国内政局朝开明方向发展,官方已陆续出版大量资料。与一般理解相反,目前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既有中共历史文件的正式刊印,又有大批回忆资料的出版。从数量上讲,近20年来,这类史料和论着,已到了车载船运、汗牛充栋的程度,以致有学人感叹有消化不了之虞。

  “消化”问题即史料研读和判断的问题,此为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关键。80年代后,大陆虽陆续开放史料,但许多重要史料迄今仍束于秘阁,已开放的各类史料和出版的文字大多又零碎、缺少系统性;资料有真伪之分,有的并非有意造假,而是由其他各种复杂原因所造成。学者如何对各类资料加以鉴别并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以辨别真伪,并将这些资料融会贯通、加以运用,这都是治中共史学者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棘手问题。

  暮冬时分,我读到陈永发教授的新着《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细细读毕,深感这是一部多年少见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历史问题的力作。陈着是中国人站在民间立场,跳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束缚,以个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第一部大型私人历史著作。陈教授以精深的学养,从容驾驭如此宏大的题目,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对70年中共革命条分缕析,卓然成一家之言。但陈着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个别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

  

  二

  

  在当今华语世界内,陈教授可称得上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之一,陈着《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重视使用大陆的资料,在该书中,大陆资料的使用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资料。陈着除运用了大陆出版的第一手的档案文件外,也充分利用了大陆学者的研究论着以及大陆出版的各类回忆资料。总体说来,陈着在资料选用上是慎重的,但也有个别疏忽。在陈着的参考书目中列有前几年大陆流行的小说《天怒:反贪局在行动》,此书非严肃著作,对学术研究而言,似无价值。

  研究中共革命,大陆方面的资料肯定是主体。近20年来,大陆有关权威机构已陆续编纂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论着,虽然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资料编排和史实叙述方面也有所取舍,但基本已杜绝了以往改写、编造历史的现象,所以这些资料经分析、判别后,是完全可以使用的。然而问题还是有的,由于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还存有许多禁忌,历史上许多关键问题的资料至今还未全面公开,所以研究者仍需小心。

  1930年代初期发生在江西苏区的“肃AB团”事件,是一个牵涉到毛泽东个人责任的重大事件。80年代后,在撇开毛泽东责任的前提下,大陆的党史编纂学对此问题已有新解释,但“肃AB团”具体受害者的数目并未正式公布。然而,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及8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学界一度十分活跃,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个别权威机构曾出版了有关中共党史的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后却没有收入到官方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文集》里。

  在这些被官方文件汇编舍弃未收的文献中,就有毛泽东对“肃AB团”死亡人数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1930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就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1。

  对于“肃AB团”死亡者的数目,大陆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教授曾在80年代初的两次讲话中提及。1980年12月10日,廖盖隆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2 1981年9月23日,廖盖隆又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3毛泽东在1930年12月提到的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尚不包括1931年4月后,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重开杀戒,捕杀“AB团”牺牲者的数目。因此,即使用毛泽东当年说的数字和廖盖隆在80年代初提供的数字,“肃AB团”死亡者人数也不是陈着中所说的500人,陈着且没有提供这数字的资料来源4。

  对中共江西时期的研究在台湾进行的最早,盖因1934年末,国民党军队攻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后掳获到大批中共史料。80年代后,大陆学者戴向青、蒋伯英等长期搜集散失在江西、福建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史料,编有若干史料集,并写有研究论着,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受压的情况,历史资料与道听途说有很大的区别。毛在1931年11月后确实开始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排挤,但毛受压的具体情况则比较复杂,并非像毛掌权以后所说的那样。在1931-34年的几年中,毛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在党内也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着说毛因查田运动失败被国际派撤除其政治局委员一职,这并非事实5。

  江西时期,中央苏区的经济因战争环境、国民党军的封锁以及国际派厉行极左政策而极端困难,此时中共还未学会动员部队、机关生产自救一套方法,在农民耕作方面,也还是沿用传统方式。陈着说“中共从江西时期以来,为鼓励农民成立集体组织,总是在资金、技术和化肥等方面对其提供种种优惠措施……”6,在这段话之后,又有“到延安时期”一语,致使产生疑问:在瑞金时期,农民耕作何来“化肥”?

  

  三

  

  从治史者的角度看,历史年代、数字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从事文学、哲学等研究或许不必注意某些具体的时间和日期,但研究历史则必须注意这些细节。

  陈着在这方面有一些小疵,或者是因为校看不慎,有些可能是疏忽大意所致。例如: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多万平方公里,不是700多万平方公里(如果依照蒋氏父子时代国民党的说法,加上外蒙古的面积,中国的国土面积应是1,000万余平方公里)7;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于1935年10月1日的巴黎《救国报》,而非发表于1935年8月1日8;新四军成立的时间是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不是陈着所言的1937年初9;新四军政委项英遇难是在1941年3月13日,并非1941年5月10;苏德战争爆发于1941年6月22日,而非1940年6月11。在书中所附的照片说明也有个别错误,例如:第484页上的照片是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参加者的合影,说明中误为“1945年2月中共七中全会出席者的合影”。再如:整风运动中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日期是1942年10月,而非1941年10月12;张闻天在1942年初离延安前往晋西北调查,而非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才离延安13;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是1957年11月,而非1958年14。陈着说,50年代大陆最流行的话剧是《霓虹灯下的哨兵》15,这也不确,该剧于1963年创作,走红于1963-66年初。

  陈着中还有一些可能是对史料研判不够所导致的错误。在中共党史中,尤其在中共西北地区党史中,陜北肃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陜北肃反问题是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陈着中对陜北肃反有很客观的叙述,但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却弄成了大错。陈着说,朱理治等滥施肃反,“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数十人”16,事实是刘志丹当时只是被囚押,并未被处死,刘志丹阵亡于1936年的东征之役。有关刘志丹和西北党史的资料并不难寻,若稍加留心,是可避免这个史家最忌怕的“硬伤”的。

  关于丁玲在延安的情况也有大量的资料予以反映,不仅有当年的历史文献可查,丁玲在80年代还写有很详细的回忆文章,丁玲的丈夫陈明和她当年的同事黎辛,在80-90年代均写有十分有价值的回忆材料。1941年5月,丁玲被博古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办文艺栏,陈着却误将《解放日报》错成《人民日报》17。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创办于1946年5月。

  有关彭德怀、70年代的中苏关系和60年代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十年来已有各类研究专着问世,如果仔细阅读,就不致得出彭德怀在1962年被开除中委身份的结论18。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官,但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此之后,他依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惯例,以请假方式停止出席中共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但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身份一直未被正式剥夺,直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新见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没有彭的名字,彭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才算正式终止。

  中苏关系在60年代初公开破裂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两党关系在1966年文革前夕因毛泽东拒绝派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而事实中断,但是,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存在,即使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武装冲突,中苏外交关系也一天未中断。因此,陈着中有关文革爆发导致两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的说法不实19。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是毛泽东当年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其背后确实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是取消军衔并没有改变军队内部的基本建构,军队内原有的干部级别和工资待遇制度一如往常,所以“在军队内部恢复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度”20一说不是事实。

  在中共党史全盘研究中,中共组织沿革研究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近十多年来,大陆有关机构已开展了对中共组织史的全面调查和研究,有关成果已陆续出版,虽然阅读范围有所限制,但亦不是完全不能看到。据笔者所知,海外某些研究单位就收藏有数量不少的中共组织史资料集。在中共组织沿革中,中共中央东南局是一个存在时间不长的机构。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项英就三年游击战争作的总结报告,并专题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议项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即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1938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分局成立会议,在党的隶属关系上,东南分局受延安和中共长江局双重领导。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中共中央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有关东南分局─东南局─华中局的沿革,在不少资料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叙述,陈着中有关王明“把东南局变为分局,由他直接指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21。

  

  四

  

  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中,由认识的差异而引发歧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一般均被视为观点和解释体系的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但是有些情况则不属于这个范围,因为在这类叙述中,判断建立的基础存在着资料掌握和认识方面的缺陷。换言之,维系判断的依据或是不正确的材料,或是作者超越资料基础作的主观推测,而这些主观推测又脱离了总体事实或总体事实的基本方向。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海峡两边的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个问题。陈教授对中共历史上的延安时期素有研究,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活动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然而在《中国共产革命 七十年》中涉及延安时期的个别论述却出现了差错。

  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史料,迄今开放仍十分有限,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记录,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基本都没开放,但是某些权威机构利用上述资料编写了若干著作,包括具有工具书性质的论着,却为研究者了解毛在整风期间的活动提供了一些线索。《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在编辑方针上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凡与毛的官方解释有所不合的资料均已被排除,但据笔者仔细研读,却发现该年谱收入了大量珍贵史料,编者的态度也十分认真。《毛年谱》尽管在编排上存在着不够全面的缺点,但对研究者仍有重要价值。

  陈教授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运用了《毛年谱》中的资料,可是又出于史家的谨慎,使用该书的频率较低,笔者完全理解陈教授的担心,但是过份的谨慎也会带来问题。

  关于1943年9月开始的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以清算中共历史上“路线错误”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在陈着中有很好的描述。毛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其要点在《毛泽东年谱》中有简略的反映,其他资料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对此都有说明。所以可以肯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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